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是中国传统的麻风区之一。民国时期，在中外多家慈善机构、政府及地方乡绅的支持下，如皋建有中国最大的麻风诊所之一，成为苏北麻风区唯一的大型麻风诊所。诊所于1924年正式对外营业，附属长老会医院，1927年因为内战中止运营。1933年5月，如皋麻风诊所重新开业。麻风专家海深德医师主持诊所工作，通过药物治疗、语言交流等方式，共计治疗约1 000名来自苏北各地的麻风病人。如皋麻风诊所的建立，为防止苏北麻风蔓延至上海作出突出贡献。1938年春，日寇侵占如皋，诊所关闭。

从流行状况、疫病成因、社会影响、防治举措等方面梳理归纳综述海内外学者对于近代上海瘟疫流行及其防治的研究日新，发现近代上海各种瘟疫频繁流行与当时城市环境、人口流动、气候条件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疫情期间，上海租界、华界管理当局组织防治瘟疫，稳定社会秩序；地方社会的民间社团慈善机构亦参与其中；在促进公共卫生发展的同时，共同推动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其中跨学科的综合、管理者防疫举措的比较研究、中医药防治的经验借鉴等问题，仍有深化的空间。

晚清以来普陀山的佛医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特点。清末法雨寺创办“化育堂”中医馆，为僧俗服务，僧医心禅的著作《一得集》流传广泛；民国时期，寺庙创办医院，开设药店，遇疫情灾情开展慈善救济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佛医活动曾一度停顿，寺庙场馆被用于医院疗养院，20世纪80年代，随着佛教组织的恢复，佛医活动也逐渐恢复，并有很大的发展，佛教协会募集资金创办医院，参与疫情灾情的救助工作。

吴秀三（1865—1932）是日本近代精神医学的奠基人，也是日本医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积极促进近代医院制度和精神医学研究，努力推动改善精神障碍者待遇，创设日本精神神经学会，创刊《神经学杂志》，推动成立精神病者慈善救治会；同时挖掘整理精神医学史料，创设了日本医史学会。在中国医疗社会史日益升温的今天，关注精神医学史研究和吴秀三这样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通过对盖茨基金会的年报数据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和解读,分析该基金会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作用与挑战,以期对后续开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研究提供参考.研究重点探讨了基金会与政府、私营公司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以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以及源自新自由主义的慈善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的义利关系,这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发展特点和未来趋势,也对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目的 ASTRUM-007 的结果揭示了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阳性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患者的临床获益,该研究旨在从中国卫生系统的角度,分析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PD-L1 阳性ESCC的经济性.方法 建立包括无进展生存(PFS)、疾病进展(PD)和死亡(D)的三状态分区生存模型,评估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作为PD-L1 阳性的晚期ESCC一线治疗方案的经济性.模型周期为2 周,研究时限为终生,贴现率设置为5%.模型输出的主要结果包括总成本、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和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采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概率敏感性分析(PSA)和情境分析来评估模型重要参数的改变对结果的影响.结果 基础分析结果显示,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的增量效果和增量成本分别为1.281 QALYs和266 573.26元,ICER每QALY为208 166.24元;单因素敏感性分析表明斯鲁利单抗的价格对ICER的影响最为敏感;PSA表明当意愿支付(WTP)阈值为3 倍2022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时,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方案较安慰剂联合化疗方案具有显著的经济性;该研究对ASTRUM-007 研究中亚组人群和斯鲁利单抗的慈善药物捐赠计划进行情境分析:在PD-L1 1≤综合阳性评分(CPS)<10 的患者中,ICER每QALY为205 056.83元;在PD-L1 CPS≥10 患者中,ICER每QALY为218 022.59元,ICER均值低于我国3 倍人均GDP;在斯鲁利单抗患者援助计划的价格优惠下,总人群的ICER每QALY为59 046.65元,PD-L1 1≤CPS<10 的人群ICER每QALY为68 294.42元,PD-L1 CPS≥10 的人群ICER每QALY为44 744.02元,ICER值均低于我国1 倍人均GDP.结论 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比安慰剂联合化疗方案更具有经济性.

《要命还是要灵魂》中美国苗族女孩黎亚的就医案例是其求医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默塞德慈善医疗中心发生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医患冲突,是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医疗矛盾的缩影.如何化解跨文化医疗中的医患冲突,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合作,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议题.归本溯源,这场冲突包含了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医生与患者的多元矛盾主体.从案例中的三对矛盾出发,解决跨文化的医患冲突,要从医生、社会、医院层面形成合力.医生要提升文化敏感性,培养跨文化能力,学会识别与尊重患者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文化平等环境,促进跨文化医疗合作;医院需要健全体制,完善配套,不断创新与优化服务模式.

安宁疗护是保障终末期患者善终权益,提升终末期患者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新加坡安宁疗护发展迅猛,目前已逐步建成完善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并在最新发布的国家死亡质量排名中位于亚洲前列.本文通过梳理新加坡安宁疗护现状,公众宣教、人才培养、慈善支持以及相关政策法律保障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最终提出我国应加强安宁疗护的社会认知、教育培养,发挥慈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提高现有安宁疗护承载力,构建安宁疗护相关制度和法律保障,以期达到实现终末期患者善终需求的目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认知障碍患病人数与日俱增,这一疾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与压力.现阶段,老年认知障碍在国家及社会层面关注度低、主动筛查和识别能力弱、治疗及照护成本高、社会服务体系碎片化等问题凸显,积极探索构建由政府、医疗机构、社区、慈善团体、市场及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福利主体构成的覆盖老年认知障碍病程全周期的照护体系势在必行.研究基于北京市X医院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及家庭全周期支援项目实践,以福利多元理论为框架,通过行动研究构建老年认知障碍福利多元照护体系的实施路径与机制.基于老年认知障碍群体现实样态的描绘,健康社会工作者打破原有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存在的服务对象单一、服务场所禁锢、患者不同疾病周期需求割裂及资源链接成效欠佳等弊端,转而使用健康社会工作的视角,利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尝试从认知障碍疾病管理的 4 个阶段进行破局:在认知障碍疾病早发现阶段,能够明确服务主体的职责,实现服务成效的最大化;在认知障碍疾病早治疗阶段,能够打通服务主体间的壁垒,实现资源的价值化流动;在认知障碍患者疾病自我管理阶段,能够调动服务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服务对象的积极转变;在认知障碍友好化倡导阶段,能够回应服务主体的内在需求,实现照护体系的可持续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