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基于移动医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抗凝管理模式的效果。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非劣性临床试验。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连续纳入机械瓣膜置换术后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的67例患者，通过Excel软件简单随机分为试验组34例、对照组33例。试验组通过“抗凝助手”进行管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抗凝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患者纳入至少3个月后开始进行随访，于2019年9月30日结束。以治疗范围内时间（TTR）11.0%、国际标准化比率（INR）达标率10.0%为界值，非劣性单侧 t检验试验组患者TTR及INR达标率是否非劣于对照组。 结果:试验组、对照组TTR分别为（58.2±23.4）%、（54.8±23.6）%（差值3.4%，差值单侧95% CI下限：-6.4%； t=2.441， P=0.009）。试验组、对照组INR达标率分别为（55.4±21.9）%、（52.8±22.5）%（差值2.6%，差值单侧95% CI下限：-6.6%； t=2.309， P=0.012）。 结论:基于移动医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抗凝管理模式的结局指标不劣于传统抗凝管理模式。

目的:探讨血必净注射液对体外循环(CPB)下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体内炎症因子水平和呼吸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青岛市市立医院心外科进行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患者68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是否采用血必净治疗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34例)和对照组(34例)。对照组进行积极处理原发病以及对症治疗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麻醉诱导前、手术后当日、术后24 h分别给予100 ml的生理盐水加100 ml血必净注射液输注治疗。观察两组患者各时间点血清中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水平，并计算出两组患者各时间点的呼吸指数(RI)、氧合指数(OI)，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两组患者T 1、T 2、T 3、T 4的血清TNF-α、IL-6水平较T 0明显升高( P<0.05)，TNF-α、IL-6水平随着CPB后时间推移而递增，均在T 2时达到最高值，而后逐渐下降，观察组血清TNF-α、IL-6水平的上升幅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T 1、T 2、T 3、T 4的血清SOD水平较T 0明显降低( P<0.05)，SOD水平随着时间推移而递降，均在T 2时达到最低值，而后逐渐上升，观察组血清SOD各时间点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T 1、T 2、T 3、T 4的RI水平较T 0明显升高( P<0.05)，均在T 2时达到最高值，但观察组T 1、T 2、T 3、T 4的RI水平明显低于同时点对照组( P<0.05)。两组患者T 1、T 2、T 3、T 4的OI水平较T 0明显降低( P<0.05)，均在T 2时达到最低值，但观察组T 1、T 2、T 3、T 4的OI水平明显高于同时点对照组( P<0.05)。 结论:血必净注射液具有活血化瘀、消除炎症反应、提高免疫功能、消除氧自由基、抗氧化应激等作用，适用于CPB所引起的急性肺损伤，值得临床运用和推广。

目的:探讨基于互述式教育和情景模拟的延续性护理对心脏瓣膜置换术术后患者疾病管理能力及预后的影响。方法:2019年1~12月选取南阳市中心医院心外科收治的HVR患者68例，根据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4例。对照组术后行常规延续护理，观察组应用互述式教育结合情景模拟实施延续护理，随访时间为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管理能力、预后情况及生活质量。结果:干预后观察组膳食管理、运动锻炼、并发症管理、情绪管理及疾病管理能力总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心肌梗死、心绞痛发生率、抗凝过度出血发生率及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观察组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独立性领域、环境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及生活质量总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互述式教育结合情景模拟能有效提高HVR患者出院后的疾病管理能力，降低患者出院后心血管事件及再入院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瓣周漏是瓣膜置换术后特有的并发症。早期对瓣周漏的认识局限于外科主动脉瓣换瓣术（SAVR）后瓣周漏的评估和治疗；近年来，随着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的开展，TAVR术后瓣周漏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发生机制和治疗方案不同于SAVR术后。该文结合文献报道和作者的临床实践，重新认识主动脉瓣瓣周漏，并提出应对方案，以期为临床提供指导。

人工瓣膜置换术的成功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心脏瓣膜病患者的远期预后，目前全球每年实施约28万例心脏瓣膜置换术，我国每年约有6万例心脏瓣膜手术 [1]，虽然采用的机械瓣或者生物瓣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现在临床使用的人工心脏瓣膜都不是完美和理想的，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可能从自身瓣膜疾病的折磨转为置入人工瓣膜的困扰。因此，通过结合患者个体病情综合考量，个性化选择更适合患者的人工瓣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充分讨论，形成中国专家共识，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心脏瓣膜手术中人工瓣膜个性化合理选择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阶段变化理论的健康教育在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随访及康复中的应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7年1月—2018年1月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收治的200例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10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基于阶段变化理论实施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的用药依从性、康复状况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后1年的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左心射血分数水平高于对照组，6 min步行距离远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3年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阶段变化理论的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的服药依从性，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术后心肺功能，促进患者康复。

经导管瓣膜置换术对于外科手术评分高危的患者是一种可选择的替代手术策略。该文报道了一例27岁的男性患者，出生时发现“法洛四联症”，先后接受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外科三尖瓣置换术。此次因三尖瓣生物瓣膜衰败入院，因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且病情逐渐危重，尝试经导管三尖瓣瓣中瓣植入术，最终成功利用瓣中瓣技术将SAPIEN3球扩瓣膜经股静脉入路植入衰败的外科瓣膜位置。患者术后临床症状缓解，超声心动图证实SAPIEN3瓣膜的位置和功能正常，无反流。

目的:探讨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置换术后二次开胸止血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外科2013年12月至2020年10月行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置换手术的373例患者临床资料。依据术后是否进行二次开胸止血术分为二次开胸组和对照组。收集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术后二次开胸止血的危险因素。 结果:373例患者中，二次开胸组62例(16.62%)，对照组311例(83.38%)。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的年龄、性别、院前心功能分级、肺动脉压力、血红蛋白、凝血酶原时间、手术时间、合并高血压病、术中输血量与术后二次开胸止血的发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院前心功能分级、血红蛋白、凝血酶原时间及合并高血压病是导致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置换术后二次开胸止血的危险因素。 结论:通过有效地控制危险因素，可降低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置换术后二次开胸的发生率，降低二次手术导致的风险。

目的:探讨膈肌超声在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呼吸机撤机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外科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且接受机械通气时间≥48 h并已进入撤机前自主呼吸试验的103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的撤机结果将其分为撤机成功组（83例）和撤机失败组（20例）。通过超声技术测定患者的膈肌增厚率（DTF）和膈肌移动度（DE），并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DTF和DE用于预测呼吸机撤机结果的价值。结果:83例撤机成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为52例，女性患者为31例，年龄为（56.5±5.5）岁；20例撤机失败组患者男性患者为12例，女性患者为8例，平均年龄为（57.3±6.2）岁。撤机成功组患者的左侧DTF、右侧DTF、左侧DE、右侧DE分别为（39.0±17.8）%、（57.7±1.2）%、（11.9±4.3）mm、（18.5±1.4）mm，均高于撤机失败组患者，分别为（18.1±4.5）%、（19.9±2.3）%、（6.2±2.8）mm、（11.9±1.5）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撤机成功患者左右侧DTF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61%和88%，敏感性分别为90.46%和96.07%，特异性分别为87.83%和89.67%；左右侧DE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1.3 mm和12.7 mm，敏感性分别为81.38%和85.56%，特异性分别为80.24%和87.23%。 结论:膈肌超声可较准确地预测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呼吸机撤机的结局，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评估经皮球囊主动脉瓣成形术（PBAV）治疗儿童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CAS）的疗效及远期预后，初步探讨术后明显的主动脉瓣反流（AR）及再干预的危险因素。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入选2004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儿科接受PBAV术的CAS患儿（年龄≤18岁）。收集纳入患儿的人口学、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检查及PBAV手术资料。术后密切观察患儿的并发症发生情况，于术后1、6、12个月及此后每隔1年对患儿进行随访，终点事件包括明显的AR和再干预。其中，再干预定义为因各种原因需对瓣膜进行任何一种干预，包括再次PBAV、外科瓣膜成形术和瓣膜置换术；明显的AR定义为TTE测得AR≥3级。收集研究结束前的最后一次TTE检查结果。绘制纳入患儿的远期无明显的AR和无再干预生存率的Kaplan-Meier曲线，并采用Cox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CAS患儿PBAV术后明显的AR和再干预的危险因素。结果:研究最终纳入55例CAS患儿，年龄4.6（1.6，6.5）岁，男童37例（67.3%）。术后即刻跨主动脉瓣压力阶差低于术前［（38.5±18.5）mmHg（1 mmHg=0.133 kPa）比（80.3±30.6）mmHg， P<0.001］。手术成功率为89%（49/55）。18例患儿术后即刻出现AR，其中AR≥3级者3例。6例患儿于院内出现并发症（死亡2例、一过性心律失常2例、股动脉栓塞2例）。最终50例完成远期随访，随访时间为6.2（3.4，8.5）年。随访期间20例患儿发生明显的AR，术后5年和10年无明显的AR生存率分别为53%和19%。11例患儿接受再干预（瓣膜成形术4例，瓣膜置换术7例），术后5年和10年无再干预生存率分别为87%和6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术后即刻AR（ HR=2.398，95% CI 1.007~5.712， P=0.048）是远期明显的AR的危险因素；术后残余压力阶差≥35 mmHg（ HR=4.747，95% CI 1.116~19.329， P=0.030）和术后即刻AR（ HR=5.104，95% CI 1.083~24.065， P=0.039）是远期再干预的危险因素。 结论:PBAV治疗儿童CAS安全、有效，但需留意远期明显的AR的发生。术后即刻AR是远期再干预和明显的AR的危险因素，较高的术后残余压力阶差是远期再干预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