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腺鳞癌是一种少见的肺癌组织学亚型，比单纯的肺腺癌和肺鳞癌预后更差。胸部CT检查，肺腺鳞癌以周围型多见，密度及强化多不均匀，可以腺癌表现为主，如分叶征、毛刺征、胸膜凹陷征等，也可以鳞癌表现为主，如空洞、坏死等。肺腺鳞癌的影像表现并不是特异的，尽早获得病理诊断及开始积极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肺黏液腺癌发病率较低，在胸部CT上可分为2型：结节肿块型、肺炎型，其中以结节肿块型较为多见。结节肿块型肺黏液腺癌与其他非小细胞肺癌难以区分，表现为分布在肺野周围的实性或部分实性结节，伴毛刺、分叶，更容易出现“空泡征”。肺炎型肺黏液腺癌预后不佳，更易发展成弥漫性病变，呈多灶性、多叶性，类似炎症表现，提示沿气道-肺内播散，典型征象包括大片状低密度、低强化的实变、“枯树枝征”等。

目的:比较肺叶切除术和肺段切除术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相关文献来自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NKI、CBM、VIP和万方等数据库。从纳入的研究中直接提取或间接计算肺段切除术组与肺叶切除术组的相关数据。结果:2001年至2022年间发表的30项研究，共纳入12 227例患者。与肺叶切除术相比，肺段切除术对术前CT影像确定为≤2 cm的NSCLC患者的3年总生存率(OS)有显著益处( OR＝0.86，95% CI：0.75~1.00， P＝0.05)，患者的5年OS( OR＝0.91，95% CI：0.76~1.09， P＝0.30)和10年OS( OR＝1.22，95% CI：0.67 ~2.21， P＝0.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PFS)( OR＝0.87，95% CI：0.67~1.13， P＝0.30)和5年PFS( OR＝0.87，95% CI：0.69~1.10， P＝0.2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中，患者的3年及5年肺癌特异性生存率(LC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2 cm的ⅠA期周围型NSCLC手术的比较中，肺段切除术在远期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期均展现其非劣性，或许可作为推荐的手术选择。但10年远期生存率及实性成分分析，仍需进一步随机对照研究及更长时间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研究放疗过程中机体免疫系统的受照射剂量对接受立体定向放疗（SBRT）的周围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ES-NSCLC）患者疾病进展和生存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经病理确诊为周围型ES-NSCLC且接受SBRT治疗患者的资料。引用并验证放疗过程中“估计机体免疫细胞所受的辐射剂量”（EDRIC）对接受SBRT治疗的ES-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EDRIC的计算公式采用孔凤鸣教授团队首先提出并由Ladbury等改进的公式。采用Kaplan-Meier法和Cox比例风险回归估计肿瘤特异性生存（CSS）、无进展生存（PFS）、无局部进展生存（LPFS）和无远处转移生存（DMFS）。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79例患者SBRT的中位处方剂量为60（范围为48~60）Gy，中位分割次数为5（范围为3~10）次，中位随访时间为52.17（范围为1.17~154.77）个月。中位大体肿瘤体积（GTV）和中位EDRIC分别是10.98（范围为0.91~120.34）cm 3和2.064（范围为0.426~6.015）Gy。Person相关分析显示，GTV和EDRIC呈正相关（ r=0.712， 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EDRIC是CSS和DMFS重要的预后变量，较高的EDRIC与较差的CSS（ HR=1.763， P=0.004）和DMFS（ HR=1.902， P=0.004）显著相关。依据EDRIC的四分位数进行分组的组间比较：与EDRIC≤1.56 Gy的患者相比，EDRIC>2.64 Gy（ P<0.001）和EDRIC为<2.06~2.64 Gy（ P=0.049）患者的CSS明显降低。DMFS在EDRIC按照四分位数分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EDRIC≤1.56 Gy相比， P值分别是<0.001、0.004、0.022）。 结论:EDRIC是接受SBRT治疗的周围型ES-NSCLC患者CSS和DMFS的重要预测因素，提示在放疗过程中免疫系统所受辐射剂量对预后的影响不容忽视，EDRIC有助于量化SBRT对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

目的:探讨行CT引导下肺癌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放疗患者的精准护理。方法:根据预计划对行CT引导下肺癌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放疗的患者进行知识宣教、心理疏导、体位训练以及呼吸配合，观察治疗期间医患配合满意度以及并发症。结果:经过护理的干预，医生对患者满意度达92.3%，患者对精准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达94.1%。本组患者插植后CT扫描发现小量气胸8例，大量气胸3例，痰中带血8例，穿刺点轻度纤维化3例，未发现血胸、胸膜肺休克和剧烈疼痛。结论:对风险较高且治疗精度要求严格的有创操作治疗，治疗前护理的知识宣教、心理疏导以及相应的患者配合训练，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操作依从性以及治疗满意度。

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居全世界癌症第一位。由于胸部CT的普及和肺癌筛查建议的实施，早期周围型肺癌的检出率逐年增加。目前外科手术仍然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治疗，但由于患者高龄、合并基础疾病或拒绝手术等原因，还需要其他非外科手术治疗方案。立体定向放疗和经皮热消融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随着支气管镜腔内超声技术、虚拟支气管镜导航、电磁导航技术和人工智能气管镜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支气管镜下消融技术将成为治疗早期周围型肺癌的新方法。

目的:构建胸腔镜单肺叶切除术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2月于本院胸外科择期气管插管全麻下行胸腔镜单肺叶切除术患者的病历资料，性别不限，年龄≥18岁，ASA分级Ⅰ~Ⅲ级，术后病理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收集患者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吸烟史)、既往病史(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周围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过敏史、其他肿瘤史、手术切除部位、麻醉因素(术中非甾体抗炎药和糖皮质激素使用情况、麻醉时长、术中硬膜外麻醉+术后硬膜外镇痛情况)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胸腔积液、气胸、肺不张)。根据术后住院时间是否延长分为术后住院时间正常组(≤7 d)和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组(>7 d)。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胸腔镜单肺叶切除术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预测因子。基于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构建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回归预测模型，评价模型预测效果；进一步基于TensorFlow框架搭建深度神经网络，构建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分类预测模型，评价模型预测效果，并与传统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预测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最终共纳入428例患者。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麻醉时长是胸腔镜单肺叶切除术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女性、其他肿瘤史和右肺中叶切除是保护因素( P<0.05)。回归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2.16和2.14，均方误差分别为11.05和11.73，模型拟合效果欠佳。分类预测模型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F1值、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75.58%、0.553和0.702，模型预测效果尚可，然而预测效果不优于基于逻辑回归、随机森林、梯度提升和支持向量机的4种传统机器学习方法构建的预测模型。 结论:性别、年龄、手术切除部位、其他肿瘤史和麻醉时长可作为预测因子，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构建胸腔镜单肺叶切除术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分类预测模型。

目的:揭示中国肺癌外科病理诊断现状及存在问题，进一步提升中国肺癌病理规范和科研数据水平并构建中国肺癌病理结构化大数据库。方法:依据肺癌手术切除标本病理诊断规范内容要求，制定病例报告表，按照病例报告表指标内容要求，回顾性收集23家三甲医院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手术切除原发肺癌患者原始临床病理资料信息，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吸烟史、病理报告（包括分子检测）、治疗及预后等，经脱敏、滤过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结合领域知识库实现原始文本信息结构化处理，进行数据管理分析以及构建结构化数据库。结果:共收集到153 817份原始病理报告，57 748份分子检测报告及13 295条治疗及随访信息，最终获得有效结构化病理报告75 941份（包含86 979个原发肺癌病灶信息）。整体治疗及随访数据质量不满意。患者男女比例为1.2∶1.0；吸烟史可及8 648例（11.39%），吸烟者与非吸烟者比例为0.92∶1.00；高发年龄为60~69岁，占38.76%。常见病理类型前5位依次为腺癌（74.58%），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18.01%），小细胞癌（2.18%），腺鳞癌（1.71%），肉瘤样癌（0.82%）；组织学类型与性别、年龄及吸烟状态显著相关（ P<0.05）：男性患者以腺癌（58.5%）和鳞癌（31.6%）为主，女性患者腺癌占91.6%，鳞癌仅占3.4%；非吸烟患者以腺癌（85.6%）为主，吸烟患者腺癌和鳞癌分别占50.6%和37.7%；随年龄增长腺癌占比下降，鳞癌及小细胞癌占比上升。指标使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综合医院与肿瘤专科医院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至2017年使用率较低的主要指标为周围肺病变、pTNM分期、沿气道播散、新辅助治疗反应病理评估。前5位常用免疫组织化学指标依次为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细胞角蛋白（CK）7、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Ventana、Napsin A及p63，免疫组织化学套餐指标数最常见7~9项。整体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率51.32%（10 335/20 139，均为PCR法）、ALK融合基因阳性率6.18%［2 084/33 726，PCR、荧光原位杂交（FISH）及免疫组织化学Ventana平台阳性率分别为3.01%、8.93%及6.58%］、KRAS突变率7.01%（662/9 441，均为PCR法）。腺癌中EGFR、ALK（总）、KRAS阳性率分为58.14%（9 986/17 175）、6.59%（1 791/27 176）、7.52%（607/8 068），鳞癌中分别为5.83%（113/1 939）、0.40%（1/251，仅PCR和FISH法）、1.76%（15/852）。由于预后数据质量问题，难以获得有效生存相关因素分析结果。 结论:国内肺癌病理报告规范化程度（包括分子检测）整体基础良好，但大部分模式仍处于非结构化连续文本状态；肿瘤术后病理分期、新辅助治疗反应病理评估及高质量预后数据需予以重视与完善；免疫组织化学指标套餐使用均衡但欠精确；有待采用基于信息系统的肺癌结构化报告模板及结构化数据整合存储模式，以整体提升我国肺癌病理诊断规范及临床数据共享能力。

全肺切除术是中央型肺癌的一种治疗手段，为了最大程度切除肿瘤组织需要切除一侧肺组织，其导致结果包括：(1)肺容积减少及肺通气换气量减少；(2)肺血管床减少及由此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右心室后负荷增加；(3)健侧肺门与纵隔移位及由此引起的肺通气，心脏血流动力学改变；(4)与局部血供不良，术后低氧，局部张力增高等危险因素相关的气管残端或气管支气管吻合口愈合不良，及可能出现的支气管胸膜瘘或气管支气管吻合口瘘。这导致全肺切除术相比较保留肺功能的肺切除术术后并发症风险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要退而求其次，放弃其在肺癌治疗中其他手术方式所不能比拟的肿瘤学治疗效益。术前精准评估患者肿瘤与淋巴结情况及手术可切除性、心肺功能，挑选出能够最大程度获益于该手术方式的患者；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以减少麻醉通气中造成的肺损伤，术中避免膈神经、喉返神经、迷走神经肺支等神经损伤，降低如支气管残端或气管支气管吻合口周围血供不良等引起残端或吻合口愈合的风险因素；优化术前、术中、术后管理中的气道管理、呼吸机管理、液体管理、疼痛管理、营养支持、心肺支持、自主咳嗽、早期活动等。可能会在规避风险的同时最大程度发挥一种手术方式本身在肿瘤学治疗中带来的效益。

目的:探究直径≤2 cm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淋巴结转移特点及临床意义；探究区域性纵隔淋巴结清扫的可能性。方法:收集我院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所有结节≤2 cm行肺部手术NSCLC患者完整资料，既往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手术方式为肺叶切除、肺段切除或楔形切除，并规范清扫纵隔，根据病理结果及临床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直径≤2 cm的周围型NSCLC淋巴结转移度和转移率均较低(分别为0.67%和1.87%)。直径≤2 cm的纯磨玻璃结节无淋巴结转移、混合磨玻璃结节的淋巴结转移明显低于实性结节(0、1.18%、4.92%)。第11组淋巴结转移与纵隔淋巴结转移(2、3、4、6组)有明显相关性。11组淋巴结转移与结节的实性成分呈正相关( P＝0.024)，而淋巴结转移与性别、年龄、吸烟史、结节大小、位置及肿瘤类型并无明显相关性。11组淋巴结与2、3、4和6组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 P＝0.014)， Kappa值8.406。 结论:对于纯磨玻璃样病变患者，可不清扫纵隔淋巴结或仅行N1淋巴结采样。对于混合型磨玻璃样病变或实性结节，手术医师可根据术中11组淋巴结冰冻情况决定淋巴结清扫范围，若有转移，则可相对积极，清扫范围适当扩大；如无11组淋巴结转移，可以通过减淋巴结清扫的范围，从而达到减少并发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