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治性抑郁症是一种具有药物抵抗性的重度抑郁症亚型,目前尚缺乏有效且持久的治疗方法.赛洛西宾是裸盖菇的活性物质,是一种天然的5-羟色胺能致幻剂,能够激活5-羟色胺2A受体介导抗抑郁作用的多个方面.近年来赛洛西宾因在治疗难治性抑郁症或是其他精神类疾病方面发挥出突出显著的治疗作用而重新受到关注.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文献中赛洛西宾在神经可塑性、大脑神经连接网络、神经递质、免疫因子、微生物群-肠-脑轴和临床疗效等方面的研究,探索赛洛西宾对抗难治性抑郁症作用的可能机制,以期为临床应用该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抑郁症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情感障碍性疾病,其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人类的身心健康.当前抗抑郁药的治疗机制主要是以增加脑内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单胺递质的浓度为主,但其存在抗抑郁响应率低、不良反应严重等缺点.因此,抑郁症治疗仍未满足临床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实验表明,钾离子通道开放剂或拮抗剂在抑郁症治疗中具有巨大潜力.该文重点综述了近年来钾离子通道中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双孔钾离子通道与抑郁症的相关研究进展,为新型抗抑郁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重性抑郁障碍又称临床抑郁症,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治愈率低等特点.传统的抗抑郁药物起效缓慢、治愈率低,对难治性抑郁症治疗效果不佳.有研究提示,非选择性N-甲基-D-天门冬氨酸受体拮抗剂氯胺酮,单次亚麻醉剂量治疗即可产生快速起效和持续的抗抑郁作用,并且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有效,明显缓解了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倾向,但其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既往研究显示,氯胺酮的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涉及单胺能系统、谷氨酸能系统、多巴胺能系统,该文将从以上几个系统分别总结氯胺酮抗抑郁的药理学机制,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类以心境抑郁、兴趣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障碍疾病。其病因机制不清，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及高自杀率特点。当下主流的单胺类假说不能充分阐明其病理学特征，部分抑郁症患者对现有抗抑郁药治疗应答不佳。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拮抗剂和γ-氨基丁酸A(γ-aminobutyric acid A，GABAA)受体正向变构调节剂具有潜在快速抗抑郁效果，可能是抑郁症发病的新机制和临床治疗的突破口。NMDAR具有双向调节作用，适当激活可促进树突发育、神经元生长和长时程增强，但过度刺激会引起毒性反应，导致突触萎缩和神经元死亡。此外，炎症反应可诱导NMDAR功能改变从而产生抑郁症状。目前临床上新型抗抑郁药物NMDAR拮抗剂氯胺酮可能通过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释放增加、激活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1(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1，mTORC1)信号通路，进而促进蛋白质合成、增强突触可塑性，从而起到快速抗抑郁和延缓抑郁复发的作用，但由于MDD患者NMDAR基因变异性较大，其潜在功能多态性影响临床症状表现和药物敏感性。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最新研究，综述NMDAR功能异常与抑郁症发病、抗抑郁治疗作用以及临床应用现状，以期为抑郁症患者精准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胆碱能系统与抑郁症的病理生理相关。非选择性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拮抗剂东莨菪碱具有快速、强效的抗抑郁作用。本综述介绍了东莨菪碱快速抗抑郁相关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总结了东莨菪碱抗抑郁作用可能的机制、不良反应及疗效预测的生物标志物。

氯胺酮是由等量的左旋氯胺酮和右旋氯胺酮混合而成的消旋混合物。其作为麻醉剂使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缓解焦虑、降低自杀意念、治疗慢性疼痛等多种作用。但是氯胺酮的广泛应用受限于头晕、恶心、血压升高等不良反应以及可能的滥用潜力。艾司氯胺酮是近年来在国内上市的热点药物。作为氯胺酮的右旋异构体，艾司氯胺酮在具有上述作用的同时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患者的耐受性更好，使其在精神治疗领域以及麻醉领域的多个临床环境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本文就艾司氯胺酮在围手术期的应用、药理学特性等方面作一综述，简述艾司氯胺酮的药理学作用以及可能的机制，并介绍艾司氯胺酮在围手术期中镇静、镇痛和抗焦虑抑郁中的临床应用进展。本文探讨艾司氯胺酮在围手术期中的应用前景，以期能为艾司氯胺酮的推广应用提供借鉴和参考，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抑郁症严重影响全球超过3亿人的生命健康及生活质量，鉴于抑郁症发病机制不明，且抗抑郁药物起效缓慢、疗效不佳，现亟需开辟新思路研究其发病机制及寻找新的治疗靶点。临床及临床前研究表明，大量苦味受体（taste receptor type 2 members，Tas2Rs）激动剂如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EGCG）、白藜芦醇、咖啡因、啤酒花与黄连素等均可显著缓解抑郁患者症状，并干预各类抑郁动物模型抑郁样行为，提示Tas2Rs激动剂参与调节抑郁症的发病过程，然而其抗抑郁作用的具体机制鲜有报道。最近研究显示，Tas2Rs激动剂密切参与了神经递质的调节、炎症信号的传导、脑肠信号交流及血脑脊液屏障物质交换等过程。因此，本文试图从神经递质、炎症、脑肠轴、血脑脊液屏障及其他5个方面出发，综述Tas2Rs激动剂与抑郁症可能相关的致病机制及治疗靶点，为抑郁症病理机制研究及新药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FT3/FT4）和一碳单位代谢物对重度精神疾病（SMI）患者代谢综合征（MetS）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8月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住院治疗的328例SMI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精神分裂症（SZ）180例、双相情感障碍（BD）74例、重度抑郁症（MDD）74例，另选取同期74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甲状腺激素和一碳单位代谢物［叶酸，维生素B12（VitB12）和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同时收集SMI患者临床资料及MetS相关信息，分别采用偏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FT3/FT4和一碳单位代谢物与SMI患者MetS危险因素及胰岛素抵抗的关系。结果:SMI患者中SZ、BD、MDD三组之间性别、年龄、病程、吸烟率、体重指数（BMI）、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甘油三酯（TG）/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率、情绪稳定剂使用率、抗抑郁药物使用率、降糖治疗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对照组比较，SMI患者FT3/FT4，叶酸和VitB12明显降低（ Z=-4.315， P<0.001； Z=-8.216， P<0.001； Z=-6.021， P<0.001），而HCY明显增高（ Z=-8.789， P<0.001）；偏相关分析显示SMI患者FT3/FT4与TG（ r=0.303， P<0.001）、TG/HDL-C（ r=0.228， P<0.001）、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 r=0.204， P<0.001）、甘油三酯葡萄糖乘积指数（TyG）（ r=0.284， P<0.001）、甘油三酯葡萄糖体重指数（TyG-BMI）（ r=0.211， P<0.001）、BMI（ r=0.154， P=0.005）呈正相关，与胰岛素敏感指数（QUICKI）（ r=-0.205， P<0.001）呈负相关。VitB12与HDL-C（ r=0.144， P=0.009）、QUICKI（ r=0.115， P=0.038）呈正相关，与TyG-BMI（ r=-0.122， P=0.028）、BMI（ r=-0.127， P=0.022）呈负相关。HCY与TyG（ r=0.114， P=0.039）、TyG-BMI（ r=0.188， P=0.001）呈正相关；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吸烟（ OR=1.602，95% CI=1.004~2.558），女性（ OR=1.736，95% CI=1.041~2.895），FT3/FT4（ OR=17.811，95% CI=1.596~198.764），HCY（ OR=1.026，95% CI=1.009~1.043）和BD（ OR=2.150，95% CI=1.092~4.232）是SMI患者MetS危险因素数量影响因素，而VitB12（ OR=0.997，95% CI=0.995~0.998）是保护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长病程（ OR=1.024，95% CI=1.008~1.041）和高水平HCY（ OR=1.033，95% CI=1.014~1.052）的SMI患者更有可能出现MetS。 结论:动态监测FT3/FT4和一碳单位代谢物水平有助于识别SMI患者MetS风险，为预防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种常见的关节慢性退行性疾病，是导致慢性疼痛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多项研究表明OA与许多因素存在因果关联，如细胞因子、代谢性疾病、营养物质、肠道菌群和生活行为等。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高血脂水平和骨矿物质密度等，保护因素包括使用保钾利尿剂和醛固酮拮抗剂、叶酸和精氨酸等。这些因素主要通过参与机体的炎症反应和物质代谢过程或通过改变负重关节的生物力学从而影响OA的进展。此外，OA的慢性疼痛症状、炎性因子的表达以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使用可能会增加其他疾病的患病风险，如2型糖尿病、重度抑郁症和帕金森病。孟德尔随机化是一种探索疾病与危险因素之间因果关联的新方法，该方法利用遗传变异的随机分配模拟随机对照试验，使用与危险因素相关的工具变量与疾病进行分析，从而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联。本综述纳入OA的孟德尔随机化相关研究，分析OA与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细胞因子、代谢组学、营养物质、肠道菌群、生活行为以及端粒长度和线粒体异质性之间的因果关联，对OA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氯胺酮是一种离子型谷氨酸能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glutamatergic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NMDAR）拮抗剂，具有快速且持久的抗抑郁治疗作用，尤其对难治型抑郁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TRD）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文章对氯胺酮抗抑郁作用的机制和分子基础进行综述，介绍NMDAR及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受体（alpha-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 propionic acid receptor, AMPAR）在氯胺酮及对映体药物治疗中的作用，探讨氯胺酮通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及阿片受体介导发挥抗抑郁作用的机制，并对其他可能分子机制进行总结，以期为开发安全、有效的抗抑郁药物提供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