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可去实"最早属于药物分类法,后演变为方剂分类法,旨在运用轻解宣散药治疗内伤杂病.至温病学派提出"逆传心包"理论,运用竹叶、连翘、莲子心、菖蒲、郁金、灯芯草等轻灵开窍,透热转气,为轻剂治疗心系疾病奠定了基础.胸痹心痛核心病机为"阳微阴弦",与风、冷、热、毒、湿等病邪相关,络脉为重要病位,轻剂可宣透阴邪、驱散外邪、疏经搜络;轻剂包含风药,能开通上焦,解表发汗、调和营卫、培补宗气,从多个方面达到养心去邪、通脉宣痹之效,以治疗胸痹心痛.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共计 30首,其中 29首为复方汤剂,21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其用量为 0.6～24 g,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脾胃论》之方剂散见于各篇，未成系统，不易明晰证治脉络。以"治法-病证"模式统领诸方剂，用药规律及特色可归纳为：升降浮沉疗"繁证"、扶正固脱救羸弱、消导和中愈伤食、调和化痰消胃痞、温中和胃降呕逆、通补清敛瘳泄痢、降中有升通便秘、泻土攻破荡寒积、清热利湿滑溲闭、群"风"汇药祛风湿、扶正解表治虚感、清热解毒泻三焦、分消三焦散湿阻、逐饮分消除酒湿、清心调和止病汗。

日本"古方学派"著名学者山胁东洋(1706—1762)发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关于身体结构的描述存在差异，于1754年在京都进行了一次尸体解剖，这次解剖被认为是日本解剖学发展的开端，通常被描述为山胁东洋个人的成就。然而，仔细梳理史料却可以发现，日本对解剖的兴趣并不是在此时突然出现，而是伴随着17世纪中期西方医学的到来而开始。笔者论证了外国和本土的医学、社会、政治及宗教因素如何逐渐激发日本人对尸体产生新认识，并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解剖观察的价值。早在山胁东洋解剖人体之前的几十年，一位眼科医生就发现了眼睛的功能，他通过观察腐尸绘制了骨骼连接图，并将这种观察方法作为获取新知识的手段。山胁东洋的成就不在于他获得的解剖结果，而在于他的解剖获得了政府允许，成果付诸出版，为后来的解剖者开创了先河。在山胁东洋的效仿者中，河口信任的突破性成就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认可。1770年，河口信任进行了一次解剖，他既没有参阅古籍，也没有因为刀和体液的刺激引发超然的联想和敬畏之心，而是通过测量大小、确定位置、观察颜色等"临床"研究方法，进行了一次旨在获得新知的冷静而大胆的尝试。文章最后对日本和欧洲解剖插图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

《海上心得神方》是越南后黎朝著名医家黎有卓所著的一部汉文古医籍，深受中国温补学派代表医家冯兆张所著《冯氏锦囊秘录》的影响。经考，全书66首方剂，其中45首来自于《冯氏锦囊秘录》，或直接抄录，或从《冯氏锦囊秘录》的医案中进行提炼，并补充方剂名而形成有固定名称的方剂；21首为仿效《冯氏锦囊秘录》创制的新方。《海上心得神方》反映了中国明清温补学派学术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延伸和发展状态，透视出越南传统医学的汉文化渊源。

抄本《杨寿山医案》1卷，孤本，现藏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主体内容为辑录晚清吴门名医杨寿山的医案。较之杨氏其他存世医案，该抄本具有收载案次最多、病程记载最详的特点，且书中所载医案鲜见于杨氏其他存世著作，较大程度地丰富了研究杨氏临证特色及学术思想的史料。考证发现，《杨寿山医案》抄本作者为清末民初吴门医家、书法家黄寿南，该抄本此前未作为黄氏的存世医籍而被登记在册，抄本内容现貌形成的时间上限为1890年。

沈石顽是民国时期的医学翻译家和内科医师。通过对沈石顽的生平及其主要学术贡献进行研究考证，指出沈氏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医著，向国内推介西医病理学、生育学和营养学等知识，并将日本汉方医学特别是和汉医学派的思想引入中国，为中国医生了解汉方医学发展，推进中医科学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末会稽儒医赵晴初，医承绍派伤寒名家与士材学派尤氏之长，弃儒从医后名声大噪。邵友濂、曾国荃、任道镕、许应骙、任阜长等名士均求治于赵氏，可窥见其医病交互网络。赵氏广结同好，访道交游，与汪曰桢、马培之、何廉臣等研讨医理，与张畹香、凌嘉六、周伯度等医家皆有交集，可谓清末长三角地区医家交游、医病交流之典型。赵氏钻研医理，传承伤寒经典，但不盲从权威，能兼收并蓄，汇通西学；并且乐于传教后学，教授门人赵舒安、杨质安、鲁东川、贺吉人等。赵晴初晚年记录行医所感，撰成《存存斋医话稿》，以作传习，经后世多次刊行，在绍兴当地乃至江南一带影响深远。

朱丹溪临证重视中焦脾胃作用,治疗养阴不离脾胃,形成了"温脾清胃"的脾胃学学术思想体系,其代表著作《金匮钩玄》中以气、血、痰、郁的"四伤学说"为纲,将气血痰郁病与脾胃升降紧密结合,基于脾胃是五脏气机和合的中心,形成了滋阴精、养脾胃的脾胃学说,用药宜清灵,味少而功专,朱丹溪学派的脾胃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草文献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为主,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的一种治学方法.近年来,黄璐琦院士将二重证据法运用于本草文献研究中,倡导本草考古,即在本草文献考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出土的文物为依据,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的错漏、局限和缺佚.作者根据炮制文献研究的特殊性,提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与炮制古法复原,并称为传统中药炮制研究的四重证据法,其核心内容为古法复原.运用该法着力解决:文献记载的炮制工艺是否真实的问题,古籍中同种药物不同炮制工艺的优劣比较问题,古代炮制文献中的疑难问题,现代中药炮制工艺中存在的问题,为新药研发提供新思路,并列举了具体的运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