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与日俱增，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其中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是导致肝癌的主要病因和危险因素。随着对病毒性肝炎的有效防治，以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迅速增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已成为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原因，因此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进行肝癌筛查刻不容缓。现综述概括总结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其相关性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高危因素，以及筛查监测手段，进而探讨肝癌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手术治疗的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的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选取2009—2019年随访数据更详尽的2 884例肝细胞癌病例纳入长期生存分析，其中接受肝切除患者2 549例，男性2 107例，女性442例，年龄（56.6±11.1）岁（范围：20~86岁）；接受肝移植患者335例，男性292例，女性43例，年龄（51.0±9.7）岁（范围：21~73岁）。比较肝切除与肝移植的效果、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的效果等。结果: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10 331例行肝切除，635例行肝移植。根据收治时间，将10 331例行肝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3组：1986—1995年组（712例）、1996—2008年组（3 988例）、2009—2019年组（5 631例）。1986—1995年组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2.9%。2009—2019年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1.7%，其中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肝癌的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4%、26.6%和50.6%。进一步分析行首次肝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 549例），其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71.9%、60.0%、41.0%，围手术期病死率为1.0%；行一期肝移植的肝细胞癌患者247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0%、64.8%、61.9%、57.6%，行补救性肝移植88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6.8%、65.2%、52.5%、52.5%，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549例接受首次肝切除和247例接受一期肝移植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相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3%、87.1%、76.9%、54.7%和95.4%、79.4%、77.4%、71.7%（ P=0.754），1、3、5年复发率分别为16.3%、35.9%、47.6%和8.1%、11.7%、13.9%（ P<0.01）；超米兰标准无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7.2%、65.9%、53.0%、33.0%和87.6%、71.8%、71.8%、69.3%（ P=0.003），1、3、5年复发率分别为39.2%、57.8%、69.7%和29.7%、36.7%、36.7%（ P<0.01）；超米兰标准有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2.1%、36.1%、22.2%、15.0%和62.9%、31.8%、19.9%、0（ P=0.387），1、3、5年复发率分别为61.5%、74.7%、80.8%和59.7%、82.9%、87.2%（ P=0.909）。影响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有性别、术前辅助治疗、症状、AST、术中或术后输血、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肝硬化、大血管侵犯、微血管侵犯和病理分化（ P值均<0.05）。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匹配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资料，得到443对病例，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与解剖性肝切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5），但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解剖性肝切除（ P=0.035）。 结论:近十年，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较之前明显升高。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好的肝细胞癌患者可以先行切除手术，复发后再行补救性肝移植，补救性肝移植的效果与一期肝移植相当。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保留更多肝脏组织的非解剖性肝切除。

目的:探讨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检测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辅助诊断、疗效监测等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为HCC的患者166例作为实验组，以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者94名、良性肝病患者50例分别作为健康对照组和良性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血清GPC3和甲胎蛋白（AFP）含量［中位数（四分位数Q1，Q3）］，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GPC3联合AFP等指标在HCC中的诊断准确性。结果:HCC患者组的血清GPC3含量为0.210（0.048，0.801）mg/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0.029（0.019，0.052）mg/L及良性对照组0.033（0.021，0.043）mg/L（ Z=-7.69， P<0.001）；谷草转氨酶（AST）（ Z=-7.02）、谷丙转氨酶（ALT）（ Z=-6.85）和AFP（ Z=-8.36）在三组人群中均存在明显差异（ P均<0.001）；HCC患者的血清GPC3浓度与ALT（ Z=-3.77）、AST（ Z=-4.09）相关（ P均 <0 .001）。通过ROC曲线确定GPC3的Cut-off值0.077 mg/L后，血清GPC3联合AFP检测对HCC的灵敏度高达87.82%，特异性为77.86%，阳性预测值为82.53%，阴性预测值为84.29%。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HCC-GPC3相关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82，总灵敏度为91.10%，总特异性为72.73%。进一步分析，HCC患者的术后血清GPC3含量0.454（0.019，0.286）mg/L较术前0.608（0.039，0.554）mg/L明显降低（ Z=-7.32， P<0.001）。 结论:血清GPC3水平检测可应用于HCC的辅助诊断及疗效监测，联合GPC3及AFP可提高HCC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胃原发性肝样腺癌伴肝转移的临床病理特征和免疫表型特征。方法:分析3例胃原发的肝样腺癌伴肝转移的临床病理资料，观察其组织形态及免疫表型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3例患者，均为老年男性，年龄分别为61、63、77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胀，内镜示胃内新生物，腹部CT示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实验室检查血清甲胎蛋白均升高。镜下胃内肿瘤细胞排列腺管状、乳头状、梁巢状，肝转移灶内肿瘤细胞以实性巢状排列为主伴片状坏死，高倍镜下肿瘤细胞边界清楚，体积大，多角型，异型性明显，胞质透明或含有丰富的嗜酸性颗粒，细胞核异型明显，空泡状，核仁明显。免疫表型：胃及肝内肿瘤均表达甲胎蛋白、Glypican-3、HepPar-1、SALL4、细胞角蛋白7、Villin、SATB2，其中1例HER2（3+），Ki-67阳性指数80%以上。结论:肝转移肝样腺癌同时伴血清甲胎蛋白升高，与肝细胞癌具有相似的临床病理特征，对于首发时已肝转移的肝样腺癌与肝细胞癌鉴别诊断更具有挑战性，明确诊断需综合临床、影像、病理等多因素。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原发性肝癌中>90%病人是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其中66%的病人初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因此，中晚期肝癌的防治及转化治疗尤为重要。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是中晚期肝癌的重要治疗手段，以其为核心的转化治疗展现出较好的肿瘤反应率及手术转化率。笔者深入分析国内外HAIC相关研究进展，系统阐述其发展历史及以HAIC为核心的转化治疗。

目的:探讨甲胎蛋白(AFP)高表达和低表达肝细胞肝癌(HCC)中的差异表达基因表达谱，为HCC的分子机制研究及预后判断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从肿瘤基因图谱计划(TCGA)公共数据库获得368例包含完整临床信息的HCC转录组数据，根据组织AFP mRNA表达四分位数将样本分为AFP高表达组和AFP低表达组，每组各92例。应用R软件中的DEseq2包进行差异表达基因分析，应用ClusterProfiler包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基因本体论(GO)功能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分析，应用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相互作用网络，筛选关键基因。采用单样本基因集富集分析方法，通过R软件GSVA包对特征基因进行富集评分，根据得分定义特征基因集表达情况。利用RNAseq数据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进行独立数据集验证和组织验证。结果:TCGA数据分析显示，AFP高表达与HCC低分化、患者人种有关(均 P<0.05)。生物信息学分析共获得1 382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931个基因在AFP高表达组织中表达上调，451个基因表达下调。GO功能分析显示，AFP高表达组织中高表达的基因主要与附属肢体发育、肢体发育、骨架系统发育等过程有关，而低表达基因则与异源物代谢、类固醇代谢、细胞对异生物刺激反应等代谢相关过程有关。KEGG通路分析显示，AFP高表达组织中高表达的基因主要参与原发性免疫缺陷、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通路，而低表达基因主要与视黄醇代谢、化学致癌作用、类固醇激素的生物合成等通路相关。鉴定出1个预后相关特征基因集，该基因集包括AURKB、TTK、CENPA、UBE2C、HJURP、KIF15，其高表达与HCC患者的无复发生存和总生存有关，且特征基因集富集分数与AFP表达呈正相关( r＝0.475， P<0.001)。RNAseq数据验证结果与TCGA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RT－qPCR检测结果显示，特征基因集中AURKB、KIF15和UBE2C在AFP高表达HCC组织中显著高表达，其表达虽然与HCC患者的无病生存、总生存无关，但AFP低表达组患者的无病生存曲线和总生存曲线均在AFP高表达组患者之上。 结论:AFP高表达和AFP低表达HCC在基因表达谱上存在较大差异。筛选出的特征基因集可能协同AFP共同促进HCC的发生发展，其对解释不同水平AFP HCC的作用机制有一定作用，并为HCC的预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合并胆道癌栓患者的手术疗效及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手术治疗的66例HCC合并胆道癌栓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66例均行手术治疗，患者总体中位生存时间为31个月，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7.9%、45.5%和13.6%。单因素分析显示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饮酒史、AFP≥200 ng/ml、肿瘤切除联合胆管切开癌栓取出、肿瘤未分化/低分化、肿瘤直径≥50 mm、AJCC 8th Ⅲ/Ⅳ期、病灶数目≥2是患者术后生存的危险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饮酒史、肿瘤未分化/低分化、肿瘤直径≥50 mm、AJCC 8th Ⅲ/Ⅳ期是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HCC合并胆道癌栓患者行积极的手术治疗可获得较好的生存预后。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其恶性程度高、易复发转移，患者预后极差。近年来，血小板在促进肝癌恶性进展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血小板通过肿瘤微环境直接促进肝癌细胞增殖和侵袭；另一方面，血小板通过协助肿瘤细胞躲避免疫监视等途径促进肝癌细胞发生远处转移。此外，血小板特异性分泌的生长因子及促血管生成因子也直接或间接参与肝癌细胞增殖、侵袭以及肿瘤周围血管新生。另外，在大多数肝癌患者合并肝硬化的背景下，由于门静脉高压、脾功能亢进导致血小板减少是否会促进肝癌恶性进展仍无定论。基于血小板在肝癌中的作用，血小板及其相关评分在肝癌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价值也成为研究的热点。笔者详细阐述血小板在肝癌恶性进展中的作用机制，以及血小板作为肝癌诊断和预后评估工具的最新研究进展，这对优化肝癌治疗方案和探讨新的肝癌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和分析原发性肝细胞癌组织和癌旁组织差异表达基因（DEGs），探索原发性肝细胞癌发生和预后的分子机制。方法:通过GEO数据库收集了GSE76427数据集，采用GEO2R在线分析鉴定了DEGs。利用GO和KEGG数据库对DEGs进行富集和功能注释。基于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质互相作用网络分析肝细胞癌发病关键基因。通过GEPIA数据库对这些关键基因进行生存曲线的分析。结果:共筛选出74个肝细胞癌DEGs，包括3个上调基因和71个下调基因。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下调的DEGs主要参与细胞对镉离子和锌离子的反应、生长负调节、异源代谢过程和激素介导的信号通路。KEGG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下调的DEGs通路主要涉及视黄醇代谢、化学致癌作用、药物代谢-细胞色素P450、细胞色素P450对异生物素的代谢、色氨酸代谢及咖啡因代谢等。蛋白质互相作用网络筛选出10个下调的核心基因：MT1G、MT1F、MT1X、MT1E、MT1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FOS、CXCL12、EGR1、BGN，其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与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预后有关。结论:通过对肝细胞癌芯片数据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10个关键基因可能对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生和发展起关键作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与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预后有关。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第三大病因，是一项全球性健康挑战。外科根治性切除是HCC获得长期生存的最有效手段。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HCC患者就诊时或因肿瘤较晚，或因肝脏储备能力差，丧失了根治性切除机会。HCC对传统化疗不敏感，以往没有确切有效的HCC系统治疗药物。幸运的是，近10余年来，HCC的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药物研发均取得迅猛发展，陆续有多种药物和联合治疗方案获得批准用于临床，但总体疗效仍不理想，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