患者男，47岁，间断咳嗽、咳痰2年，加重伴右侧胸痛、血痰3个月入院。患者入院前2年（2014年）出现咳嗽、咳白痰、轻微胸痛，查胸部CT提示右上肺2 cm×2 cm圆形低密度结节，未治疗，两周后症状缓解。入院前3个月奔跑追赶机动车后出现咳嗽、咳白黏痰、胸痛，咯暗红色血痰。体检未发现异常。白细胞计数正常，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 42.61%，胸部CT示右上肺结节3.4 cm×3.3 cm，较前增大。双肺多发斑片影，以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为重，病变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入院后行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穿刺标本细菌、真菌及抗酸染色均阴性，HE染色可见纤维板层样的囊壁，壁内多发细粒棘球绦虫头节，囊壁外侧为纤维素样坏死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诊断肺包虫病，建议抗包虫治疗，患者因无自觉症状，未服药物。已随访5年，复查CT肺内团块影缩小。

泡型包虫病是一种具有潜在致死性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在人体中最主要的受累器官为肝脏。其中发生颅脑转移者罕见，一旦发生则难以与其他颅内占位性病变相鉴别，若未能及时、正确诊治，可导致患者的预后不良。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报道，对脑泡型包虫病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征以及治疗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不同的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在离体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ELRA)术治疗肝泡型包虫病(AE)中的应用。方法:研究对象是2010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ELRA治疗的88例终末期肝AE受者。根据术中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的不同分为3组：A组(自体血管重建组，50例)；B组(肝后下腔静脉替换组，31例)；C组(肝后下腔静脉切除不重建组，7例)，分析比较各组受者术后并发症、术后住院天数、总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等资料。结果:三组手术时间分别为16.32±3.20 h、15.99±3.32 h和16.86±4.18 h( P>0.05)，无肝期时间分别是(398.48±104.12)min、(389.41±135.25)min和(337.43±108.65)min( 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三组受者术后平均住院天数分别是(30.64±18.54)d、(25.94±16.37)d和(51.29±29.43)d(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组受者术后住院天数明显少于A、C组。A、B两组中术后下腔静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0.0 %和9.7 %。9例受者术后出现下腔静脉狭窄，4例形成血栓，B组受者中均未见下腔静脉狭窄情况。 结论:ELRA中肝后下腔静脉的重建方式应根据切除病灶后血管壁的缺损程度而适当选择。

目的:探讨西藏地区儿童肝囊型包虫病临床诊治。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行开腹内囊摘除+外囊次全切除术的50例儿童肝囊型包虫病及50例成人肝囊肿型包虫病的临床资料，其中儿童组男22例，女28例，年龄为(9.7±3.1)岁；成人组男21例，女29例，年龄为(42.6±14.4)岁。对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平均病灶数量、术中发现囊腔感染和胆瘘、术后胆漏、切口感染率、残腔感染率、术后带管出院率、术后住院时间及复发率等指标进行总结分析。结果:儿童组与成人组比较，病灶的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既往包虫病史和合并胆囊结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发现囊腔感染和胆瘘、术后胆漏、切口感染率、术后带管出院率、复发率及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儿童组显著小于成人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内囊摘除+外囊次全切除术是当前边远地区基层医院治疗儿童肝囊型包虫病的适宜方式。

目的:探讨不同电压纳秒刀消融大鼠肝泡型包虫对外周血中自然杀伤(NK)细胞、自然杀伤T(NKT)细胞及T淋巴细胞的影响。方法:将32只10周龄健康雌性SD大鼠按每组8只随机分为模型组和低电压组(1 000V)、中电压组(1 500V)、高电压组(2 000V)三个模型治疗组。对4组大鼠采用选择性肝左门静脉注入浓度为500个/100 μl多房棘球蚴头节悬液100 μl，建立大鼠肝左叶泡型包虫病模型。建模3个月后对低电压组、中电压组、高电压组大鼠肝左叶泡型包虫病灶行不同电压的纳秒脉冲治疗。治疗后第3天采用流式细胞仪对4组大鼠外周血中CD 3＋T、CD 4＋T、CD 8＋T、NK、NKT进行检测，并计算CD 4＋T与CD 8＋T的比值。 结果:高电压组和中电压组大鼠外周血CD 3＋T细胞比例分别为(62.08±2.75)%和(63.84±7.73)%，均高于低电压组(55.19±8.55)%及模型组(54.76±8.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 4＋T细胞比例在高电压组为(43.70±6.51)%，高于中电压组(38.82±5.47)%、低电压组(37.31±6.96)%及模型组(38.12±3.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 8＋T细胞比例高电压组为(20.03±2.40)%、中电压组(21.22±1.74)%、低电压组(19.00±3.06)%、模型组(20.56±3.98)%，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高电压组NK细胞比例为(6.49±1.60)%高于中电压组(3.02±0.32)%、低电压组(3.42±0.91)%及模型组(3.44±0.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NKT细胞比例在高电压组为(1.53±0.16)%亦高于中电压组(0.82±0.09)%、低电压组(0.70±0.17)%及模型组(0.78±0.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 4＋T/CD 8＋T比值高电压组(2.26±0.65)高于中电压组(1.90±0.40)、低电压组(1.98±0.37)及模型组(2.06±0.3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纳秒刀消融大鼠肝泡型包虫选用高电压(2 000V)较中电压(1 500V)、低电压(1 000V)可增加外周血中T、NK、NKT细胞，纳秒刀消融肝泡型包虫可能引起机体免疫应答反应。

泡型包虫病的手术治疗方式包括根治性切除（根治性肝切除术）、姑息性切除（姑息性肝切除术）、自体及异体肝移植术。根治性肝切除术是泡型包虫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因泡型包虫病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了根治性切除机会。姑息性肝切除术治疗泡型包虫病，其预后与残余病灶体积有关；切除90%以上病灶，并持续服用阿苯达唑者疗效几乎与根治性切除相当。对于已无法切除且无脑转移的泡型包虫病患者，可行同种异体或自体肝移植术，并于术后持续服用阿苯达唑治疗。本文对泡型包虫病手术治疗的现状与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泡型包虫病的正确术式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时空数据的丰富，贝叶斯时空模型得到了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其运用到传染病空间流行病学研究中。包虫病作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一种全球性自然疫源性疾病，其流行过程复杂，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贝叶斯时空模型为包虫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建模不仅可以分析其影响因素，还可以进行流行趋势预测和疾病分布制图，对包虫病的公共卫生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综合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贝叶斯时空模型的原理、类型及其在包虫病中的应用现状进行阐述。

包虫病（echinococcosis）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流行性寄生虫疾病，人感染棘球绦虫的幼虫致病，也称棘球蚴病（hydatid disease），肝脏和肺脏是最易被侵犯的器官。曲霉菌是一种腐生性真菌，曲霉菌感染常见于免疫缺陷的患者，肺包虫病合并曲霉菌感染在免疫功能正常的患者中非常罕见，在中外文献中均为个案报道。现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1例免疫功能正常、无其他伴随疾病的双侧孤立性肺包虫病合并曲霉菌感染病例报道如下，并结合中外文献进行文献复习，为这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儿童肺包虫外囊完整切除术的手术治疗效果。方法:选取2013年4月至2019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单纯性无破裂感染肺包虫病96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51例，女45例；平均年龄为6.6岁，范围为3~14岁。胸部X线片及CT检查结果显示：右肺包虫54例(上叶23例、中叶9例、下叶22例)，左肺包虫42例(上叶20例、下叶22例)。根据术式的不同将患儿分为：外囊完整切除术组(A组)、内囊完整摘除术组(B组)、穿刺内囊摘除术组(C组)、肺楔形内外囊切除术组(D组)，对比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带管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和复发率。结果:术后没有支气管胸膜漏及包虫复发的情况。A组和D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带管时间和住院时间明显少于B和C组( P<0.05)；A组和D组的气胸、胸腔积液、残腔积液感染、肺不张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少于B组和C组( P<0.05)。 结论:肺包虫外囊完整切除术术后并发症及复发率极低，避免了正常肺组织的切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根治性术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多模态影像融合导航肝切除治疗复杂性泡型肝包虫病的临床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肝胆外二科通过术前肝脏三维重建，联合术中实时多影像融合介入导航系统，实时引导肝实质离断平面行肝切除术治疗的复杂泡型肝包虫病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6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根治性在体肝切除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手术时间为（301±106） min，中位出血量200 ml，2例行术中输血（2/6），术后住院时间（10.8±2.8） d，住院费用（82 584±995.61）元。Clavien-Dindo Ⅲ级并发症1例。结论:多模态影像融合导航能精确引导断肝平面，有效辅助复杂泡型肝包虫病肝切除的安全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