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中国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DCD）的患病率及其在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中的分布，为其早期预防、诊断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于2016年6—10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中国7个地理区域的8个城市的20所幼儿园及10所小学3~10岁的儿童共1 887名，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由儿童的父母填写基本情况调查表，采用儿童运动能力成套评估量表第2版对儿童的运动能力进行评估。按年龄、性别、体质指数、是否为独生子女及家庭结构分组，采用χ2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比较不同组间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结果:共纳入1 887名儿童，学龄前儿童（3~6岁）1 110名（58.8%），学龄儿童（7~10岁）777名（41.2%）；男982名（52.0%），女905名（48.0%）。确诊DCD者占5.5%（104例），疑似DCD患儿占10.4%（197例），运动发育正常儿童占84.1%（1 586名）。不同地区儿童的DCD确诊率、疑似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17.342、4.877， P=0.137、0.560），总运动协调能力得分（ F=2.759， P<0.05）和各维度能力（手部灵活性、定位与抓取、平衡性， F=9.276、5.277、3.706，均 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学龄前期儿童DCD确诊率明显高于学龄儿童（χ2=11.891， P<0.01）。女童的运动协调能力总分、手部灵活性和平衡性均显著优于男童（均 P<0.01），男童的定位与抓取能力显著优于女童（ P<0.01）。男童的DCD确诊率高于女童［7.1%（70/982）比3.8%（34/905），χ2=28.508， P<0.01］。超重（体质指数>18 kg/m2）儿童总运动协调能力、手灵巧度、平衡能力均显著低于体重正常（体质指数≤18 kg/m2）儿童（均 P<0.01），DCD疑似率显著低于体重正常儿童（χ2=4.369， P<0.05）。不同家庭结构的总运动协调能力和DCD确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非独生子女的总运动协调能力、平衡能力均优于独生子女（均 P<0.05）。 结论:中国儿童运动协调能力发展较好，存在地域、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和家庭结构间的差异。

目的:探讨影响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o-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胎儿镜激光凝固胎盘吻合血管（fetoscopic laser occlusion of chorioangiopagous vessels，FLOC）术后活产儿脑损伤的影响因素及在纠正12月龄时的神经系统发育。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 年5月至2021年8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 FLOC 术的TTTS患者的136例胎儿作为FLOC组，并对存活儿进行随访。在纠正12月龄时应用Griffith精神发育评估量表-中文版（the Griffiths mental Development Scales-Chinese，GDS-C）从运动、个人-社会、听力语言、手眼协调、表现等5个领域进行评估。同时选取期待治疗和羊水减量术TTTS患者的88例胎儿作为非FLOC组。比较2组间围产儿死亡率及脑损伤发生率等，以及FLOC组中采用Solomon术与选择性激光术者脑损伤发生率。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FLOC术后新生儿脑损伤影响因素及纠正12月龄时GDS-C量表总商评分的影响因素。采用 χ 2检验、 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FLOC组围产儿死亡率低于非FLOC组［14.7%（20/136）与26.1%（23/88）， χ 2=4.50， P=0.034］；2组新生儿脑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7%（23/123）与21.8%（17/78）， χ 2=0.29， P=0.592］，但FLOC组重度脑损伤发生率低于非FLOC组［6.5%（8/123）与15.4%（12/78）， χ 2=4.20， P=0.040］。（2）FLOC组中，供血儿与受血儿、Solomon术与选择性激光手术的脑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6.4%（10/61）与21.0%（13/62）、20.0%（9/45）与17.9%（14/78）， χ 2值分别为0.42和0.08， P值均>0.05］。（3）多因素分析显示，新生儿窒息（ OR=7.04，95% CI：1.45~34.20， P=0.016）和术前TTTS分期（ OR=2.05，95% CI：1.10~3.82， P=0.023）是发生新生儿脑损伤的危险因素。（4）纠正12月龄时随访成功52例，至少一项领域出现迟缓的发生率为34.6%（18/52）。发育迟缓主要表现在运动和语言领域，分别为26.9%（14/52）和11.5%（6/52）；受血儿和供血儿各领域 Z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GDS-C 量表总商评分的影响因素中，行Solomon术式、手术孕周大、低出生体重与总商低有关（95% CI分别为－11.71~－0.23、－1.99~－0.47、0.00~0.01， P值均<0.05）。 结论:FLOC术后TTTS活产儿脑损伤的发生与术前分期及产时新生儿窒息有关；纠正12月龄存活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与出生体重及手术孕周有关，轻度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

目的:了解太原市学龄前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现状，为制定该地区学龄前儿童健康策略提供依据。方法:2018年11-12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太原市24所幼儿园共11 126名3~5岁学龄前儿童，采用小龄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发育性协调障碍发生率为3.4%，疑似发育性协调障碍发生率为5.4%，其中男童发生率高于女童（χ 2=9.46， P < 0.01）；随着年龄的增大，发育性协调障碍的发生率有所降低（ r=-0.06， P < 0.01）；发育性协调障碍的发生与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呈负相关（ r=-0.11， P < 0.01； r=-0.12， P < 0.01； r=-0.03， P < 0.01），父母文化程度越低、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发育性协调障碍的发生率越高。 结论:太原市学龄前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发生率低于中国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幼儿园所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越高，发育性协调障碍的发生率越低（ r=0.03， P < 0.01）。环境因素对学龄前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家长、幼儿园老师和儿童保健工作者应针对儿童早期发育环境中的不利因素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

目的:比较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单项检查与联合应用闪光视觉诱发电位(F-VEP)对高危儿发育性协调障碍(DCD)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脑瘫高危儿89例，根据Vojita姿势反射的异常将89例脑瘫高危儿分为DCD组和非DCD组，另选取健康婴儿33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对3组受试婴儿进行BAEP和F-VEP检查。计算BAEP、F-VEP单独应用和联合应用诊断DCD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度以及Kappa值(κ值)。以Vojta7种姿势反射测试为标准，评价BAEP、F-VEP单独和联合应用诊断DCD的可靠性。结果:DCD组(包括≤3个月和>3个月～6个月2个年龄段)BAEP的Ⅲ、Ⅴ、Ⅰ～Ⅲ潜伏期均明显延长，与非DCD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DCD组(包括≤3个月和>3个月～6个月2个年龄段)F-VEP中P1和N2潜伏期均显著延长，且DCD组中>3个月～6个月受试婴儿的N1潜伏期亦明显延长，与非DCD组同年龄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BAEP＋F-VEP联合应用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64.29%，87.88%，73.03%，与Vojta姿势反射测试呈中度一致(κ值为0.47)；BAEP单独应用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60.71%，87.88%，70.79%，与Vojta姿势反射测试呈中度一致(κ值为0.44)；F-VEP单独应用的敏感度和准确度较低，特异度很高，与Vojta姿势反射测试的一致性较差。56例DCD患儿中，BAEP单独应用诊断的阳性率为60.7%，F-VEP单独应用诊断的阳性率为44.6%，BAEP＋F-VEP联合应用诊断的阳性率为64.3%，BAEP＋F-VEP联合应用与BAEP单独应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00)，与F-VEP单独应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且BAEP单独应用与F-VEP单独应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2)。 结论:BAEP、F-VEP的异常可提示存在DCD，两者联合应用对DCD的早期筛查具有重大意义。

目的:采用中文版Griffiths发育评估量表(GDS-C)对2~4岁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进行发育情况评估，探讨其发育规律及特点。方法:采用GDS-C量表分别对2~4岁ASD患儿(共88例)、发育性语言障碍(DLD)患儿(共80例)及正常发育儿童(共82例)进行发育评估，对比分析3组儿童在运动、个人-社会、语言、手眼协调、表现等各个领域的发育水平，并进一步比较ASD组与DLD组在个人-社会领域及语言领域相关条目失分率情况。结果:ASD组与DLD组患儿在语言领域发育商无明显差异( P>0.05)，ASD组患儿在除语言以外其他各领域的发育商均显著低于DLD组及正常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ASD组患儿各领域的发育情况极不均衡，表现为语言领域、个人-社会领域发育商明显低于运动领域、表现领域及手眼协调领域发育商水平。在语言领域，ASD组患儿接受性语言及非语言表达这两个结构模式的相关条目失分率均显著高于DLD组( P<0.05)；在个人-社会领域，ASD组患儿社会技巧(包括交际技巧、做家务技巧)、自我技巧(如自我照顾)及听指令结构模式中的相关条目失分率均显著高于DLD组( P<0.05)。 结论:GDS-C量表能有效评估2~4岁ASD患儿发育水平及规律，尤其是语言、个人-社会领域的发育特点，为早期诊断及治疗ASD患儿提供参考资料。

目的:PICU患儿面临长期发育障碍，部分原因与早期/晚期肠外营养(early/late-PN)有关。本研究调查early-PN遗留损害随时间演变情况。设计:对2012至2015年间纳入1440名危重儿童的多中心PEPaNIC-RCT(ClinicalTrials.gov，NCT01536275)研究及其后2年(2014~2016年)和4年(2016~2019年)横断面随访研究进行了预先计划的二次分析。场所:比利时Leuven、荷兰Rotterdam和加拿大Edmonton的PICUs。对象:在两个随访时间点都接受了身体/情绪/行为/神经认知功能纵向评估的患儿和人口统计学匹配的健康对照儿童。干预措施:PEPaNIC-RCT研究中，患儿被随机分配到early-PN组和late-PN组。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这项个体内纵向研究调查了614名(297 early-PN和317 late-PN)[受试年龄为(5.4±4.2)岁和(7.3±4.3)岁]患儿PICU入院后2~4年间的身体/情绪/行为/神经认知功能变化，对照组为357名人口统计学匹配的健康儿童[(5.6±4.3)岁和(7.5±4.3)岁]。研究确定了组内时间进程，时间和组相互作用，以及危重疾病和early-PN对这些时间进程的独立影响。与健康儿童相比，患儿的大多数缺陷在这两年仍然突出( P≤0.01)。身高、体块指数、执行力、智力、运动协调(交替/同步敲击)和记忆学习指数缺陷进一步加重，而语言记忆缺陷(工作/即时/延迟记忆)减小( P≤0.05)。风险因素校正确认了大多数上述结果，并显示患儿附加执行功能(灵活性/情绪控制/总执行力)"进展为缺陷"，而附加记忆功能(识别/图片)"摆脱缺陷"( P≤0.05)。时间进程基本不受early/late-PN影响，但early-PN患儿体重减轻，视觉-运动整合和警觉功能发育追赶有限( P≤0.05)。 结论:PICU入院后2~4年间的患儿发育障碍仍然突出。在这段时间内，身高、执行力和智力发育受损加剧，记忆力受损和early-PN损害仅部分恢复。对成年后发育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发育性协调障碍(DCD)是一种儿童时期特殊的发育障碍性疾病，以动作协调能力障碍为主要特征。目前，该病在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国内物理治疗师对DCD儿童的评估和干预方法了解甚少。现从物理治疗师的角度，根据美国物理治疗学会儿科物理治疗分会于2020年发布的《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物理治疗管理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对有DCD风险的儿童的物理检查与评估、物理治疗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家庭教育和指导等方面的推荐进行全面解读，旨在通过对最新指南的解读，让DCD得到更多国内物理治疗师的关注，并对DCD的物理评估和干预等问题提供初步指导。

儿童神经眼科病变破坏脑与眼球之间的协调性，分型众多，常见临床表现包括视力障碍、眼球运动障碍、眼外观异常、代偿头位等，常伴神经心理发育障碍。由于儿童神经系统的发育特性，传入、传出性视觉障碍往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先天性及获得性视觉障碍早期易被临床医师忽略，重视儿童神经眼科疾病的发病机制和临床特征十分重要。早期诊断儿童神经眼科疾病，早期给予精准治疗和干预，可促进患儿发育并改善预后。

为了解浙江省幼儿园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DCD）的情况，于2019年6至12月在浙江省11个地级市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200个普通幼儿园，并在其各年级中分层整群抽取1 000个班级，共38 900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应用中文版小龄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问卷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DCD筛查，回收有效问卷36 807份，6.50%（2 391/36 807）儿童DCD筛查呈阳性。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方面：男性、年龄≤5岁、超重或肥胖、左利手、共患运动或发育障碍性疾病、早产儿是儿童DCD的危险因素；父母家庭方面：母亲孕龄<20岁、母亲孕前超重或肥胖、父母中低文化水平、直系家庭、家庭收入低是儿童DCD的危险因素，建议针对相关危险因素及早开展预防与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