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73岁。2020年4月，因进食后间断呕吐4个月，在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发现食管下段病变，活检病理诊断为食管低分化鳞状细胞癌。5月7日入住我科。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和心肌梗死病史，日常血压基本控制在正常范围，并规律服用治疗冠心病药物。入院CT检查示，食管下段-贲门区占位，纵隔内上腔静脉后-气管隆突区、主动脉弓下及食管下段旁可见多发淋巴结肿大，肝门区、胃小弯侧多发肿大、融合淋巴结。11日开始行紫杉醇+奈达铂一线化疗2个周期。7月2日开始行同步放化疗，放疗剂量60 Gy，分30次完成，同步奈达铂30 mg化疗，每周1次。2021年1月14日复查CT，提示肝转移，纵隔、腹腔淋巴结较前增大。23日开始行二线吉西他滨单药化疗2个周期。3月13日复查CT，示新发肺转移灶。完善心肌酶谱、高敏肌钙蛋白Ⅰ和脑利钠肽基线检查后，于22日开始行卡瑞利珠单抗治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24日患者行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过程中出现间断胸痛，当时射血分数为59%，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心电图检查未见急性心肌梗死异常改变。血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 770.60 ng/L。请心内科会诊后，给予硝酸异酸梨酯片含服，胸痛缓解。25日患者血高敏肌钙蛋白Ⅰ> 40 000 ng/L，心电图、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与24日无明显变化。考虑患者免疫治疗基线筛查时高敏肌钙蛋白正常(<1.5 ng/L)，目前明显升高，心内科医师暂不考虑心肌梗死可能，故高度怀疑免疫性心肌炎。根据患者体重(45 kg)，予甲泼尼龙200 mg冲击治疗，复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1 990.60 ng/L，再次行甲泼尼龙200 mg冲击治疗。26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2 656.30 ng/L，较前明显下降，继续甲泼尼龙400 mg冲击治疗。当日下午患者再次出现间断胸痛，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 599.80 ng/L，予硝酸甘油对症治疗，胸痛缓解。27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31 859.70 ng/L，再次明显升高，脑利钠肽前体为14 044.0 ng/L，故将甲泼尼龙加量至1.0 g，并予吗替麦考酚酯0.5 g口服，2次/d。28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7 165.00 ng/L，N端-B型钠尿肽前体为10 434.0 ng/L，肌酸激酶同工酶为54 U/L，乳酸脱氢酶为454 U/L，α羟基丁酸脱氢酶为376 U/L。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示，射血分数为55%。继续行甲泼尼龙1.0 g冲击治疗，同时加用艾司奥美拉唑抑酸护胃，辅酶Q10、尼可地尔改善心肌供血供氧和能量代谢，患者病情逐渐好转。甲泼尼龙1.0 g冲击治疗5 d后，按500、240、120 mg逐渐减量，各使用1周，患者心肌损伤指标迅速回落。4月12日高敏肌钙蛋白Ⅰ为19.50 ng/L，N端-B型钠尿肽前体为2 148.0 ng/L，肌酸激酶同工酶为57 U/L，乳酸脱氢酶为371 U/L，α-羟基丁酸脱氢酶为273 U/L，患者病情明显好转。2021年4月14日患者出院时，甲泼尼龙减量至80 mg，1次/d。

1例65岁男性患者因胃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接受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纳武利尤单抗360 mg静脉滴注、第1天，安罗替尼12 mg口服、1次/d，第1天至第14天；21 d为1个周期）。治疗第7个周期时发生甲状腺功能减退和手足综合征，停用安罗替尼，予左甲状腺素钠50 μg口服、1次/d。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第9个周期，患者出现不明原因乏力，实验室检查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8:00）19.5 ng/L、皮质醇（8:00）191 nmol/L、促甲状腺激素19.3 mU/L、游离甲状腺素11.5 pmol/L。将左甲状腺素钠加量至100 μg口服、1次/d。此后患者ACTH和皮质醇水平继续下降，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所致的免疫相关性垂体炎。停用纳武利尤单抗，给予皮质醇替代治疗11 d后，患者乏力症状减轻。1年随访结果示患者皮质醇逐渐恢复，但ACTH仍<1.5 ng/L，提示纳武利尤单抗对本例患者的垂体损伤不可逆。

目的:初步探讨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用于治疗糖皮质激素抵抗性活动性中重度甲状腺相关性眼病(TAO)的疗效性与安全性。方法:52例经甲泼尼龙静脉冲击治疗无效的活动性中重度TAO患者，给予MMF 0.5 g，口服，bid治疗。评估TAO患者治疗的总体有效率，≥3项包括临床疾病活动性评分(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score, CAS)、软组织受累、眼球突出、复视、眼球运动受限、视力等改善称为总体有效。结果:治疗12周后，TAO患者的总体有效率为75.0%；24周后显著增高至88.5%。第12周末，患者的CAS从(5.06±1.21)下降到(2.52±1.13)，而后在第24周末时继续下降至(2.02±0.92)，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第12周和24周有效率分别为82.7%、90.4%。另外，经过12周的治疗，58.1%患者的复视症状明显改善，24周后有效率达到了74.2%。同时，患者的突眼度在第12周末和第24周末均明显下降，有效率分别为53.8%、69.2%。治疗期间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霉酚酸酯用于治疗激素抵抗性活动性中重度TAO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良好。

1例67岁男性患者因肝癌术后复发给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1次/3周）免疫治疗，疗效及耐受性良好。用药12次后患者胸腹部及四肢散发皮疹，色鲜红，伴瘙痒。口服氯雷他定及外用卤米松乳膏后，患者皮疹稍好转。继续应用信迪利单抗2次，患者皮疹未见明显扩散。继续使用信迪利单抗第3次后，患者突发全身大面积皮疹，迅速发展为水疱、溃疡，皮肤有渗血及渗液，伴瘙痒和疼痛。诊断为药疹，考虑可能为信迪利单抗诱发。停用该药，给予甲泼尼龙60 mg静脉滴注、1次/d，并予抗过敏、抗感染、保护黏膜、皮肤护理等治疗1周，患者皮疹病情反复；增加甲泼尼龙剂量治疗1周，患者病情未缓解且出现消化道出血。患者肝癌术后，伴低蛋白血症、肝功能不全，且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虽给予积极治疗措施，仍抢救无效死亡。

脑胶质瘤患者存在明显的生存差异，是一组难治性异质性疾病，即使是相同病理类型和级别的胶质瘤，治疗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术中辅助手段的发展，使手术切除胶质瘤的程度和治疗效果都有明显提高；增敏剂的研发实现了与放化疗的结合，可以改善口服替莫唑胺的抗肿瘤效果；脑胶质瘤的分子标志物及所涉及的信号通路如异柠檬酸脱氢酶-1突变、表皮细胞生长因子扩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高表达、Notch信号通路、miRNA等，这些标志物及信号通路参与了胶质瘤的发生、发展，对胶质瘤的增值、转移、侵袭等具有明显影响，是临床脑胶质瘤潜在的分子治疗靶点；许多不同的免疫治疗方案在脑胶质瘤患者中积极进行，但还需考虑中枢神经系统独特的免疫微环境。本文就近几年脑胶质瘤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屋尘螨（house dust mite，HDM）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subcutaneous specific immunotherapy，SCIT）对单一尘螨过敏和多重变应原过敏的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患者的疗效比较及安全性评估。方法:回顾性研究，选择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就诊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变态反应门诊，确诊为HDM诱发的变应性鼻炎并应用屋尘螨变应原制剂进行3年及以上标准化SCIT，且有完整随访资料患者共372例进行分析，年龄5~55岁、中位数年龄13岁、（19.4±14.7）岁；男性216例，女性156例；根据年龄将其分为高龄组（>14岁）和低龄组（≤14岁）；根据过敏原数量将其分为单一过敏原组（仅对屋尘螨过敏的HDM组）和多重过敏原组（包含尘螨在内2种或2种以上过敏原），多重过敏原组再分为HDM+1组、HDM+2组、HDM+3组、HDM+4及以上组。各组患者在治疗前（T0期）、接受SCIT治疗1年时（T1期）和3年时（T2期）建立档案，分析比较平均鼻炎症状评分（TNSS）、鼻炎伴随症状评分（TNNSS）、视觉模拟评分（VAS）、总用药评分（TMS）及鼻结膜炎生活质量问卷（RQLQ），评估此疗法的临床疗效以及不同变应原谱、年龄对于SCIT疗效中各项评分的比较。记录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局部及全身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评估SCIT的安全性。各项评分均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和独立样本Kruskai-Wallis检验，进一步两两比较选用Bonferroni校正；不良反应发生率及TNSS有效率等计数资料组间比较时选用χ2检验和连续性校正法，进一步两两比较选用α分割法校正。 结果:372例患者SCIT治疗后T1期与T2期的TNSS、TNNSS、TMS、VAS、RQLQ评分均较T0期明显减少，T2期各项评分较T1期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0 vs T1期比较 Z=-11.168、-4.786、-6.639、-13.012、-10.652；T0 vs T2期比较 Z=-13.527、-8.746、-13.397、-14.477、-11.833；T1 vs T2期比较 Z=-4.721、-4.604、-10.020、-7.180、-5.721；均 P<0.05）。在T1期与T2期，与高龄组相比，低龄组TNSS、TNNSS、TMS、VAS、RQLQ评分均较低，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期的各项评分中位数分别为 M低龄组=3.0、1.0、2.0、4.0、2.6， M高龄组=5.0、2.0、3.0、5.0、3.2；T2期各项评分中位数分别为： M低龄组=3.0、1.0、0、2.0、1.3， M高龄组=4.0、1.0、1.5、3.0、2.3；T1期的 Z=-4.525、-5.830、-4.061、-3.608、-2.785；T2期的 Z=-3.847、-4.055、-2.820、-2.998、-3.418；均 P<0.05）。在T1期与T2期，单一组SCIT治疗后TNSS、VAS及RQLQ评分均低于多重组（T1期的各项评分中位数分别为 M单一组=4.0、4.0、2.6， M多重组=5.0、5.0、3.2；T2期各项评分中位数分别为： M单一组=3.0、2.0、1.4， M多重组=4.0、3.0、2.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期的 Z=-3.002、-2.092、-1.977；T2期的 Z=-3.354、-2.469、-2.116； P均<0.05），TM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期的评分中位数 M单一组=2.0、 M多重组=3.0， Z=-1.130；T2期的评分中位数 M单一组=1.0、 M多重组=1.0， Z=-1.544；均 P>0.05）。进一步组内两两比较发现，T2期HDM组、HDM+1组、HDM+2组、HDM+3组TNSS改善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HDM vs HDM+1比较χ 2=0.277、HDM vs HDM+2比较χ 2=0.785、HDM vs HDM+3比较χ 2=0.075、HDM+1 vs HDM+2比较χ 2=0.057、HDM+1 vs HDM+3比较χ 2=0.019、HDM+2 vs HDM+3比较χ 2=0.003；均 P>0.005），改善率分别为92.5%、90.3%、89.1%及89.5%，而HDM+4及以上组TNSS改善率为60.9%，分别与HDM+4及以上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26.144、13.254、15.144、8.808；均 P<0.005）。所有患者SCIT治疗注射期间发生局部不良反应122例，占总人数32.8%；局部不良反应共759针次（总注射针次15 336次），占比4.95%，大部分以注射部位肿胀、红晕、硬结、瘙痒为主，口服抗组胺药物或2 h内可自行缓解；其中有2例出现局部荨麻疹，每例各1次，口服抗组胺药物后1周内症状缓解；无严重全身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标准化SCIT对于AR患者可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过敏原种类可能是SCIT疗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合并除屋尘螨以外的其他3种及3种以下过敏原的AR患者，SCIT疗效比较显著。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目前肿瘤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基因治疗、免疫治疗和中医中药治疗等，化疗是其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治疗方式。然而，无论口服还是静脉等给药方式，化疗药物进入血液循环后导致药物利用率低、不良反应明显。超声联合微泡介导药物释放是一种有效的非侵入性、靶向给药传递技术，在超声波脉冲驱动下，微泡以每秒几十到几百米的速度振荡，可以偏转到血管壁或破碎成纳米量级的颗粒。同时，在聚焦的超声束作用下数百万的微泡发生爆破，可以增加细胞膜的通透性，靶向、无创、可逆地开放血脑屏障或血肿瘤屏障，从而有利于提高化疗药物的利用率、降低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本文主要对超声联合微泡介导药物靶向治疗肿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重症肌无力（MG）主要是由乙酰胆碱受体抗体介导、T细胞依赖、补体参与的获得性神经肌肉接头传递障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表现为部分或全身骨骼肌无力和易疲劳。糖皮质激素及其他非激素类免疫抑制剂能使绝大多数MG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长期使用激素所带来的不良反应仍为MG治疗中的难题。作为添加治疗的非激素类口服免疫抑制剂，在激素减量过程中，可极大程度减少病情波动和疾病复发；但部分口服免疫抑制剂起效慢、疗效不佳，可引起骨髓抑制及肝肾功损害等不良反应，长期服用可能会增加感染及肿瘤发生的风险。即使经上述治疗，仍有一小部分存在激素禁忌证或对激素不耐受的患者陷入治疗困境，发展成为“难治性MG”。因此，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激素的使用，寻求新的有效、精准、安全的治疗策略，将成为MG未来的治疗方向。靶向免疫治疗是以免疫细胞、补体、新生儿Fc受体以及细胞因子为靶点的治疗，部分针对上述靶点研发的治疗性单克隆抗体或抗体片段在MG患者中已经完成了Ⅱ、Ⅲ期临床试验，部分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该类生物技术药物能够快速、显著、持续改善MG临床症状、减少激素用量，且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及安全性，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治疗工具，有望使MG的治疗发生革命性变化。文中通过对MG靶向免疫治疗临床试验结果的总结，对MG治疗前景进行展望。

1例66岁男性患者因尿路上皮癌伴肝脏、淋巴结转移，给予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400 mg静脉滴注、第1天；替吉奥50 mg口服、2次/d，第1~14天；间歇1周，21 d为1个周期。共行9个周期化疗。患者诉第1~5、7~9个周期静脉滴注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后约15 h（次日凌晨1：00左右）出现阴茎异常勃起，约2 h后该症状自行消失。均未予特殊处理。此后因疾病进展改用免疫治疗后患者未再出现上述症状。考虑患者阴茎异常勃起可能与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