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是甲烷(CH4)的重要排放源之一,其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大气CO2浓度升高(e[CO2])对稻田生态系统碳循环具有重要作用,阐明e[CO2]对稻田CH4排放及相关微生物过程的影响对稻田生态系统的固碳和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 e[CO2]对稻田CH4排放及碳循环相关功能微生物活性、丰度、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梳理了 e[CO2]背景下不同微生物过程在稻田CH4减排中的作用及其主要环境影响因素.总体而言,不同e[CO2]平台类型、熏蒸年限、浓度梯度以及增加方式均对稻田CH4排放有着一定影响.e[CO2]促进了稻田CH4排放,但会随着CO2熏蒸年限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这说明稻田CH4排放相关微生物对e[CO2]具有一定适应性;e[CO2]对稻田CH4排放的促进作用呈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骤增处理可能会高估稻田CH4排放.e[CO2]对相关微生物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e[CO2]提高了产甲烷菌、甲烷好氧氧化菌和厌氧氧化菌活性及主要功能微生物丰度;e[CO2]使甲烷氧化菌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发生显著改变,但对产甲烷菌和甲烷厌氧氧化菌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影响不大.最后,本文对未来相关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1)可综合探究e[CO2]对稻田CH4排放及产甲烷过程、甲烷好氧和厌氧氧化过程的影响,以更好地揭示气候变化对稻田CH4排放的机理;2)应在长期条件下探究e[CO2]对稻田CH4排放及相关微生物过程的影响机制,结果将更为真实、准确;3)需进行多尺度(时间和空间)、多要素(CO2浓度、温度、大气氮沉降和水分管理措施)以及多方法(观测、数据与模型相结合)等综合研究,以有效降低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稻田CH4排放及相关微生物过程对e[CO2]响应评估的不确定性.

公园城市理念为建成区多元要素的复合利用提供了新模式,其中,生态廊道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承担着建成区各生态空间之间信息流动和物质交流的主要职能.本研究以兴趣点数据为数据源,在ArcGIS 10.2平台上识别沈阳市的生态(混合)空间并将其作为源地,再利用最小阻力模型和引力模型在阻力面上识别高阻力、中阻力和低阻力潜在生态廊道,最后根据潜在廊道分布特征提出空间规划引导策略.结果表明:2017-2022年间,研究区生态(混合)空间数量显著增加,生态阻力面呈向外扩张趋势且核心区阻力持续累积,高阻力和中阻力潜在廊道各增加1条,低阻力潜在廊道增加9条,但存在廊道网络结构单一、生态孤岛现象加剧以及阻力不断累积的问题.从公园城市理念出发,针对潜在廊道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强化复合空间廊道支撑体系的空间规划引导策略.

软组织肉瘤是一种具有异质性的恶性肿瘤,其组织形态、分子特征复杂多样,病理诊断极具挑战性[1-3].目前已有临床指南强调准确报告的重要性,病理要素在个体和群体层面肿瘤治疗中的核心作用日趋显著.标准化和结构化病理报告对于患者管理、临床试验和临床研究至关重要.

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作为医疗卫生领域新兴的诊疗模式，打破了传统医疗服务的弊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远程会诊与在线问诊可以更大程度地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降低患者流动性，避免交叉感染，优化医疗机构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因此，远程会诊与在线问诊的融合发展势必会成为医疗领域不可或缺的服务形式。而目前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服务面临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数据交互标准，利益责任分配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运行与发展。将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相互结合、共同发展，可以将问题统一、简化处理，更好地解决困难，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医疗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作者基于共生理论，从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以及共生环境等共生要素出发，探讨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的融合发展。通过对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平台、信息化水平、人员配置、运行机制、政策法规、医疗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进行分析，认为将医疗设备同时接入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系统，达到医疗信息互联互通，是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设施资源共生的关键；使医疗机构信息平台、信息设备以及医保系统之间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是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信息平台融合共生的关键；医疗机构各项机制科学合理的运行，是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融合发展、高效运行的保障；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患者信任度、服务定价、医保报销等社会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远程会诊与线上诊疗融合发展的服务体系和流程，为政府、医院等部门完善制度、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医疗质量等提供参考。

目的:对美国和英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发展趋势进行模型拟合和预测，对疫苗接种的效果进行初步分析。方法:在SEIR模型基础上，增加症状前感染者、隔离措施及疫苗接种等要素，建立SVEPIUHDR模型。利用公开发布的数据建模，分别将美国2020年11月6日至2021年1月31日和英国2020年11月23日至2021年1月31日的数据进行拟合，2021年2月1日至4月1日的疫情数据评估预测效果，使用R 4.0.3软件进行分析，并预测在疫苗不同接种率下每日新增病例数的变化。结果:SVEPIUHDR模型对美国和英国的累计确诊病例数的拟合及预测平均偏差均<5%。按计划接种疫苗后，预计美国2021年4月COVID-19累计确诊人数达31 864 970人，若未接种疫苗，累积确诊人数达35 317 082人，相差345余万人。英国按计划接种疫苗后预计4月初累积确诊人数达4 195 538人，若未接种疫苗情况下累积确诊人数达4 268 786人，相差7万余人。结论:SVEPIUHDR模型对美、英两国COVID-19疫情的预测效果较好。

规范临床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是制订疾病诊断与治疗指南共识的重要证据依据。笔者从明确临床研究的证据依据评价体系和质量标准、建立长远的研究目标、重视真实世界研究及外科临床研究“三要素”（手术质量、病理分析和随访）、加强数据库建设、开展定量分析性研究的意义和实施、注重注册制度和规范化开展临床研究等方面探讨当前临床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旨在促进我国胆道系统疾病临床研究水平，从而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决策。

目的:了解新疆某三甲医院2016—2021年科研投入—产出效率的整体发展情况及动态变化趋势，为优化医院科研配置，提高科研效率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BCC模型结合Malmquist指数法进行分析评价。结果:6年内临床科室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均未达到1。2016—2021年临床科室全要素生产率不稳定，呈升降交替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波动范围在0.749~1.140之间。结论:医院临床科室科研效率整体不高，医院应实施多层面科研评价，形成科研动态评价体系，合理优化并监督科研资源的投入及利用，完善科研管理制度，提升科研人员科研意识，促进科研人员技术进步，进而提升科研效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脏疾病年轻化，心脏病患者行心脏及非心脏手术的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 1] 。术前需要对此类患者进行全面的麻醉风险评估，以明确合适的手术时机，并针对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做好应对措施，尤其需要熟知各种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及其相应的数据解读。在现有的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中，超声心动图可以直接或间接评价心功能、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三要素，是一种无创、直观、重复性好的方法，因此应用超声心动图可提高术中循环功能监测和管理的准确性。一项纳入214例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或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使用对40%的患者产生显著影响，如改变了药物或手术治疗、证实诊断，避免了有创性肺动脉导管监测；而在有TEE最强指征的患者和手术中，该比例更高 [ 2] 。其中将TEE对围术期决策的影响分为：主要影响，即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改变麻醉或手术治疗决策、有临床意义的术后评估；次要/有限影响，即改变药物治疗、消除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可能原因、代替更具侵入性的装置来评估心脏功能 [ 3] 。在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中，TEE或TTE检查最常见的术中诊断是低血容量、低射血分数、局限性室壁运动障碍、瓣膜病、右心室衰竭或肺栓塞。低血容量的典型征象有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少，射血分数增高，乳头肌"亲吻征"，扩容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但心脏病患者的左室可能比原有扩大或缩小，应注意术前测量基础值。在严格把握禁忌证的情况下，TEE不影响术野及手术操作，更加适合术中使用。TEE探头频率较TTE探头高，检查时离心脏更近，因而图像更加清晰，同时获得的临床信息还往往能对其他血流动力学监测装置如中心静脉导管或肺动脉导管起到补充作用。现就TTE和TEE在心脏病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的应用和进展综述如下。

目的:对网络干预在生命限制性疾病患儿居家姑息照护中的应用研究进行范围综述。方法:以Arksey和O'Malley的范围综述方法为框架，检索Web of Science、PubMed、CINAHL、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0月21日，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汇总。结果:纳入9篇文献。网络干预的要素包括提供信息和照护技能指导、病情评估与监测、症状管理与决策支持、与专业人员沟通、心理支持。结局指标类型主要为干预可行性、有效性及成本效益。结论:网络干预在生命限制性疾病患儿居家姑息照护中的应用具备成本效益和可行性，其有效性需要进一步证实；需要充分结合患儿及其照顾者的需求，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网络干预模式，以提供精准、高效、高质量的居家姑息照护服务。

个例安全性报告数据库中报告的比例不相称分析是药物警戒检测安全信号常用的定量方法，其研究结果经常发表在专业药理学期刊和普通医学期刊上。然而报告比例不相称的信号，由于缺乏暴露数据、存在未量化的少报和选择性报告的偏倚，本身不能被解释为药物与不良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结论性科学证据。据统计，75%以上已发表的比例不相称的研究，未报告理解和重复所作研究的分析和结果所需的基本要素，2/3以上的作者过度或错误解释了他们的发现，尤其是在摘要中。而目前已有的指南，如"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和"使用观察性常规收集的卫生数据开展药物流行病学研究报告规范（RECORD-PE）"等，都未能涵盖报告比例不相称分析研究的特殊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