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规范产科出血患者的输血治疗和降低孕产妇的死亡率，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和中国输血协会临床输血管理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经共同讨论，制定了本专家共识。本专家共识包括产科患者备血、血液制品选择、输注指征和剂量、特殊情况的输血，以及输血反应的识别和防治等内容。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涉及母婴安全和重大慢性病防控两大公共卫生问题。HDP严重威胁母胎安全，是全球孕产妇和围产儿发病率及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增加母子心血管疾病（CVD）远期风险的重要危险因素。为探索降低HDP发病风险和CVD源头防控的有效策略，本研究团队建立了基于CVD“零级预防”的深圳市HDP专病队列。目前，深圳市HDP专病队列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HDP专病队列已招募2 239例HDP患者，已建立与之相关的数据管理平台和生物样本库，并启动了对HDP专病队列受试者产后心血管代谢疾病发病风险的随访和评估。为后续深入探讨HDP病理生理机制，尤其是子痫前期发病机制和精准分型，对子痫前期进行早期预测与预防，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探索HDP与母子心血管代谢疾病发病风险的相关性及防控策略，促进母子心血管健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死亡病例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市妇幼保健监测数据中6例妊娠合并SLE死亡病例，收集孕产妇基本信息、现病史、既往史、产前检查情况、诊疗经过、评审意见及死亡诊断等内容进行分析。采用描述性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十年间北京市妊娠合并SLE死亡6例，死亡率为0.28/10万（6/214.3万）。这6例中，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神经精神和呼吸系统症状；均存在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降低及低补体血症。3例孕期血压增高，5例有尿蛋白，3例孕期合并感染。无SLE病史的3例中，主要脏器损害为血液系统、肺和肾脏；有SLE病史的3例中，神经精神、血液系统和肾脏是主要受累脏器。结论:本组妊娠合并SLE死亡病例的发病症状主要包括发热、神经精神和呼吸系统症状，高血压和感染为常见的并发症，PLT减少、尿蛋白以及补体降低也是重要的实验室指标。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为母婴的安全与健康保驾护航，是一代代围产医护工作者终生奋斗的目标。然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医学界对于新生儿健康的观念和认知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尤其在早产儿救护方面始终秉持着冷漠的态度，就连“早产儿”这个术语也是直到1870年才出现的 ［1］。与今天的概念不同，当时的“早产儿”指“体弱者”，是早产和足月出生但体征虚弱的新生儿的统称 ［2］。

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NCHS）报告，美国孕产妇死亡率（即孕期或产后42 d内死亡）在2019年至2020年间增加了18.4%。其中，西班牙裔死亡率的相对增长率为44.4%，非西班牙裔黑种人为25.7%，非西班牙裔白种人为6.1%。2020年美国总死亡率增加了16.8%，主要原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2022年6月， JAMA Network Open 发表了一篇文章 ［ 1］ ，研究报道了COVID-19疫情对2020年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目的:探讨妊娠期急性胰腺炎(APIP)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胎儿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6月间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90例APIP患者临床资料。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患者分为MAP组(41例)、MSAP组(33例)、SAP组(16例)，根据有无胎儿死亡分为胎儿死亡组(13例)和胎儿存活组(77例)，比较各组患者临床特征及各项生物化学指标。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胎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其诊断效能。结果:90例APIP的主要病因是高三酰甘油血症(42/90，46.7%)。血LDH、CRP、血糖、D-二聚体、白蛋白、载脂蛋白A1(ApoA1)水平及新生儿1、5 min Apgar评分在不同严重程度APIP患者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90例孕产妇无死亡，胎儿死亡13例(14.4%)。随着APIP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胎儿死亡率增加。APIP合并高血压( OR＝14.742，95% CI 1.157～187.890， P＝0.038)、酮症酸中毒( OR＝19.587，95% CI 1.789～214.469， P＝0.015)及CRP水平( OR＝1.013，95% CI 1.001～1.025， P＝0.031)是胎儿死亡的危险因素，ApoA1水平( OR＝0.118，95% CI 0.021～0.664， P＝0.015)是胎儿死亡的保护因素。ApoA1预测胎儿死亡的灵敏度为84.6%，特异度为79.2%，CRP预测胎儿死亡的灵敏度为76.9%，特异度为84.4%，两指标联合预测胎儿死亡的灵敏度为100%，特异度为67.5%。 结论:APIP的病情严重程度与胎儿死亡密切相关，高血压、酮症酸中毒、CRP水平是胎儿死亡的危险因素，需特别重视。

目的:了解1992—2017年中国孕产妇死亡趋势，并采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评估孕产妇死亡的年龄效应、队列效应和时期效应。方法: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中收集1992—2017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数据。采用孕产妇死亡率描述死亡趋势，应用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和可估计函数算法评估年龄因素、时期因素和出生队列因素对我国孕产妇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1992—2017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先轻微波动然后持续下降最后略微回升的趋势，该时期内其全局偏移为-10.00%/年（95% CI：-10.92%/年，-9.08%/年），10~54岁所有年龄组的局部偏移值均<0（ P<0.05）。AP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孕产妇死亡风险在其生命阶段均大体呈现出先快速降低再缓慢爬升最后再快速升高的趋势；孕产妇死亡风险的时期相 RR与队列 RR值均呈现单调递减趋势。 结论:1992—2017年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孕产妇死亡风险存在显著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

羊水栓塞（AFE）是一种发病率低但死亡率极高的产科危重症，其临床表现多样，病理生理机制复杂，导致其诊治十分棘手。目前，有研究表明，凝血-免疫-炎症功能障碍在AFE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以消耗性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和原发性纤溶亢进最为关键。此外，AFE与产科其他疾病如子宫收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和胎盘早剥，在凝血-纤溶方面具有类似的病理生理机制。本文从凝血功能障碍角度出发，对AFE病理生理、诊断和治疗进行综述，以期通过早期识别AFE，结合多学科合作和推进免疫-凝血相关药物在AFE中的应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从而获得良好的临床结局。

目的:探讨危重症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母儿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广东省人民医院救治的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描述性分析其人口学特点、抢救策略、重症监护情况及母儿结局。结果:（1）共纳入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132例，包括孕妇128例［孕周（28.0±8.8）周］，产妇4例（产后6~32 d），63.6%（84/132）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78.0%（103/132）由地市级及以下医院转诊入院，不规律产前检查者占59.1%（78/132）。先心病主要类型为分流型（55.3%，73/132）。改良版WHO（mWHO）风险分级Ⅳ级者占90.9%（120/132）。主要心血管并发症为肺动脉高压（64.4%，85/132）。46.2%（61/132）孕前已确诊先心病，70.5%（93/132）孕前未接受任何治疗。（2）所有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均接受了产科主导的多学科团队协作诊疗。抢救成功率96.2%（127/132），无严重产科并发症发生。至出院后24 h内死亡率为3.8%（5/132）。16.7%（22/132）接受了妊娠期心脏手术，其中77.3%（17/22）术后继续妊娠至34周后。（3）132例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终止妊娠孕周为（30.5±8.6）周，主要方式为剖宫产术（71.2%，94/132）。101例（76.5%，101/132）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进入围产期（≥孕28周），其中，98例活产（97.0%，98/101），分娩活产儿99例（包括双胎1例）。99例活产儿中，早产儿59例（59.6%）、足月儿40例（40.4%）；活产儿出生体重（2 167±698）g。早产、胎儿生长受限、先天性畸形为胎儿的主要并发症。结论: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主要来自经济、医疗水平欠发达地区；疾病干预晚，存在明确妊娠禁忌仍保留妊娠，致使母儿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增加，医疗资源消耗增加。多学科团队联合积极救治，并在妊娠期行心脏手术可相对改善母儿结局。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已经成为产后出血和围产期子宫切除的主要原因。胎盘植入手术风险大，做好高危患者PAS的排查和诊断，对重度PAS患者及时转诊，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组建多学科团队，做好可靠的术前评估和充分的术前准备，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和抢救预案，并由有经验的医生实施手术，从而将风险降至最低。对患者临床诊治的规范化管理，将有助于改善妊娠结局，降低子宫切除率，减少孕产妇严重并发症率和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