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其最严重并发症为血栓栓塞事件,可显著增加患者致残率和致死率.历经2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左心耳封堵已成为房颤患者预防血栓栓塞事件的重要方法.2023年12月,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左心耳干预预防心房颤动患者血栓栓塞事件:目前的认识和建议(2023)》[1].

目的 探讨伴有色素分化的Xp11易位性肿瘤/"伴有黑色素分化的TFE3基因重排的软组织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分子特征及预后.方法 收集5例伴有色素分化的Xp11易位性肿瘤/"伴有黑色素分化的TFE3基因重排的软组织肿瘤"的临床病理资料,行免疫组化EnVision法、组织化学染色、FISH、二代测序(NGS)及随访,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 5例患者中男性1例,女性4例.发病年龄16～59岁,平均28.2岁.肿瘤最大径3.0～6.0 cm(平均4.7 cm).发病部位:右侧肾脏3例(其中 1例发生胸椎转移),左侧输卵管间质与圆韧带之间1例,盆腔部位1例.组织学上,肿瘤由丰富的纤维血管网分隔成巢状、腺泡状结构,胞质透亮或嗜酸性、颗粒样,胞质内不同程度的出现黑色素聚集;间质内可见淋巴细胞浸润;4例检出肿瘤性坏死;核分裂象＜3个/10 HPF;2例检出个别脉管内瘤栓,其余3例均未检出脉管内瘤栓及神经侵犯.免疫表型:5例TFE3 均弥漫强阳性,HMB45 及 Melan A 不同程度阳性;CK(AE1/AE3)、CK7、EMA、PAX8、TFEB、S-100、SOX10、SMA、desmin 均阴性;Ki67增殖指数＜20％.FISH检测:TFE3分离探针显示4例存在明确的TFE3分离信号,1例因信号不典型判读为阴性,经NGS检测证实为RBM10-TFE3基因融合.5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60个月,患者均存活,4例无瘤生存,1例胸椎转移患者情况稳定且未进展.结论 伴有色素分化的Xp11易位性肿瘤/"伴有黑色素分化的TFE3基因重排的软组织肿瘤"具有独特的形态学特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改变,建议作为一种独立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实体进行分类.

背景 简化式左心耳封堵术(LAAO)是预防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血栓栓塞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心脏CT三维(CT-3D)分析在LAAO术前评估和术后随访的相关研究尚少.目的 探讨CT-3D分析在简化式LAAO中的可行性、安全性、手术效率及术后随访价值.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21 年 5 月—2024 年 1 月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简化式LAAO的52例患者,采用抽签方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术前行经食管心脏超声心动图(TEE)检查,研究组术前行CT-3D分析.采集患者基线资料和术中数据,包括左心耳(LAA)最大开口直径和深度,输送鞘管和LAA轴匹配率、手术时间、X线曝光时间和曝光量、造影剂用量、封堵器一次性展开率和选择成功率、术中封堵器残余分流(PDL)以及围术期并发症等,在术后 90 d对患者进行CT-3D随访.结果 对照组和研究组均为 26 例,均使用WATCHMAN封堵器,均成功完成LAAO,均未出现严重围术期并发症.入选患者术前检查均未发现心腔内血栓.对照组LAA最大开口直径在术前TEE和术中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测量值分别为(22.9±4.1)mm和(25.4±2.9)mm,两指标无相关性(r=0.374,P=0.060);对照组LAA可用深度在术前TEE和术中DSA测量值分别为(25.7±8.1)mm和(23.7±3.4)mm,两指标呈正相关(r=0.392,P=0.048).研究组LAA最大开口直径在术前CT-3D和术中DSA测量值分别为(25.0±3.3)mm和(24.9±5.8)mm,两指标呈正相关(r=0.566,P=0.003);研究组LAA可用深度在术前CT-3D和术中DSA测量值分别为(23.5±4.2)mm和(23.1±4.0)mm,两指标呈正相关(r=0.774,P＜0.001).研究组输送鞘管和LAA轴匹配率[25 例(96.2%)]高于对照组[20 例(76.9%)](χ2=4.172,P=0.042);研究组房间隔穿刺时间、封堵时间、X线曝光时间、曝光量、造影剂用量均少于对照组,研究组术中微小PDL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共 37 例患者(对照组 16 例,研究组 21 例)完成术后 90 d随访,未发现器械相关血栓(DRT)或＞5 mm 的PDL,部分患者封堵器未完全内皮化.结论 简化LAAO术前使用CT-3D引导能够提高手术效率,减少X线曝光时间和曝光量,降低术中微小PDL的发生率,术后随访在检测封堵器表面是否完全内皮化方面也具备一定优势.随着CT-3D在LAAO应用的进展,将来可以结合 3D打印技术,真实模拟手术过程,使LAAO手术更加安全、高效.

乳腺疾病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女子以肝为先天",故乳腺病多可从肝论治.清代医家王旭高在其代表性学术著作《西溪书屋夜话录》中全面论述了肝病证治,分述肝气证治、肝风证治、肝火证治和肝寒肝虚证治,提出"治肝三十法".乳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肝气、肝火密切相关.从肝气论治乳腺病,可运用疏肝理气法和疏肝通络法治疗肝气郁结型和气滞血瘀型乳腺增生病,运用柔肝法治疗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肝肾阴虚证,运用培土泄木及泄肝和胃法治疗乳腺癌化疗后胃肠道反应;从肝火论治乳腺病,可运用清肝法治疗乳腺增生病或乳房炎症疾病肝经郁热证,运用泻肝法及化肝法治疗因肝火所致乳腺增生病或乳房炎症疾病,运用泻子、补母法治疗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类更年期综合征,运用清金制木法治疗放射性肺炎."气有余便是火",肝气、肝火是疾病发展的两个阶段,辨证时需整体联系,分清主次以治疗之.附验案1则以佐证.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29岁,职员,因"反复咯血1年余,加重2个月"于2022年6月2日入院.患者1年余来常于熬夜、进食辛辣食物后出现咯血,为鲜红色,量共约5～10mL,伴有轻微胸痛,程度轻,无咳嗽、咳痰、发热、皮疹、皮肤溃疡、鼻衄、血尿、下肢水肿等症状,曾行胸部CT提示左下肺磨玻璃影(图1A)、以及左下叶背段不规则后壁偏心空洞(图1B),咯血可自行消失或在使用抗菌药物后消失.7d前患者家中火灾,皮肤轻微烧伤,吸入浓烟后再次咯血,量约15mL.复查胸部CT(图1C～D),与之前CT比较,左肺下叶背段空洞及周围磨玻璃影吸收、消失,见残存条索影.左肺下叶内前基底段磨玻璃影范围增大,其内见新发空洞,部分空洞内见结节影.自发病以来,精神可,饮食睡眠可,大小便正常,体质量,体力未有明显改变.否认流行病学史及疫区接触史,否认血管炎、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史,无长期服用药物史.入院查体:HR 115 次/min,BP 142/73mmHg(1mmHg=0.133kPa),SPO297.3％(未吸氧),RR 22次/min.神清,皮肤菲薄柔软,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腹查体无异常,掌指关节多处过伸(图2),双下肢无水肿.

胸腹主动脉瘤的腔内修复已经开展20余年，目前已经逐渐成为胸腹主动脉瘤的首选治疗方案。腔内修复术后脊髓缺血是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主动脉覆盖长度、脊髓侧支循环系统受损、肾功能不全、围手术期低血压等是术后发生脊髓缺血的危险因素。术中进行运动诱发电位监测，围手术期维持适度高血压，对高危患者进行积极的左锁骨下动脉重建，术中及术后针对高危患者进行脑脊液引流，积极的围手术期药物治疗是目前临床上用于监测、预防和治疗术后脊髓缺血的主要措施。

目的:分析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sis，HS)副脾的临床特点及脾切除术后副脾残留患儿的预后，完善HS的诊疗流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行脾切除术的54例HS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0例，女24例，手术年龄为(8.2±3.5)岁。根据手术记录、术后病理及超声结果筛选存在副脾的患儿，分析影像学资料和副脾情况。通过电话或微信随访预后，包括有无严重感染和溶血性贫血复发，分析副脾残留患儿的预后。结果:26例(26/54，48.1%)患儿存在副脾，4例(4/26，15.4%)术前检查提示存在副脾。分别有16例、6例和3例患儿存在1个、2个和3个副脾。明确具体位置的副脾共37个，主要位于脾门(30/37，81.1%)和脾结肠韧带(5/37，13.5%)。共50例(50/54，92.6%)患儿获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2.8(1.5，3.6)年，随访年龄为(11.1±3.4)岁。1例(1/50，2.0%)术后出现2次严重感染。7例(7/54，13.0%)脾切除术后残留副脾，4例为术中未发现副脾，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7±0.9)年。1例术中发现副脾，但未切除，术后3年内间接胆红素持续升高，残留副脾体积逐渐增大，且术后3年复查超声检查提示存在2个副脾；之后随访2年，胆红素和副脾性质未再变化。其余副脾残留患儿随访未出现严重感染和溶血性贫血复发症状。结论:HS患儿存在副脾比例高，主要位于脾门，术前诊断副脾困难，需术中仔细探查予以切除。HS脾切除术后出现黄疸需注意有无副脾残留。副脾残留患儿术后存在溶血情况但短期内可不出现贫血症状，能否长期稳定需规律随访。

目的:探讨妊娠早期胆汁酸代谢水平与超重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方法:2010年至2012年，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面向市城区搜集了22 302名孕妇资料，随后选取其中有孕早期血样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243例及年龄特征匹配的非妊娠期糖尿病孕妇243名，建立了以妊娠期糖尿病为目标疾病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借助该研究人群，本课题以超重为研究目标进行分组，获得超重组(体重指数≥24.0 kg/m 2)166例，非超重组(体重指数<24.0 kg/m 2)320例；运用 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胆汁酸代谢水平与超重关联的评价。 结果:超重组中初级游离型胆汁酸水平高于非超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调整多种混杂因素后，与低水平人群相比，血清胆酸(cholic acid, CA)水平>0.086 nmol/mL时超重的 OR值为2.09(95% CI 1.14～3.80,校正后 P＝0.040)；血清鹅脱氧胆酸(chenodeoxycholic acid, CDCA)水平>0.043 nmol/mL时超重的 OR值为2.15(95% CI 1.22～3.78,校正后 P＝0.040)，其余胆汁酸水平与超重关联无统计学意义。通过逐步回归对各胆汁酸进行筛选，发现CA可能与超重的发生独立相关；与低水平(CA≤0.086 nmol/mL)人群相比较，当CA>0.086 nmol/mL时，超重的 OR值为2.03(95% CI 1.11～3.74, P＝0.022)。 结论:妊娠早期血清CA和CDCA的代谢水平可能与超重发生相关，其中CA与超重的关联可能具有独立性。

目的:探讨凋亡通路相关基因的遗传变异与直肠癌患者术后同步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关系。方法:选择362例接受术后同步放化疗的Ⅱ～Ⅲ期直肠癌患者，同步放化疗前抽取静脉血，采用Sequenom MassARRAY检测凋亡通路中的Fas细胞表面死亡受体(FAS)、Fas配体(FASL)、凋亡蛋白活性因子1(APAF1)、Bcl-2相关X蛋白(BAX)、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1(TRAILR1)、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2(TRAILR2)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7(CASP7)基因共29个标签单核苷酸多态位点(htSNP)的基因型，分析基因型与放化疗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基因型与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关联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362例患者接受全直肠系膜切除手术后，行照射总剂量为50 Gy、化疗方案为卡培他滨单药的同步放化疗。106例(29.3%)发生≥2级骨髓抑制，FAS rs1468063 ( OR＝1.51，95% CI为1.07～2.15， P＝0.020)、APAF1 rs11296996( OR＝0.69，95% CI为0.49～0.98， P＝0.039)、BAX rs4645904( OR＝0.69，95% CI为0.50～0.97， P＝0.030)与该不良反应发生有关。161例(44.5%)患者发生≥2级的腹泻，APAF1 rs11296996( OR＝1.42，95% CI为1.02～2.00， P＝0.040)和rs74619561( OR＝2.16，95% CI为1.27～3.68， P＝0.005)、CASP7 rs12263370( OR＝1.67，95% CI为1.05～2.66， P＝0.029)和rs12247479( OR＝1.85，95% CI为1.12～3.08， P＝0.017)、TRAIL rs112822654 ( OR＝0.68，95% CI为0.48～0.96， P＝0.027)与该不良反应发生有关。其余位点与直肠癌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无关(均 P>0.05)。直肠癌患者的性别与中重度骨髓抑制的发生有关( P＝0.046)；手术方式、病灶距齿状线距离与中重度腹泻的发生有关(均 P<0.001)，也与中重度放射性皮炎的发生有关(均 P<0.05)。 结论:凋亡通路相关基因FAS、APAF1、BAX、TRAIL和CASP7遗传变异与直肠癌患者接受术后同步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有关，可能作为直肠癌个体化治疗的潜在遗传生物标志物。

目的: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价细胞因子在成人斯蒂尔病（AOSD）、大动脉炎（TA）等自身免疫疾病（AID）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为一项回顾性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调取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2019年1月至2022年8月的834例AID患者常规项目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IL-8、IL-10检测数据，同时检测30名健康对照（HC）血清中细胞因子4项水平。同时将AOSD、TA、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白塞综合征（BS）疾病分为活动亚组和非活动亚组。另对SLE的两个重要的器官受累（肾脏、神经系统）进行亚组分析。统计分析使用GraphPad Prism 9和R 4.2.2软件。组间差异比较使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并使用Dunn法来校正多重检验可能带来的假阳性。 结果:比较IL-6在各组中的水平，除了BS组和抗磷脂综合征（APS）组，其余各个AID组和HC组相比，AID组血清IL-6水平均高于HC组［3.85（2.00，8.55）pg/ml］，其中 ANCA相关血管炎（AAV）组［3.85（2.00，8.55）pg/ml］，特发性炎性肌病（IIM）组［7.80（2.50，6.50）pg/ml］，IgG4相关性疾病（IgG4RD）组［3.65（2.08，12.83）pg/ml］，类风湿关节炎（RA）组［5.50（2.20，16.10）pg/ml］，SLE组［4.70（2.75，16.55）pg/ml］，干燥综合征（SS）组［3.20（2.00，8.90）pg/ml］，系统性硬化症（SSc）组［2.70（2.00，8.90）pg/ml］，TA组［3.40（2.00，6.50）pg/ml］，其他疾病组［4.40（2.00，11.10）pg/ml］，尤其是AOSD组［15.20（2.10，39.20）pg/ml］，校正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c<0.05）。同时，AOSD组和HC组相比，血清TNF-α［7.40（5.60，10.95）pg/ml］、IL-10［5.00（5.00，7.58）pg/ml］水平高于HC组［（7.15（5.93，8.00）pg/ml，5.00（5.00，5.00）pg/ml］，校正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c<0.05）。活动期的AOSD、BS、SLE、TA患者血清中IL-6、IL-8水平较非疾病活动组呈现升高趋势，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另外，狼疮肾炎亚组较非狼疮肾炎亚组，血清中IL-8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神经精神狼疮亚组较非神经精神狼疮亚组血清中IL-6、IL-8、TNF-α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但是IL-10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5）。 结论:AID与细胞因子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当下临床常规实践中还是以血清IL-6水平变化最为经典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