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编制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以社会调节环模型为框架，根据相关文献、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形成问卷的条目池；通过专家咨询、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初步形成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安徽省多所医院的619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施测，使用SPSS 24.0和Mplus 8.0进行问卷的信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共18个项目，包括情绪识别、调节动机、调节策略、执行策略过程四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四因素结构模型拟合良好，各维度与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830~0.932；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分半信度为0.880，重测信度为0.786。总问卷分与效标情绪智力分( r＝0.680， P<0.001)、共情能力分( r＝0.554， 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效标医患关系分( r＝－0.353， P<0.001)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有效对医护人员的人际情绪调节能力进行测量。

目的:了解父母参与情感障碍青少年情绪管理的阻碍和促进因素，为医护人员制订父母参与情感障碍青少年情绪管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1年7—12月选取大庆市第三医院的16名情感障碍青少年的父亲或母亲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结果:从两方面提炼主题，一是阻碍因素：父母自身因素包括缺少疾病知识、陪伴时间少、情绪控制能力差、沟通方式不当、夫妻关系差，孩子自身因素包括病理因素、性格，环境因素包括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经济因素包括治疗费用昂贵、生活压力；二是促进因素：他人支持包括家庭支持、专业人士的帮助，积极应对包括寻找应对策略、转变心态。结论:医护人员应关注这些影响因素，从多方面构建父母参与情感障碍青少年情绪管理的方案，让父母积极参与孩子情绪管理，促进情感障碍青少年康复。

目的:探讨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的关系以及不同二元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为改善脑卒中患者亲密关系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203例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二元应对量表对患者进行横断面调研。结果: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亲密关系、积极二元应对及消极二元应对得分分别为（19.33 ± 7.46）、（32.75 ± 6.79）、（86.25 ± 13.22）、（16.46 ± 4.08）分；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积极二元应对呈负相关（ r=-0.195、-0.204，均 P<0.01），与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 r=0.229， P<0.01）；积极二元应对和消极二元应对在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中起着平行的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量分别为35.87%及53.26%。 结论:心理困扰完全通过积极二元应对和消极二元应对间接影响脑卒中患者的亲密关系，医护工作者可引导患者积极应对疾病，并鼓励夫妻间加强沟通，以增强夫妻亲密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目的:了解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现状，明确其影响因素，为制订改善运动恐惧水平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2—9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初次接受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以一般资料调查表、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量表、运动自我效能量表、疼痛灾难化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为研究工具进行横断面调查，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最终纳入219例患者，其中97例患者存在运动恐惧，占44.3%（97/219）。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月收入、术后首次下床时间、跌倒恐惧、家庭关怀度、疼痛灾难化是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后患者运动恐惧发生率较高，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家庭月收入水平较低、术后首次下床时间晚、存在跌倒恐惧的患者，同时加强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重视术后急性疼痛的管理，以减少或避免运动恐惧的发生，使患者从早期下床活动中受益。

目的:通过质性研究深度了解日间手术患者取消手术的原因及内心体验，旨在加强日间手术患者的管理。方法: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19年6—12月在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取消日间手术的12例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应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反复提炼、分析和萃取，最终将日间手术患者取消手术的原因及内心体验概括为5个主题：对日间手术产生恐惧心理；对日间医生不信任；受基础疾病和生理因素影响；对社区医疗缺乏信心；术前准备不充分。结论:日间手术患者取消手术的原因包括对手术产生恐惧心理、对医生不信任、基础疾病和生理因素、对社区医疗缺乏信心、术前准备不充分等。建议日间手术医护人员加强日间病房管理，提升专业水平和与患者沟通的能力，同时推进医院-社区一体化建设以保障患者出院后医疗安全，进一步降低日间手术手术取消率。

目的:探讨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MEA）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提供参考。方法:于2020年1月，运用FMEA进行医院感染风险识别、分析与评价，筛选出医院感染高风险事件，从中确定风险事件为手卫生依从性和血源性职业暴露2个院级优先级改进项目，进行风险控制与干预措施后，比较改进前后的效果。结果:除缺乏激励机制、医护团队间沟通不足等原因，FMEA实施前后的手卫生依从性和血源性职业暴露风险优先系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FMEA实施后手卫生依从性为74.92%（79 375/105 953），较FMEA实施前的68.40%（58 361/85 328）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996.55， P<0.01）。FMEA实施后血源性职业暴露发生率为3.85%（80/2 080），低于FMEA实施前的6.16%（123/1 9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49， P<0.01）。 结论:FMEA在医院感染管理中有良好的效果，可前瞻性识别和评估医院感染风险，从而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目的:探讨SBAR标准沟通模式在精神科开放病房晨会交接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7月—2019年6月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开放病房21名护士为研究对象。干预前采用常规交班模式，干预后采用SBAR沟通模式交班。比较干预前后护士中文版护士交接班评估量表（NASR）、中文版安全态度调查问卷（C-SAQ）得分情况。结果:干预后，护士NASR得分为（84.82±0.71）分，高于干预前的（75.36±9.13）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护士的C-SAQ得分为（146.37±8.78）分，高于干预前的（124.36±7.03）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精神科开放病房使用SBAR沟通模式交班，实现了规范的交接沟通，更好地落实护理措施，提高了护士的安全态度，保证了患者安全。

良好的团队训练显著影响新生儿复苏时医护人员的表现，进而影响新生儿的结局。2016年起美国《新生儿复苏教程》也正式纳入了关于团队培训的10个要点，归纳起来为3个核心要素：团队协作、沟通与交流、领导力。本文尝试从这3个要素在目前团队工作中的应用研究现状及主要培训方法做阐述，为我国新生儿复苏的规范化团队培训提供参考。

目的: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风险感知水平现状和影响因素，并探讨其与胰岛素治疗态度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山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于2023年3—8月入院的290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胰岛素治疗态度量表和糖尿病风险感知量表对其进行横断面调研。结果: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70份。270例患者中男126例，女144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治疗态度总分为（67.08 ± 7.42）分，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风险感知总分为（2.39 ± 0.49）分；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态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风险感知总分均呈负相关（ r值为-0.73~-0.20，均 P<0.05）。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质量指数、是否吸烟、糖尿病病程、伴发其他慢性病种类、是否接受过糖尿病相关健康教育、糖化血红蛋白是否达标（<7.0%为达标）、胰岛素治疗态度是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t值为-15.12~8.69，均 P<0.01）。 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胰岛素治疗认知障碍，对胰岛素治疗持负面态度；并发症风险感知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二者呈负相关。在胰岛素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应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建立积极的医患关系，解答患者对治疗的疑虑和担忧，提供必要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治疗态度，提高患者对并发症的风险感知水平。

目的:探讨宫颈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不同类别及各类别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9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的275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获益感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中文简化版对宫颈癌患者进行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调查患者的家庭复原力，并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不同类别患者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75份，回收有效问卷25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0%（253/275）。宫颈癌患者家庭复原力可分为低复原力-消极应对组（18.6%，47/253）、中等复原力-沟通障碍组（59.3%，150/253）、高复原力-包容理解组（22.1%，56/253）3个类别。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地、主要照顾者、是否放化疗、心理韧性和疾病获益感是不同类别宫颈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宫颈癌患者的家庭复原力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医护人员应甄别不同类别患者的特征并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患者的家庭复原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