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从护理教育和临床实践 2 个视角综合探讨护理本科生应急处置团队合作能力的培训需求分析,为进一步开发课程体系提供依据.方法 对 10 名有应急处置团队合作经验的护理教育及临床专家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护理本科生应急处置合作能力的现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且提炼主题.结果 最终形成 3 个主题和 9 个亚主题,包括缺少针对性的护生应急处置团队合作培养体系(学校缺乏系统教育、临床实践和理论脱节);明确应急处置团队合作能力培养目标(横纵向沟通能力、对场景预判能力和最大化决策能力);丰富培训内容及考核形式(理论授课,初步感受多学科思维;临床实践,形成整合性思维和专业思维;情景模拟,培养精准复盘思维;多样化考核评价,提升综合能力).结论 建议联合学校—医院—护理本科生,建立目标明确、切实可行的护理本科生应急处置团队合作培养体系.从护生本科教育阶段开始注重对其能力的培养,学校课程全面覆盖应急处置的预防、准备、响应和复原各环节,"应急预备小队"强化实践技能和培养团队合作默契,医院虚拟仿真平台提供实战经验.将团队合作精神全方位融入护理本科生应急课程与实践中,为储备应急护理人才、提升护理队伍的整体应急处置团队合作能力提供坚实后盾.

目的:调查急性白血病患儿家庭复原力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4—8月在郑州市某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2个病区收治入院的急性白血病患儿家庭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家庭复原力评估量表（Chinese-Family Resilience Assessment Scale，C-FRAS）、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220份，有效问卷207份，有效回收率为94.1%。结果:207例急性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C-FRAS总分为（122.86±13.97）分，中文版PTGI总分为（65.31±14.82）分，C-FRAS与中文版PTGI总分呈正相关（ 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治疗时间、与患儿关系、是否有社会救助、是否为独生子女和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是急性白血病患儿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急性白血病患儿家庭复原力处于中等水平，患儿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治疗时间、与患儿关系、是否有社会救助、是否为独生子女和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是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因素。临床护理过程中可通过提高主要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水平促进家庭优势，帮助患儿家庭良好适应。

目的:通过文献回顾，探讨癌症患者家庭弹性的概念，为癌症患者开展家庭弹性护理及干预提供参考。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中文数据库及PubMed、Medline、Web of Science、EBSCO等英文数据库，采用Walker-Avant的概念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了解家庭弹性在国内外文献应用现状，明确概念定义属性，分析前因及后果，总结分析实证测评指标。结论:癌症患者家庭弹性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发展趋势，通过此概念的分析有助于概念的深入了解，为后期家庭弹性的研究提供支持。

目的:探讨宫颈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不同类别及各类别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9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住院的275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获益感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中文简化版对宫颈癌患者进行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调查患者的家庭复原力，并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不同类别患者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75份，回收有效问卷25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0%（253/275）。宫颈癌患者家庭复原力可分为低复原力-消极应对组（18.6%，47/253）、中等复原力-沟通障碍组（59.3%，150/253）、高复原力-包容理解组（22.1%，56/253）3个类别。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地、主要照顾者、是否放化疗、心理韧性和疾病获益感是不同类别宫颈癌患者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宫颈癌患者的家庭复原力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医护人员应甄别不同类别患者的特征并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患者的家庭复原力水平。

目的:应用Walker-Avant经典概念分析法界定护理羞耻感的定义和内涵。方法: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PubMed、Web of Science、Wiley Online Library、ScienceDirect、CINAHL，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以Walker-Avant经典概念分析法为理论依据，从定义属性、前置因素、后置因素等方面分析护理羞耻感的概念。结果:护理羞耻感的3个定义属性包括消极自我评价、回避与退缩及自我突破，其前置因素包括不符合自我预期和临床欺凌，后置因素包括护士身心损害与离职、患者负担加重与表达受阻。但护理羞耻感亦可通过培养羞耻复原力积极化，并成为护士自我反省和调整的心理动力。结论:通过概念分析明确了护理羞耻感的概念属性，为未来研制或汉化针对性测量工具、有效识别和处理护理羞耻感奠定了理论基础。

目的:将家庭弹性评估量表(family resilience assessment scale，FRAS)在脑卒中患者中进行修订，并评价其测量学性能和适用性。方法:获得授权后将FRAS翻译成中文，基于13例脑卒中患者、11例照顾者的访谈结果和20名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对量表条目进行修订。于2022年6—11月，采用便利抽样法对杭州市2所三级医院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脑卒中患者进行两次抽样，第一次发放问卷325份(样本1)，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二次发放285份(样本2)，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效标效度及信度检验。采用SPSS 26.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6个因子(分别为家庭信念、家庭精神、家庭联结、家庭资源、家庭沟通、家庭协作)，共32个条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良好( χ2/ df＝2.67，RMSEA＝0.025，CFI＝0.98，GFI＝0.90，IFI＝0.98，RMR＝0.031)。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2~0.92；2周重测信度为0.99；量表总分与效标(家庭复原力量表)呈正相关( r＝0.882， P<0.001)。 结论:脑卒中患者家庭弹性评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估脑卒中患者家庭弹性。

目的:探索以复元为导向的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对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家庭韧性水平的影响，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的60例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患者的居住所在地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健康教育；试验组给予复元为导向的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前和干预3个月后，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家庭复原力问卷评价干预效果。结果:最终共纳入60例患者，对照组男13例，女17例，年龄（27.0 ± 6.5）岁；试验组男14例，女16例，年龄（28.0 ± 5.6）岁。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社会支持利用维度得分分别为（14.33 ± 3.36）、（8.43 ± 1.63）、（9.60 ± 2.49）分，对照组分别为（16.20 ± 3.83）、（10.00 ± 2.59）、（8.33 ± 2.2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00、2.80、-2.05，均 P<0.05）；干预后，试验组家庭复原力问卷总分及坚毅性、支持性、和睦性维度得分分别为（78.77 ± 9.61）、（24.90 ± 3.07）、（15.10 ± 2.23）、（23.63 ± 3.04）分，高于对照组的（72.67 ± 15.96）、（23.43 ± 4.92）、（14.03 ± 3.60）、（21.13 ± 5.1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2.29~-1.37，均 P<0.05）。 结论:以复元为导向的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了对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支持程度和家庭韧性水平。

目的:旨在分析胃癌患者术后压力知觉、心理复原力、反刍性沉思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相关性。方法:选取连云港市6所三甲医院于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行全胃或次全胃切除术胃癌患者384例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压力知觉、创伤后成长评定、创伤后成长和反刍性沉思。结果:胃癌患者反刍性沉思、心理复原力均在胃癌患者术后压力知觉与创伤后成长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P<0.05），中介效应分别为0.34和0.31，占总效应19.9%和18.1%。二者连续路径起链式中介效应（ P<0.05），中介效应为0.17，占总效应10.0%。 结论:胃癌患者术后心理复原力、反刍性沉思能降低压力知觉，增加创伤后成长，在压力知觉和创伤后成长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了解高危妊娠孕妇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家庭复原力的现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19年3—12月选取郑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400名高危妊娠孕妇为研究对象，在孕妇至产科门诊复查时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创伤后应激障碍平民版量表（PCL-C）、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进行调查，分析产妇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与家庭复原力之间的关系。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8份，有效回收率为94.5%。结果:378名高危妊娠孕妇的PCL-C总分为（31.53±7.54）分，家庭复原力总分为（76.85±12.74）分；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与家庭复原力呈负相关（ r=-0.287， P=0.003）；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复原力中坚毅性、支持性可解释高危妊娠孕妇PTSD总变异的38.3%。 结论:高危妊娠孕妇家庭复原力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医护人员应从家庭复原力的角度出发降低高危妊娠孕妇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

目的:描述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帮助医护人员及时发现相关因素，制订有针对性的护理康复方案，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关怀给患者及其家属。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收治入院的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对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进行家庭抗逆力的横断面调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明确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307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288名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中，男84名，女204名，年龄≤30岁23名，31～40岁63名，41～50岁63名，51～60岁32名，≥61岁107名，家庭抗逆力总分为（210.80 ± 17.32）分。单因素分析显示，照顾者不同的职业状况、与患者关系、年龄、家庭居住地、婚姻状况、家庭类型、每天可照顾时长，以及患者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对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6、-3.38， F值为4.96～21.32，均 P<0.05）。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水平与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及家庭支持均呈正相关（ r=0.375、0.627、0.642，均 P<0.05），与照护负担和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 r=-0.444、-0.563，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是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t值为-6.68～6.27，均 P<0.05），共同解释了57.5%的家庭抗逆力的变异。 结论: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处于高水平。主要照顾者获取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多，且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方式其家庭抗逆力水平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