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起始联合地塞米松玻璃体腔植入剂(DEX)对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RVO)继发黄斑水肿(ME)患眼黄斑区外层视网膜结构完整性的长期影响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2015年2月至2022年8月于中部战区总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CRVO合并ME(CRVO-ME)患者54例54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30例30只眼,女性24例24只眼;均为单眼患病.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玻璃体腔注射DEX和抗VEGF药物联合治疗组(起始联合组)、单纯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组(单药组),分别为21、33只眼.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OCT仪测量中央视网膜厚度(CRT)以及黄斑1mm区外界膜(ELM)、椭圆体带(EZ)、嵌合体带(IZ)缺失长度.起始联合组在联合治疗后经评估按需(PRN)给予抗VEGF药物或DEX治疗;单药组接受3+PRN方案治疗.首次治疗后1、6、12个月(分别记录为V1、V6、V12)以及2023年12月观察截止点或最后一次访视(记录为Vf)采用治疗前相同的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对比观察两组患眼基线以及V1、V6、V12、Vf时ELM、EZ、IZ缺失长度变化.组间BCVA、CRT以及不同随访时间ELM、EZ、IZ缺失长度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组连续变量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结果 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患者随访时间分别为(18.05±5.66)、(21.90±10.8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3.430,P=0.229).与基线时比较,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患眼治疗后不同随访时间ELM、EZ、IZ缺失长度均明显改善(F=11.848、10.880、29.236),BCVA提高(F=10.541),CRT降低(F=52.2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V1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Z、IZ缺失长度分别为(344.10±413.03)、(593.33±372.96)μm和(354.71±321.75)、(604.85±385.77)μm,起始联合组EZ、IZ缺失长度改善优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72、6.106,P=0.026、0.017);起始联合组、单药组CRT分别为(248.86±59.99)、(314.72±214.91)μm,起始联合组CRT显著低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102,P=0.017).V6、V12、Vf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LM、EZ、IZ缺失长度以及BCVA、CR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LM、EZ、IZ与BCVA、CRT均呈正相关(P＜0.001).V6、V1 2、Vf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抗VEGF药物注射次数分别为(2.67±1.32)、(4.43±2.27)、(6.05±3.51)次和(4.58±0.90)、(7.33±1.93)、(11.33±6.10)次;起始联合组注射次数明显少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150、0.646、3.433,P＜0.01).结论 起始联合组患眼BCVA、CRT改善程度与单药组近似;与单药组比较,起始联合组患眼早期EZ、IZ缺失改善更为显著,CRT下降更为明显;起始联合组较单药组接受更少的抗VEGF药物注射次数.

儿童玻璃体视网膜病变是儿童视力发育不良和儿童盲的主要原因.相较于成人眼底病及其他儿童眼病,儿童玻璃体视网膜病变早期较难发现,其诊断和治疗较困难,且容易导致患儿视功能永久不可逆性的损害.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在儿童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方面取得的多项新技术和新成果,包括两步法眼底血管荧光素造影、分期手术、黏弹剂分离晶状体后纤维增生膜、Coats病两切口激光和24G静脉留置针巩膜外引流、微创外路手术、无灌注晶状体切割辅助晶状体切除术、虹膜穿刺引流术、视网膜下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术、虹膜扩张器使用、小儿黄斑裂孔治疗、前部型永存胎儿血管症(AAPFV)命名等.

目的:探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预后影响因素并构建相关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纳入2020-01/2023-06于我院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患者57例57眼,根据治疗后病灶消退及复发情况分组;对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及新生血管复发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对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及新生血管复发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构建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的临床预测模型.结果:患者抗VEGF药物治疗后病灶消退17眼(30％),复发13眼(2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程、基线最佳矫正视力水平及基线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均可能与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及新生血管复发有关(均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病程、基线最佳矫正视力水平及基线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是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的影响因素(均P＜0.05),而与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复发无关(均P＞0.05).利用回归模型的影响因素以及P值预测概率对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进行预测,约登指数分别为83.00％、75.74％、45.47％、85.00％.结论: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与病程、基线最佳矫正视力水平及基线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密切相关,而复发风险尚未得到相应的影响因素;利用以上3个因素构建的数据模型对于患者的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预测显示出良好的效能.

青光眼的典型表现是病理性眼压升高,手术疗法是一种迅速降低眼压的治疗手段.而青光眼滤过手术的成功率与术后抗瘢痕化有密切关系,术后抗瘢痕化成为提高青光眼手术成功率的重要议题.除了传统的抗代谢药物,目前已有新型抗代谢药物、新型分子生物材料、基因材料等,中医药同时也在抗瘢痕化方面有所研究.本文对近年来青光眼滤过术后的抗瘢痕化研究进行综述.

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的主要手段，但仍有30％的患者对其治疗反应差。目前能够提示抗VEGF药物治疗预后的影像标志物包括缺血指数、深层视网膜毛细血管丛的黄斑中心凹无血管区面积、微动脉瘤数量、血流密度、视网膜内层紊乱、外界膜和（或）椭圆体带破坏程度、强反射灶、视网膜内囊肿、视网膜下液；生物标志物包括超敏C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抗延胡索酸酶抗体以及眼内房水细胞间黏附分子-1、白介素（IL）-6、IL-8等。了解这些可能预测和评估抗VEGF药物治疗预后的临床标志物，可以灵活调整治疗方案，更加有效地监测、治疗、管理DME患者。

德曲妥珠单抗（T-DXd）是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具备旁观者效应。T-DXd不仅可以大幅改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还可以使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从HER-2靶向治疗中获益。T-DXd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未来T-DXd在临床实践中会很快被广泛应用。然而，T-DXd在临床试验中也显示出了与既往抗HER-2靶向药不同的安全性特征，如何更合理地管理T-DXd不良事件，充分发挥T-DXd疗效是当下临床亟需解决的问题。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共识专家组基于现有的临床循证证据和指南共识，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共识内容包括T-DXd的临床使用方法、治疗前患者教育和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及管理等方面，其中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涵盖了输液相关不良事件、消化系统不良事件（恶心/呕吐、便秘、腹泻和食欲下降）、血液学不良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呼吸系统不良事件（间质性肺病/肺炎）、心血管不良事件（左心射血分数下降）、肝功能不良事件（转氨酶升高）以及其他常见不良事件（脱发、疲乏）等。共识重点介绍了各不良事件的预防、发生不良事件时的剂量调整和治疗以及对患者生活方式的建议，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T-DXd的认识水平，为广大临床肿瘤医师提供T-DXd临床管理及不良事件处理的实践指导。

自噬（autophagy）是一种特殊的细胞过程，可通过将自身受损的细胞器和大分子物质转运至溶酶体并降解，参与调控细胞存活、生长、分化和内环境稳态的维持，在生命过程的各个方面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自噬在肿瘤发生、发展及转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协同作用促进肿瘤的血管生成和细胞修复，且可能在肿瘤对抗血管药物治疗耐药机制的产生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以自噬为靶点的靶向治疗，可能是未来抗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新方向，旨在提供多靶点协同治疗使患者受益。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视力的主要因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异常表达被认为是DR的核心发病机制。玻璃体内注射抗VEGF药物可以快速抑制新生血管的形成及降低血管通透性，能有效控制疾病的发展。抗VEGF药物已经广泛应用于DR的治疗，近年来玻璃体内注射抗VEGF药物次数呈爆发式增长。虽然玻璃体内注射抗VEGF药物是相对安全的治疗方式，但其所带来的不良反应仍时有发生。因此，本文将对玻璃体内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DR眼部及全身的不良反应展开综述。

糖尿病黄斑水肿（DME）作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具威胁视功能的主要并发症，具有难治性和反复发作的特点。目前针对DME的临床常规治疗主要包括玻璃体腔注药、黄斑区格栅样激光光凝、阈值下微脉冲激光、球旁糖皮质激素注射、玻璃体切割手术等。虽然常规治疗对部分患者有效，但持续存在的、顽固的及反复发作的DME仍然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某些联合治疗方法优于单独治疗，既能恢复患者黄斑区解剖结构，有效减轻黄斑水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视功能，同时亦可减少治疗次数，降低总体费用等，弥补了单一治疗模式的不足，被临床寄予厚望。然而，联合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时间较短，其安全性和长期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探究。针对DME发生发展的不同机制，目前仍有新药物、新剂型、新治疗靶点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如具有更强的抑制血管渗漏作用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设计锚定重复序列蛋白、多生长因子抑制剂、抗炎治疗制剂和干细胞治疗等。随着对现有药物和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以及新药物、新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DME的个性化治疗将成为可能。

目的:探讨TAFRO综合征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1年12月至2019年4月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病理明确诊断Castleman病患者31例，分析其中符合TAFRO综合征的6例病例的临床资料，结合国内外文献，总结该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病理学特点、治疗方案及预后。结果:纳入TAFRO综合征诊断的患者6例（男5例），平均年龄41.5岁（27~59岁）。患者表现为急性或亚急性起病，发热、血小板减少、多浆膜腔积液、器官肿大和（或）全身水肿、肾功能损害。1例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1例合并甲状腺功能低下，6例（6/6）白细胞介素6均升高，4例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检查均升高，6例HIV均阴性，4例行人类疱疹病毒8检查均阴性，6例病理诊断中浆细胞型3例，混合型2例，透明血管型1例。2例患者行肾脏活检，1例符合血栓性微血管病肾损害伴亚急性肾小管间质肾炎，另1例为继发性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2例行CHOP方案化疗，1例糖皮质激素治疗，3例糖皮质激素联合单抗类药物治疗，其中1例5年后死于病情进展，另5例患者病情稳定。结论:TAFRO综合征发病罕见，临床表现为多系统受累，早期识别并及时给予针对性的治疗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