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喂养与子代后期超重或肥胖风险降低有关，但由于相关研究大多未能降低混杂因素所导致的偏倚风险，因此尚不确定两者是否为因果关系。2021年11月，Dewey等 ［1］的一篇系统综述发表在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上，探讨了母乳喂养与未曾母乳喂养的婴儿相比，以及不同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是否影响子代远期超重或肥胖的发生风险，重点关注了同胞配对和干预性研究。

目的:探讨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allo-HSCT的33例AML患者移植前、移植后和供者动员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以及随访相关资料。采用端粒限制性片段法测定端粒长度，比较不同预后患者间端粒长度。以实际1年内复发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患者移植前或供者动员前端粒长度判断患者移植后1年复发的效果，依据患者或供者端粒长度最佳临界值将患者进行分层，采用Kaplan-Meier法比较各分层患者无进展生存情况，并行log-rank检验。结果:33例患者中位年龄34岁（14~61岁），男性17例，女性16例；初诊为AML 31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转为AML 1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转为AML 1例；同胞全相合移植14例，同胞半相合移植19例。供者中位年龄30岁（20~65岁），男性24名，女性9名。供者（33名）动员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均长于患者移植前（33例）、移植+30天（31例）[分别为（6.67±0.31）kb、（6.40±0.33）kb、（6.48±0.33）kb，均 P<0.05]，患者移植前、移植+30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9， P＝0.378），患者移植+180天（11例）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为（6.66±0.18）kb。移植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45.5%（15/33），有明确影像学及病原学依据的感染发生率为39.4%（13/33），移植后1年内死亡率为3.0%（1/33），移植后1年内复发率为15.2%（5/33）。发生aGVHD组与未发生aGVHD组间、感染组与非感染组间供者动员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移植后1年内未复发患者比较，移植后1年内复发患者的供者动员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更短[（6.39±0.19）kb比（6.72±0.30）kb， t＝-3.23， P＝0.011]，患者移植前端粒长度更长[（6.75±0.16）kb比（6.35±0.36）kb， t＝4.17， 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判断患者移植后1年内复发的患者移植前及供者动员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最佳临界值分别为6.48、6.42 kb。患者移植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6.48 kb组PFS优于端粒长度≥6.48 kb组（ P＝0.003），供者动员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6.42 kb组PFS优于端粒长度≤6.42 kb组（ P<0.001）。 结论:AML allo-HSCT治疗中，患者移植前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长、供者骨髓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短时，患者移植后1年内复发风险增加。

目的:探讨接受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MSDT）的血液病患者体内存在的抗HLA抗体与移植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5年3月至2017年11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MSDT的168例血液病患者，在移植前检测其体内是否存在抗HLA抗体，分析抗HLA抗体与移植后造血细胞植入、血制品输注及预后的关系。结果:168例患者中，抗HLAⅠ或Ⅱ类抗体阳性患者28例（16.7%），抗HLAⅠ和Ⅱ类抗体同时阳性患者14例（8.3%）；所有患者均获得中性粒细胞植入，164例（97.9%）患者获得血小板植入。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抗HLA抗体对移植后粒细胞植入及植入时间、血小板植入及植入时间、红细胞输注量、血小板输注量、总生存（OS）、无病生存（DFS）以及移植相关死亡率（TRM）均无影响（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血小板植入与更好的OS（ HR=0.065，95% CI 0.017~0.252， P<0.01）和DFS（ HR=0.083，95% CI 0.024~0.289， P<0.01）以及更低的TRM（ HR=0.094，95% CI 0.014~0.626， P=0.015）相关。 结论:接受MSDT的血液病患者体内的抗HLA抗体对移植预后无影响。

目的:分析低磷酸酯酶症（HPP）患儿口腔临床表型、基因变异类型，并探讨其口腔表现与基因变异类型的关系，为口腔临床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08年1月至2023年1月就诊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口腔科的8例HPP患儿，其中5例进行致病基因测序，对8例患儿的口腔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基因变异类型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8例HPP患儿中男性3例、女性5例，主诉均为乳牙过早脱落。3例为牙型，5例为儿童型（2例同胞姐弟初诊时为牙型，5岁时修改诊断为儿童型）。第一颗乳牙脱落的年龄为9~18个月，诊断年龄为20~104个月。牙型仅表现为乳前牙过早脱落，儿童型波及多颗乳磨牙并伴随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全口曲面体层X线片显示乳恒牙牙髓腔宽大、髓角高耸，根管壁较薄，部分病例伴牙釉质发育不良、牙根短小，乳磨牙牙根吸收，牙槽骨吸收。所有患儿血清碱性磷酸酶（ALP）值（30~107 U/L）均低于健康同龄人，1~3岁女童ALP值儿童型（30~33 U/L）与牙型（61~107 U/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5例患儿及家系检测到8个肝-骨-肾-ALP基因（ALPL）变异位点，均为错义变异，其中c.1334C>G（p.Ser445Cys）和c.1259G>T（p.Gly420Val），为新的变异型；1例杂合变异，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其余4例为复合杂合变异，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结论:儿童型和牙型HPP常于儿童口腔科最先发现，轻型HPP常被延迟诊断，HPP病情严重程度与血清ALP值和ALPL基因变异位点有关。

目的: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探讨亲子关系对初中生内化问题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同胞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2021年4—6月对565名非独生子女进行调查，采用同胞关系问卷、亲子亲合量表、自尊量表、内化问题问卷进行研究。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母子亲合与自尊和同胞亲密呈正相关( r＝0.36，0.58；均 P<0.01)，而与内化问题和同胞冲突呈负相关( r＝－0.29，－0.25；均 P<0.01)。父子亲合与自尊和同胞亲密呈正相关( r＝0.37，0.51；均 P<0.01)，而与内化问题和同胞冲突呈负相关( r＝－0.36，－0.21；均 P<0.01)。自尊在母子亲合-自尊-内化问题这一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β＝－0.09, 95% CI＝－0.14~－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13%；自尊在父子亲合-自尊-内化问题这一路径中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β＝－0.07, 95% CI＝－0.11~－0.0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36%。同胞亲密关系能够增强母子亲合对自尊的积极影响( β＝0.06，95% CI＝0.01~0.11)，而抵消较低的母子亲合水平对内化问题的消极作用( β＝0.10, 95% CI＝0.04~0.16)；同胞冲突关系在母子亲合对自尊和内化问题的影响中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同胞亲密关系能够增强父子亲合对自尊的积极影响( β＝0.05, 95% CI＝0.01~0.09)，而抵消较低的父子亲合水平对内化问题的消极作用( β＝0.09，95% CI＝0.03~0.15)；但是同胞冲突关系能够减少父子亲合对自尊的积极作用( β＝－0.05, 95% CI＝－0.09~－0.01)，而在父子亲合对内化问题的影响中没有显著作用。 结论:亲子亲合除了直接影响初中生的内化问题外，还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内化问题。较高的亲子亲合水平和亲密的同胞关系，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内化问题的发生。

目的:探究恶性血液病患者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UCBT）和同胞外周血干细胞移植（PBSCT）后免疫重建与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的关系。方法:以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UCBT（96例）和PBSCT（28例）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患者移植后第1、3、6、9、12个月外周血免疫细胞，并根据是否发生cGVHD进行分组，探究两种移植类型的免疫细胞重建与cGVHD之间的相关性。结果:①UCBT组移植后1年中重度cGVHD累积发生率显著低于PBSCT组[9.38%（95% CI 3.35%~15.02%）对28.57%（95% CI 9.72%~43.50%）， P=0.008]；UCBT组移植后2年cGVHD、中重度cGVHD累积发生率均低于PBSCT组[15.60%（95% CI 9.20%~23.60%）对32.10%（95% CI 15.80%~49.70%）， P=0.047；10.40%（95% CI 5.30%~17.50%）对28.60%（95% CI 13.30%~46.00%）， P=0.014]。②UCBT组CD4 +T细胞计数在移植后第6、9、12个月均高于PBSCT组[59.00（36.70~89.65）×10 7/L对31.40（18.10~44.00）×10 7/L， P<0.001；71.30（49.60~101.45）×10 7/L对41.60（25.82~56.27）×10 7/L， P<0.001；83.00（50.17~121.55）×10 7/L对44.85（31.62~62.10）×10 7/L， P<0.001]，CD4 +T细胞比例始终高于PBSCT组（ P<0.05）。PBSCT组B细胞计数和比例在移植后第1个月高于UCBT组[0.70（0.30~1.70）×10 7/L对0.10（0~0.30）×10 7/L， P<0.001；0.45%（0.30%~2.20%）对0.20%（0.10%~0.40%）， P=0.002]；UCBT组B细胞计数和比例在移植后第9、12个月高于PBSCT组[53.80（28.00~103.20）×10 7/L对23.35（5.07~35.00）×10 7/L， P<0.001；21.45%（11.80%~30.45%）对9.00%（3.08%~16.73%）， P<0.001。66.70（36.97~98.72）×10 7/L对20.85（7.72~39.40）×10 7/L， P<0.001；22.20%（14.93%~29.68）%对8.75%（5.80%~18.93%）， P<0.001]。UCBT组调节性B细胞（Breg）计数和比例在移植后第6、9和12个月高于PBSCT组[1.23（0.38~3.52）×10 7/L对0.05（0~0.84）×10 7/L， P<0.001；5.35%（1.90%~12.20%）对1.45%（0%~7.78%）， P=0.002。2.25（1.07~6.71）×10 7/L对0.12（0~0.77）×10 7/L， P<0.001；6.25%（2.00%~12.33%）对0.80%（0%~5.25%）， P<0.001。3.69（0.83~8.66）×10 7/L对0.46（0~0.93）×10 7/L， P<0.001；6.15%（1.63%~11.75%）对1.40%（0.18%~5.85%）， P<0.001]。③UCBT患者中非cGVHD组的B细胞计数在移植后第6、12个月均高于中重度cGVHD组（ P=0.038， P=0.043）；非cGVHD组的B细胞比例在移植后第6个月高于中重度cGVHD组（ P=0.049）。UCBT患者中非cGVHD组的Breg细胞计数在移植后第6、9、12个月高于中重度cGVHD组（ P=0.006， P=0.028， P=0.050）；非cGVHD组的Breg细胞比例在移植后第9个月高于中重度cGVHD组（ P=0.038）。④PBSCT患者中非cGVHD组的B和Breg细胞绝对数和比例与中重度cGVHD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免疫细胞重建过程中，UCBT组的Breg细胞高于PBSCT组，并且两种移植类型的非cGVHD组的Breg细胞始终较中重度cGVHD组高，表明Breg细胞能够降低cGVHD的发生，揭示了UCBT组cGVHD发生率较低的可能原因。

目的:了解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儿童心理虐待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并考察同胞关系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方法:2020年3~7月，采用儿童心理虐待量表(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scale，CPAS)、同胞关系量表(the life span sibling relationship scale，LSRS)、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对2 995名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测量，通过SPSS 21.0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使用AMOS 23.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非独生大学生儿童期心理虐待的阳性检出率为55.29%，抑郁[16(9，24)分]检出率为51.62%；(2)心理虐待、同胞关系、心理弹性、抑郁在父母关系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7.986，-13.822，-13.771，-12.620，-10.650，-11.524，均 P<0.01)，是否头胎在抑郁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176， P<0.05)。(3)心理虐待与抑郁显著正相关( r＝0.558， P<0.01)，与同胞关系、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 r＝-0.379， r＝-0.270，均 P<0.01)，同胞关系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 r＝0.380， P<0.01)，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r＝-0.366， P<0.01)；心理弹性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r＝-0.431， P<0.01)。(4)心理虐待对抑郁的间接效应值为0.138，占总效应9.37%。进一步检验心理弹性与成人同胞关系、儿童同胞关系的中介作用，心理弹性的单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3%，成人同胞关系与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占2.76%。 结论:非独生子女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成年抑郁关系密切，心理弹性和同胞关系，尤其是成人同胞关系可以起到缓解作用，但这种作用仅限于减轻抑郁的程度，不能改善抑郁的发生率。

目的:整合慢性病儿童健康兄弟姐妹在与其患病同胞生活过程中的体验。方法: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INAHL、PsycINFO以及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有关慢性病儿童兄弟姐妹生活体验的质性研究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月5日。采用澳大利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2016）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进行文献质量评价，采用汇集性整合的方法对结果进行整合。结果:共纳入18项研究，提炼出32个完整的结果，将相似的结果进行归纳，得出9个新类别，最终汇总为4个整合结果，分别为整合结果1：健康的兄弟姐妹在与患病同胞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负担使其身心俱疲；整合结果2：自疾病确诊以来，家庭关系和家庭内部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整合结果3：健康的兄弟姐妹感知能力有限，渴望得到信息支持和社会支持；整合结果4：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的兄弟姐妹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适应，发展了应对策略，获得了积极的个人成长。结论:儿童患有慢性病会对其健康状况良好的兄弟姐妹的心理社会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建议政府、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众及患儿家庭多关注慢性病儿童健康兄弟姐妹的心理社会需求和生活中的挑战，帮助其改善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促进兄弟姐妹的健康成长。

目的 观察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对家族性高风险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婴幼儿社交行为、神经发育轨迹及结局的影响.方法 将在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招募的110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高风险ASD婴儿(ASD患儿的年幼同胞)作为研究组,同期在儿童群体保健科招募58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低风险ASD婴儿(正常发育儿童的年幼同胞)作为对照.将研究组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A和研究组B,研究组A采用家庭社交行为干预,研究组B和对照组则采用常规养育方法,持续追踪至24个月,在6月、12月、18月大时研究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婴儿孤独症观察量表(autism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fants,AOSI)、盖泽尔发展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ale,GDS)分别评估其社交行为及神经发育功能.在24个月大时则采用GDS、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等工具评估幼儿神经发育和ASD核心症状,同时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相关诊断标准对三组幼儿的发育结局进行判断.结果 组内比较,三组研究对象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与评估时间均呈线性关系,不同时间点得分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均为对照组优于研究组A,研究组A优于研究组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7％,语言障碍1.7％,ASD高危儿1.7％,语言行为异常共3例(5.2％);研究组A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5.5％,语言障碍5.5％,ASD高危儿3.6％,语言行为异常共8例(14.5％);研究组B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6.4％,语言障碍18.2％,ASD高危儿5.5％,语言行为异常共22例(40％).结论 与家族性低风险ASD儿相比,家族性高风险ASD儿在婴幼儿期存在更多的ASD样行为,其神经发育也相对落后;且更容易发展为ASD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行为问题.从婴儿期开始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可以有效促进家族性高风险ASD儿的语言-社交行为发展和神经发育,进而减少ASD或语言行为异常的发生.

目的:考察头胎儿童的同胞接纳与人际信任、心理韧性的关系.方法:选取715名12～14岁头胎儿童,采用同胞接纳度量表(SAS)、儿童普遍信任量表(CGTS)、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和情绪调节问卷(ERQ)分别评估同胞接纳与人际信任、心理韧性、情绪调节策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头胎儿童CGTS得分通过心理韧性得分间接关联同胞接纳得分(β=0.34,P＜0.01);ERQ认知重评得分在人际信任得分的作用下与心理韧性得分负向关联(β=-0.23,P＜0.001),ERQ表达抑制得分在心理韧性得分作用下与同胞接纳得分正向关联(β=0.29,P＜0.001).结论:头胎儿童的同胞接纳在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下与人际信任产生间接关联;情绪调节策略在心理韧性的作用下间接影响头胎儿童的人际信任与同胞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