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41岁，因左眼视物不清2年伴耳鸣1个月余，于2021年4月19日至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眼科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8；双眼眼压均为1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5 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右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3 mm，直接对光反射灵敏，余眼前节及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双眼视野检查示可见生理盲点，全视野范围内各部位光敏感度正常。请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头颅CT检查后诊断为头颈部腺样囊性癌，行肿瘤次全切除术及放射治疗。术后6个月，患者因左眼视物不清伴分泌物增多及左耳胀痛2周，再次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指数20 cm；眼压19 mmHg，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中央可见4 mm×4 mm溃疡，荧光素钠染色阳性，前房可见积脓，眼后段结构窥不清(图1)。激光扫描角膜共焦显微镜示病灶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图2)。结膜囊分泌物培养未见细菌及真菌生长。角膜知觉检查显示左眼角膜知觉反射迟钝。耳鼻喉科医师会诊诊断为左中耳炎。临床诊断为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氧氟沙星眼膏(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1次/2 h点眼，头孢曲松钠3.0g 1次/d静脉滴注。治疗5 d后，患者眼部及耳部症状明显减轻，左眼角膜溃疡范围缩小至3 mm×3 mm(图3A、B)，前房积脓消失。停用全身抗感染药物，加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1次/2 h点眼并佩戴角膜绷带镜。持续治疗5 d后检查发现左眼角膜上皮缺损持续不愈，予利多卡因联合罗哌卡因1：1约0.2 ml球结膜下浸润麻醉后行左眼角膜羊膜覆盖术。术中将羊膜覆盖全角膜，于角膜缘进行间断缝合。术后1 d，羊膜贴敷紧密，角膜缘无渗出及分泌物(图4A)。术后1周羊膜贴敷紧密、无溶解，拆除缝线(图4B)。术后2周羊膜仍覆盖角膜，未见溶解迹象(图4C)。术后1个月检查发现溃疡病灶愈合并呈片状云翳，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缘上方可见一新发1.5 mm×1.5 mm角膜溃疡灶，前房下方积脓(图4D)；压迫泪囊区可见大量脓性分泌物自下泪小点溢出，泪囊区皮肤无红肿和压痛；结膜囊分泌物培养结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综合诊断为左眼泪囊炎、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全身头孢曲松钠3.0 g 1次/d静脉滴注，局部氧氟沙星眼膏、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1次/2 h点眼抗感染治疗，治疗5 d后行左泪囊鼻腔吻合术；术后随访1年角膜溃疡已形成角膜云翳(图5)，泪道冲洗通畅。

目的:总结多种皮瓣修复鼻部各部位缺损的临床应用。方法:回顾分析2017—2021年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32例采用皮瓣修复鼻部缺损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采用鼻正中推移皮瓣修复9例，鼻面沟推移皮瓣修复10例，鼻唇沟皮瓣修复8例，鼻唇部推移皮瓣修复2例，额部推移皮瓣修复2例，游离耳屏软骨皮瓣修复1例。术后皮瓣均成活，血运良好，鼻外形及立体结构恢复正常。术后6~24个月随访无肿瘤复发。结论:术中所采用的多种皮瓣是修复鼻部多部位较小缺损的较好选择，手术操作简单易行，成功率高。

目的:探讨小脑幕上无症状脑膜瘤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3年8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确诊的无症状脑膜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共163例，其中122例为手术治疗者，41例为于门诊随访观察者。观察患者的性别、年龄分布，肿瘤部位、大小，组织病理学类型、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等。结果:163例患者中，男51例，女112例，男女比例为1.0 ∶2.2；发病年龄为(53.25±10.75)岁(22～80岁)，其中50～59岁患者的占比最高(41.72%，68例)，其次为60～69岁患者(22.09%，36例)；男、女患者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27)。肿瘤位于大脑凸面最多见，占73.62%(120例)，其次为矢状窦旁，占16.56%(27例)，而位于大脑镰旁、脑室、小脑幕者均较少见。肿瘤体积的 M( Q1， Q3)为6.08(1.87，15.78) cm 3。行手术切除的122例患者中，WHO 1级97例(79.51%)、2级21例(17.21%)、3级4例(3.28%)；组织病理学类型中以移行型(36.07%，44例)、纤维型(25.41%，31例)及内皮型(17.21%，21例)多见；纤维型脑膜瘤的分布部位最为广泛(各部位均可见)，其次为移行型和内皮型脑膜瘤。122例患者中，术后21例(17.20%)发生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其中WHO 1级、2级、3级患者分别占8.20%(10例)、6.56%(8例)、2.46%(3例)。 结论:初步观察显示，小脑幕上无症状脑膜瘤可能与脑膜瘤的整体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目的:探讨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ECD）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诊断的ECD，分析4例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的临床及病理资料，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BRAF V600E基因，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4例ECD患者，男女各2例，年龄2岁11个月至69岁，病变分别位于肺（2例）、中枢神经系统（1例）及睾丸（1例）。1例偶发夜间发热，1例有恶心、呕吐，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2例肺ECD表现为双肺弥漫分布的磨玻璃结节影，中枢神经系统及睾丸的病例表现为实性占位。镜下均见纤维化背景中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伴数量不等的多核巨细胞、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其中肺ECD的肿瘤细胞浸润主要出现在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纤维化在胸膜和小叶间隔更为明显，在肺泡间隔中不明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均表达CD68、CD163及F a，不表达CD1α及Langerin，仅1例表达S-100蛋白，3例BRAF V600E阳性。RT-PCR法检测4例均具有BRAF V600E基因突变。 结论: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罕见且起病隐匿，临床上容易误诊，需通过活检予以明确诊断。肺ECD与其他脏器ECD的影像学改变显著不同，其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浸润的组织学特点也有助于与其他肺疾病进行鉴别。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或RT-PCR技术检测BRAF V600E基因突变状态有助于诊断，且2种检测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是一种间叶组织肿瘤，好发于全身各部位，但输尿管少见。其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缺乏特异性，确诊需依靠病理检查，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预后良好。本文报告1例输尿管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患者，全麻下接受输尿管节段性切除术＋输尿管皮肤造口术，疗效良好。

目的:评估实体瘤患儿治疗期间的营养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的109例实体瘤患儿作为病例组，同期选取该院门诊进行营养咨询的109例健康儿童(与病例组年龄、性别构成比接近)作为对照组。收集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使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方法对两组进行人体成分测定，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营养指标的差异，分析实体瘤患儿治疗期间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根据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Z评分对营养状况进行分组，BMI Z评分<-1为营养不良，-1≤BMI Z评分≤2为营养正常。病例组中营养不良41例(37.6%)，营养正常68例(62.4%)。病例组BMI、去脂体重质量指数和身体细胞质量指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诊断时营养状况、感染、黏膜炎是实体瘤患儿治疗期间营养状况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实体瘤患儿治疗期间营养不良发生率高，人体成分测定能准确评估实体瘤患儿的营养状况。诊断时营养不良、治疗期间合并感染或黏膜炎是影响实体瘤患儿治疗期间营养状况的独立危险因素。

颈胸结构被胸廓入口隔断，疾病处理按各部位的切口介入。基于纵隔腔镜食管外科手术的经验积累，自颈部切口可深度解剖上纵隔结构，深达主动脉弓下/奇静脉弓层面，宽度拓展可进入双侧胸腔，被总结为"鼓楼径路"。此径路深度/宽度足以处理很大一部分上纵隔肿瘤，具有全程直视下操作的优势，并简化了手术流程，不经胸，降低了手术创伤。该方法学习曲线相对较长，需熟练掌握上纵隔局部解剖，积累相应的手术经验。

尽管头颈部肿瘤(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为鳞状细胞癌)仅约占全身各部位恶性肿瘤的4%(除外甲状腺癌)，但在头颈部这一相对较小的区域中会出现症状各异的肿瘤。人的外貌、表情、呼吸、营养和社交互动等至关重要的基本生理功能都与头颈部器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头颈部肿瘤不同的发病部位、肿瘤大小和侵犯模式以及治疗并发症均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结构损害和功能障碍，从而显著降低患者的生命质量。因此，头颈部肿瘤的治疗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权衡患者生存结局、肿瘤控制、社会功能、器官功能和生命质量。

目的:探讨对生物制剂治疗抵抗的银屑病患者皮损的分布情况。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2021年9月中国银屑病规范化诊疗中心数据库中足量、规范化使用生物制剂 ≥ 24周、目前仍在使用生物制剂治疗、入库时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SI）评分为1 ~ 5分的73例成人银屑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对生物制剂治疗抵抗的银屑病患者皮损分布。采用 χ2检验比较不同生物制剂使用者皮损残留部位分布的差异，McNemar检验比较患者使用生物制剂治疗前后各部位皮损残留情况，Kruskal-Wallis H检验分析不同皮损残留部位PASI评分与患者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数（DLQI）的关系。 结果:73例银屑病患者经 ≥ 24周足量、规范化生物制剂治疗后，顽固性皮损最常累及下肢（46例，63.01%），其次为头皮（36例，49.32%）、上肢（27例，36.99%）；治疗前后，面颈部、躯干、上肢、下肢、手足等部位残留皮损患者比例显著降低（配对 χ2值分别为5.14、7.69、9.90、4.17和6.13， P值分别为0.016、0.003、0.001、0.031和0.008），而头皮、生殖器部位残留皮损的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13例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阿达木单抗、英夫利西单抗及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与59例白细胞介素17抑制剂（司库奇尤单抗和依奇珠单抗）治疗的皮损残留部位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13例使用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治疗前后，所有皮损残留部位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59例使用白细胞介素17抑制剂治疗后，躯干、上肢和手足等部位残留皮损患者比例显著降低（配对 χ2值分别为4.90、9.09和7.11， P值分别为0.021、0.001和0.004），而头皮、面颈部、下肢及生殖器等皮损残留部位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73例患者上肢、下肢及总PASI评分与DLQI评分相关（ H值分别为7.52、12.61、6.75，均 P < 0.05），DLQI评分超过10分者上肢、下肢及总PASI评分均显著高于DLQI低于5分者（均 P < 0.05）。 结论:对生物制剂治疗抵抗的银屑病皮损主要位于头皮，顽固性皮损最常累及下肢、头皮及上肢；使用两类生物制剂患者的皮损残留分布无显著差别，但相比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白细胞介素17抑制剂可能对更多的部位达到清除效果。

目的:探讨局部穿支蒂推进皮瓣修复面中部软组织缺损的临床效果及其与面中部皮韧带三维构筑的相关性。方法:(1)选用新鲜成人尸体标本12具(男7例，女5例，年龄54~87岁)，尸体头部经丙酮脱水、脱脂后，以环氧树脂全透明超薄层进行塑化与切片，使用Leica MZ8立体显微镜和Leica DFC295数码相机观察、分析制备的切片，观察面中部不同局部(面颊部、鼻部、眶睑部)的皮韧带三维构筑特点的差异。(2)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2015年1月至2021年10月收治的面中部软组织缺损病例资料，患者均采用局部穿支蒂推进皮瓣修复缺损。应用Pearson双变量相关性检验分析皮瓣推进距离、皮瓣切取面积、皮瓣长宽比、缺损面积间的相关关系，应用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面中部不同部位皮瓣面积、皮瓣长宽比等的差异性。计量资料以 ± s或 M( Q1， Q3)表示。 结果:(1)解剖学研究显示，面部皮韧带走行方向与表情肌走行方向一致，其在上眼睑和上鼻翼鼻面角处的三维构筑具有差异性，上眼睑皮韧带顺眼睑方向走行，而上鼻翼处皮韧带朝鼻翼下方走行。(2)临床研究纳入18例患者，男8例，女10例，年龄(64.6±23.4)岁。术后18例患者皮瓣均存活，皮瓣面积为10.6(8.0，18.0) cm 2，推进距离为2.8(2.0，4.0) cm。统计学分析显示，皮瓣推进距离与皮瓣切取面积( r＝－0.71， P＝0.022)和皮瓣长宽比( r＝－0.58， P＝0.012)均存在相关性，皮瓣长宽比与缺损面积无相关性( r＝－0.23， P＝0.365)；面颊部、鼻部、眶睑部皮瓣的长宽比分别为2.1(1.9，2.3)、2.0(1.6，3.5)、3.5(3.0，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6.59， P＝0.037)。 结论:局部穿支蒂推进皮瓣是修复面中部软组织缺损较为理想的方法。面中部不同部位的皮韧带构筑的差异会影响各部位皮瓣推进的难易程度等特性，可能是影响皮瓣设计时长宽比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