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检测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辅助诊断、疗效监测等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为HCC的患者166例作为实验组，以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者94名、良性肝病患者50例分别作为健康对照组和良性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血清GPC3和甲胎蛋白（AFP）含量［中位数（四分位数Q1，Q3）］，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GPC3联合AFP等指标在HCC中的诊断准确性。结果:HCC患者组的血清GPC3含量为0.210（0.048，0.801）mg/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0.029（0.019，0.052）mg/L及良性对照组0.033（0.021，0.043）mg/L（ Z=-7.69， P<0.001）；谷草转氨酶（AST）（ Z=-7.02）、谷丙转氨酶（ALT）（ Z=-6.85）和AFP（ Z=-8.36）在三组人群中均存在明显差异（ P均<0.001）；HCC患者的血清GPC3浓度与ALT（ Z=-3.77）、AST（ Z=-4.09）相关（ P均 <0 .001）。通过ROC曲线确定GPC3的Cut-off值0.077 mg/L后，血清GPC3联合AFP检测对HCC的灵敏度高达87.82%，特异性为77.86%，阳性预测值为82.53%，阴性预测值为84.29%。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HCC-GPC3相关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82，总灵敏度为91.10%，总特异性为72.73%。进一步分析，HCC患者的术后血清GPC3含量0.454（0.019，0.286）mg/L较术前0.608（0.039，0.554）mg/L明显降低（ Z=-7.32， P<0.001）。 结论:血清GPC3水平检测可应用于HCC的辅助诊断及疗效监测，联合GPC3及AFP可提高HCC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 GPC3）基因变异致Simpson-Golabi- Behmel 综合征（Simpson-Golabi-Behmel syndrome，SGBS）Ⅰ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收治的1例SGBSⅠ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以“Simpson-Golabi-Behmel 综合征Ⅰ型”“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Simpson-Golabi-Behmel syndrome type Ⅰ”“GPC3”为关键词，分别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PubMed数据库自2010年1月至2021年4月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总结 GPC3基因变异致SGBSⅠ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 结果:本例患儿男性，4 h，因“腹胀1 h”入院，主要表现为异常面部特征（大头、面容粗陋、鼻梁宽、大嘴、舌有中央纵沟）、巨体、多余的乳头、尿道下裂；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分析发现位于X染色体的 GPC3基因存在c.720delC移码变异，患儿为半合子，母亲该位点杂合变异，为未曾报道过的变异，确诊SGBSⅠ型。随访发现患儿存在过度生长、合并神经母细胞瘤及运动发育迟缓。文献检索共收集31篇文献包括本例共93例患者，其中男89例（95.7%），女4例（4.3%）；主要临床表现为颅面异常、出生前/后过度生长及伴多系统畸形，多合并语言障碍、运动发育迟缓和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且易罹患胚胎性肿瘤；合并肿瘤11例（11.8%）；宫内终止21例，余72例娩出者中存活63例、死亡9例。提供具体基因变异类型有80例，其中无义变异25例（31.2%），DNA片段缺失21例（26.2%），移码变异16例（20.0%），片段重复8例（10.0%），错义变异5例（6.2%），剪接突变5例（6.2%）。 结论:SGBSⅠ型为X连锁隐性遗传病，临床表型谱广，生后有颅面异常、过度生长及伴多系统畸形时需高度怀疑本病可能，基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治疗需多学科合作并长期随访，尤其是对肿瘤的监测。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是一种细胞表面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属于与甘氨酸相关的整体膜蛋白多糖亲缘蛋白。很多研究表明，GPC3在肝癌的发生、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近几年来GPC3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肿瘤标志物具有无创性、可重复分析、实时监测等特征，其在肝细胞癌早期诊断及预后监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近几年，肝细胞癌肿瘤标志物研究发展迅速，既有传统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常凝血酶原、高尔基体糖蛋白73、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等），又有新型的"液体活检"肿瘤标志物（如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DNA等）。进一步研究肿瘤标志物与肝细胞癌之间的相关性，可为肝细胞癌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基于临床指标和钆贝葡胺增强MRI列线图预测肝细胞癌（HCC）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表达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经病理证实为HCC的85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患者术前行MRI平扫及钆贝葡胺增强MRI检查。根据免疫组化GPC-3的表达情况，将患者分为GPC-3阳性组（55例）和GPC-3阴性组（30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肝炎、肝硬化、甲胎蛋白（AFP）、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谷氨酰转移酶水平。观察MRI定性指标，包括肿瘤边缘、环样强化、瘤内出血灶、强化包膜、卫星结节；MRI定量指标包括肿瘤最大径和钆贝葡胺增强动脉期（AP）、门静脉期（PP）、肝胆期（HBP）的肿瘤-肝实质信号比（TLR）以及肿瘤增强比（TER）。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定量资料，采用χ2检验比较两组间定性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GPC-3表达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建立列线图模型。运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独立因素及列线图的预测效能，并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结果:GPC-3阳性与阴性组间AFP水平、肿瘤边缘、瘤内出血灶及TLR-AP、TLR-PP、TLR-HB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示AFP≥20 μg/L、瘤内出血灶、TLR-HBP是HCC GPC-3阳性表达的独立预测指标（OR为3.816、4.788、0.001， P均<0.05）。建立术前临床和钆贝葡胺增强MRI预测肝细胞癌GPC-3表达的列线图模型。AFP≥20 μg/L、瘤内出血灶、TLR-HBP和列线图模型预测GPC-3阳性表达的AUC分别为0.688、0.697、0.808、0.879，列线图模型诊断效能优于3个单独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82、4.13、2.04， P<0.001、<0.001、=0.042）。 结论:基于临床指标和钆贝葡胺增强MRI定性、定量指标的列线图模型对于术前预测HCC GPC-3表达具有较好效能，高于单一指标。

目的:观察细胞角蛋白19/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CK19/GPC3）的表达模式与肝细胞癌患者介入治疗术后复发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收集了佑安医院2007年11月至2016年5月接受介入治疗的符合条件的251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并对可能影响其预后的相关风险因素进行了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绘制患者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各组间生存率的差异。结果:Kplan-Meier单因素分析显示组织学分级、CK19/GPC3表达模式、甲胎蛋白水平及Hep Par1与肿瘤复发密切相关，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K19/GPC3表达模式（ HR = 1.634，95% CI为1.041～2.564， P = 0.033）、组织学分级( HR = 1.445, 95% CI为1.037～2.014， P = 0.030)、甲胎蛋白水平（ HR = 1.410，95% CI为1.042～1.908， P = 0.026)、Hep Par1 ( HR = 0.570，95% CI为0.349～0.930， P = 0.025)4个因素为介入治疗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符合米兰标准的具有CK19 +/GPC3 +与CK19 -/GPC3 +表型的肝细胞癌患者介入治疗后较CK19 -/GPC3 -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3种类型，其中肝细胞癌占75%~85%，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对肝细胞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在肝细胞癌监测和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新型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异常凝血酶原/脱-γ-羧基凝血酶原、高尔基体蛋白73、Dickkopf相关蛋白1、醛酮还原酶-AKR1B10、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液体活检及微小RNA等被推荐用于肝细胞癌监测研究，有些已被列入肝细胞癌指南的辅助诊断工具。本文对这些肝癌新型生物标志物的相关基础研究及临床进展进行总结，供临床参考。

目的:观察微小RNA(miRNA，miR)-200家族在肾透明细胞癌(ccRCC)中的表达，并分析其表达与预后的关系。方法:纳入95例原发ccRCC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正常肾组织，另外纳入19例确定为ccRCC远处转移的癌组织。所有组织标本均来自2018年1月至12月，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ccRCC患者。应用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分析miR-200家族的3个成员：miR-200b、miR-200c和miR-141在ccRCC组织、正常肾组织，以及远处转移灶中的表达，并在肿瘤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进行验证。应用X-tile算法计算miR-200b、miR-200c和miR-141的最佳临界值，并据此将患者分别分为miR-200b、miR-200c和miR-141高表达和低表达组。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其生物学功能。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miR-200b、miR-200c和miR-141与无病生存期的关系应用COX多因素回归分析进行分析。结果:与正常肾组织比较，肿瘤组织中miR-200b、miR-200c和miR-141的表达(20.51±14.92、13.95±8.61、0.22±0.11)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391、8.443、3.295， P值均<0.01)，在转移灶中，miR-200b和miR-141的表达(12.51±6.79、0.11±0.61)进一步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047、2.841， P值均<0.01)；miR-200b、miR-200c和miR141与肿瘤大小( F＝13.274、15.557、10.492， P<0.05)、TNM分期( F＝11.399、8.292、9.879， P<0.05)以及肿瘤复发有相关( F＝5.836、6.277、8.519， P<0.05)；miR-200b、miR-200c和miR-141的阳性表达是影响ccRCC患者无病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miR-200b， HR＝0.41，95% CI＝0.29～0.73， P<0.05；miR-200c， HR＝0.46，95% CI＝0.22～0.87， P<0.05；miR-141， HR＝0.42，95% CI＝0.21～0.81， P<0.05)；三者共同参与了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诱导凋亡配体(TRAIL)通路、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通路(GLYPICAN)通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通路、GLYPICAN-1网络、质膜雌激素受体(PMER)通路和上皮-间充质转化(EMT)通路。 结论:miR-200b、miR-200c和miR-141三者共同参与了多种肿瘤信号传导通路，可作为ccRCC预后的标志物。

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进行钆塞酸二钠增强MRI并接受切除术的178例肝细胞癌患者，根据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和细胞角蛋白19（CK19）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分为双表型肝细胞癌（DPHCC）组（GPC3和CK19均阳性，且肿瘤染色区域≥15%，48例）和非DPHCC组（130例）。分析MRI征象，采用logistic回归筛选鉴别DPHCC的独立因素并构建影像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价模型诊断DPHCC的效能。结果显示动脉期瘤周强化（ OR=5.715，95% CI 1.877~17.394， P=0.002）、肝胆期肿瘤边缘不光滑（ OR=5.773，95% CI 2.400~13.891， P<0.001）、肿瘤大小（ OR=0.967，95% CI 0.946~0.989， P=0.004）是诊断DPHCC独立因素，构建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832（95% CI 0.769~0.884），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70.8%、86.1%。

目的:探讨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GPC3）检测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复发预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单/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选择2019年3月至2021年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为HCC的患者113例作为实验组，预后共纳入随访时间超过6个月的64例HCC患者；简单随机抽样法入组同期体检中心健康者20名、良性肝病者20例作为对照组（ n=40）；血清GPC3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甲胎蛋白（AFP）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测定值用［ M（ Q1， Q3）］表示；探索影响HCC复发的影响因素，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GPC3联合其他HCC复发的影响因素在HCC复发判断的准确性。 结果:本研究中GPC3诊断HCC的灵敏度为61.95%（70/113），AFP为52.21%（59/113），同时，GPC3特异度可达87.50%（35/40），AFP为90.00%（36/40）；进展期、肿瘤最大直径≥3 cm、有脉管癌栓、有门静脉癌栓的HCC患者血清GPC3浓度分别显著高于早期、肿瘤最大直径<3 cm、无脉管癌栓、无门静脉癌栓的HCC患者（ Z=2.677、2.848、2.995、2.252， P<0.05），而不同年龄、有无腹水、有无腹膜转移、有无肝硬化、有无肝内转移HCC患者间血清GPC3浓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535、1.011、0.963、0.394、1.510， P>0.05）；单因素分析表明复发组与未复发组年龄、肿瘤大小、有无脉管癌栓、有无腹水、有无腹膜转移、有无肝硬化及甲胎蛋白水平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 2=2.012、0.119、2.363、1.041、0.318、0.360， Z=0.748， P>0.05）；复发组进展期、有门静脉癌栓者、有肝内转移者比值及GPC3水平均高于未复发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 2=4.338、11.90、4.338， Z=2.805， P<0.05）；将上述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分期、有门静脉癌栓、有肝内转移及GPC3水平与HCC患者复发相关（ Wald χ 2=4.421、5.681、4.995、4.319， P<0.05），并经拟合回归方程后计算HCC-GPC3预后相关模型Score值，得到回归方程为：OcScore=-2.858+1.563×［分期］+1.664×［肝内转移］+2.942×［门静脉癌栓］+0.776×［GPC3］；绘制HCC-GPC3预后模型的ROC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862，优于单GPC3的0.704，得出模型SCORE的cut-off值为0.700（GPC3 的cut-off值为0.257 mg/L），对HCC预后复发与否的总灵敏度为83.3%，总特异度为82.4%，分别优于GPC3的60.0%与79.4%；本研究发现GPC3高浓度（≥0.257 mg/L）、复发预测模型SCORE高值（≥0.700）的HCC患者中位PFS显著缩短（ χ 2=12.73、28.16， P<0.05）。 结论:GPC3可能不仅具有HCC鉴别诊断价值，还能作为HCC复发的独立危险指标，结合分期、有无肝内转移、有无门静脉癌栓能更好地预测HCC患者是否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