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造口手术技术细节尚无统一标准，外科学教材中的手术原则存在较大异质性。在回顾腹壁结构和腱膜的精细解剖基础上，结合作者们的实践经验，尝试提出一种基于腹壁张力和筋膜锁定缝合的肠造口技术。技术操作细节为：（1）临时性造口选择右腹直肌外缘，永久性造口选择左侧腹直肌内促进粘连；（2）皮肤行适合尺寸的圆形开孔（临时性也可一字型），皮下组织和深筋膜行钝性分离；（3）沿腹外斜肌腱膜纤维方向切开筋膜层，钝性扩开肌肉组织，腹横筋膜层水平切开小口后，扩张腹壁隧道至适合尺寸，临时性造口肠袢能恰好无阻力地提出腹壁为适宜，永久性造口稍有阻力为适宜，但均不要预留运针空间以免致死腔形成；（4）永久性造口可考虑在筋膜切线两端单纯或8字锁定缝合，避免慢性筋膜撕裂；（5）肠壁提出后，与皮肤简单固定4~8针；通常临时性回肠造口黏膜可自行翻出，无需外翻缝合；永久性造口可视情况黏膜外翻缝合。理论上讲，该技术可降低术后短期并发症和远期造口疝的发生率。期待能够在未来的研究中，验证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的:探讨基于微信互动平台的全程无缝连接护理对肠造口患者应对方式、病耻感及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该院2015年7月至2018年5月收治的80例永久性肠造口患者为对象，按电脑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4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实验组基于微信互动平台予以全程无缝隙连接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应对方式、病耻感及自我护理能力。结果:护理后，实验组应对方式中面对维度评分是(19.03±0.13)分，较对照组的(16.26±0.78)分高，实验组屈服维度评分是(8.19±0.16)分，回避维度是(14.08±0.23)分，分别较对照组的屈服维度(9.16±0.18)分、回避维度(15.71±0.53)分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后，实验组病耻感评分较对照组低，自我护理能力评分较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基于微信互动平台的全程无缝连接护理可改善永久性肠造口患者应对方式，减轻病耻感，进而提升其自我护理能力。

目的:探讨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修复肛周Paget病术后继发肛周缺损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1年1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13例肛周Paget病患者在肿瘤切净后采用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修复肛周缺损的临床资料，总结术后臀部恢复情况以及对肛门排便功能的影响。结果:13例肛周缺损面积4.8 cm × 5.6 cm ~ 12.2 cm × 16.4 cm，采用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修复缺损，全部一期愈合。1例行临时性回肠造口术，3个月后行回肠造口回纳术后，肛门排便功能恢复；1例合并直肠癌，行乙状结肠永久性造口术分流粪便，肛门排便功能丧失。随访1 ~ 6年，13例患者臀部形态对称，12例肛门保留者排便功能正常。未合并其他恶性肿瘤的12例肛周Paget患者术后肿瘤无复发，3例患者出现肛门轻度狭窄，无肛门黏膜外翻，无伤口裂开；1例合并肛管腺癌的肛周Paget病患者在术后1年出现双侧腹股沟淋巴结、髂内淋巴结转移，半年后死亡。结论: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血供可靠，推进幅度大，可修复肛周较大面积的皮肤缺损。

目的:探讨以适应性领导理论为框架的干预在直肠癌永久性肠造口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7月—2019年6月在烟台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接受直肠癌根治手术及永久性肠造口术的118例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住院时间将其分为对照组（2018年7—12月）与观察组（2019年1—6月），每组各59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采用以适应性领导理论为框架的护理干预。采用肠造口患者造口知信行量表（CPCKAPS）、社会影响量表（SIS）比较干预效果。结果:最终纳入对照组54例，观察组52例。干预1个月后，观察组患者造口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分别为（11.15±2.33）、（44.53±3.94）、（25.21±3.19）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5.377、-4.575、-2.422； 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SIS量表社会排斥、内在羞耻感、社会隔离维度得分分别为（17.62±3.94）、（10.78±2.49）、（15.81±3.49）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143、2.102、3.024； P<0.05）。 结论:以适应性领导理论为框架的干预方案，可更好促进患者造口知识、态度、行为改变，有效降低肠造口患者的病耻感。

目的:探讨采用微信平台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对肠造口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便利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60例行永久性肠造口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0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延续性护理模式，观察组基于传统延续性护理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微信平台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干预。采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中文版造口患者生命质量量表（C-COH）、造口患者适应量表（OAI）进行调查，比较2组患者干预前、干预1个月、干预3个月的自我护理能力、生命质量、造口适应情况、肠造口并发症发生率及延续性护理满意度的差异。结果:干预前，2组ESCA总评分、C-COH评分、OA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1、3个月观察组的ESCA总评分分别为（91.50 ± 2.86）、（104.87 ± 3.45）分，高于对照组的（81.37 ± 2.98）、（92.80 ± 2.9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13、14.38，均 P<0.05）；观察组C-COH评分分别为（5.00 ± 1.13）、（6.37 ± 1.22）分，高于对照组的（3.90 ± 1.14）、（4.67 ± 1.0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1、5.69，均 P<0.05）；观察组OAI评分分别为（48.13 ± 8.55）、（60.07 ± 7.43）分，高于对照组的（39.57 ± 7.43）、（43.47 ± 7.3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7、8.53，均 P<0.05）。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肠造口并发症的发生率为16.7%（5/30），低于对照组的46.7%（14/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24， P<0.05）；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对延续性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5.90 ± 1.66）分，高于对照组的（89.80 ± 2.4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13， P<0.05）。 结论:采用微信平台延续性护理方式对肠造口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提高了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造口适应水平及生命质量，降低了肠造口并发症发生率，提升了患者对延续性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构建永久性肠造口患者健康教育方案，并检验其提高患者出院准备度和减少出院后早期造口并发症发生率的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2月—2022年1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结直肠外科确诊为低位直肠癌并接受腹会阴联合直肠癌根治术（Miles）的6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数字表法产生随机数列，采用信封隐匿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33例）和干预组（35例），对照组收住在一病区，干预组收住在二病区。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模式，干预组实施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健康教育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出院准备度评分、出院当天及出院1个月时的造口自我效能和造口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干预组患者的出院准备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出院准备度等级水平也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干预组患者出院1个月后造口相关自我效能等级水平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出院1个月时，干预组的造口并发症总体发生率为11.43%（4/35），低于对照组的42.42%（14/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健康教育方案能有效提高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的出院准备度，降低造口及周围皮肤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造口自我效能水平，促进患者康复。

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作为低位直肠癌的极限保肛手术，不仅能够获得满意的肿瘤学结果，并且可降低永久性造口概率。然而，控制排便功能紊乱是ISR术后不容忽视且最为常见的临床难题。目前仍缺少以患者报告结局测量工具评价术后肛门功能与生活质量以及治疗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笔者单位临床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性阐述ISR术后肛门功能、生活质量、生理功能、解剖形态学评估以及功能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术后肛门功能常根据多种量表组合进行评估，包括大便失禁评估量表、胃肠功能问卷、特异性LARS评估量表和大便日记。ISR术后生活质量的评估更适合采用症状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可采用水灌注式或高分辨率固态直肠肛管测压评估ISR术后患者生理功能，并采用排粪造影和3D直肠腔内超声评估其解剖形态学变化。生物反馈电刺激、盆底肌功能锻炼、直肠球囊训练、经肛门灌洗和骶神经调节术等均是术后康复治疗的可选方式。

目的:探讨不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临床疗效与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20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3 418例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 060例，女1 358例；年龄为（61±11）岁。患者在符合根治性切除及手术适应证的条件下选择手术方式：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观察指标：（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3 418例患者中，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1 978例，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1 028例，施行NOSES 412例。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造瘘情况（永久性造口、预防性造口、未造瘘），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45（55~460）min，100（30~1 000）mL，435、88、1 455例，72（10~220）h，96（16~296）h，158例，10（6~60）d；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5（80~450）min，50（10~800）mL，172、112、744例，48（14~120）h，72（38~140）h，17例，9（4~40）d；施行NOSES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80（80~400）min，30（5~500）mL，0、45、367例，48（14~144）h，72（15~148）h，1例，6（3~30）d；3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91.38、518.56， χ2 =153.82， H=408.86、282.97， χ2 =78.66， H=332.30， P<0.05）。（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贫血、低蛋白血症、肠梗阻、肿瘤位置、术前癌胚抗原、术前CA19-9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最大径、淋巴结检出数目、神经侵犯、血管侵犯、淋巴结侵犯、T分期、N分期、M分期、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术后发生吻合口漏、腹腔感染、肠梗阻、吻合口出血、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分别为52、21、309、8、130、51、59例，33、17、75、3、45、58、9例，13、4、8、0、11、10、15例，3者肠梗阻、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22.56，13.33，20.44，15.59， P<0.05）；3者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吻合口出血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6，2.21，3.08， P>0.05）。（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①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为20~39岁和40~59岁，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46，0.59，0.43，0.13，95%可信区间为0.21~1.00，0.36~0.96，0.33~0.56，0.06~0.27， P<0.05）。②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体质量指数为24.0~26.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24，0.63，0.46，95%可信区间为0.11~0.51，0.44~0.89，0.24~0.87， P<0.05）。③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15，95%可信区间为1.46~3.18， P<0.05）；TNM分期为0~Ⅰ期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95%可信区间为0.01~0.88， P<0.05）。④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20~39岁、40~59岁、60~79岁），体质量指数（<18.5 kg/m 2、18.5~23.9 kg/m 2、24.0~26.9 kg/m 2、27.0~29.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0.29，0.37，0.08，0.22，0.35，0.32，0.29，95%可信区间为0.01~0.81，0.13~0.64，0.17~0.78，0.02~0.40，0.09~0.52，0.15~0.83，0.12~0.89，0.14~0.59， P<0.05）。 结论: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手术适应证更广，手术时间更短，但围手术期治疗效果不及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具有手术适应证时，患者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可获得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及更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探讨激励式护理模式在永久性结肠造口术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对40例永久性结肠造口术围术期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0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采用激励式护理模式。对比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护理效率、护理满意度、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及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率、护理满意度、治疗后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及SAS、SDS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针对永久性结肠造口术的患者采用激励式护理模式，有效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并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生理各项问题，使患者早日康复。

目的:探讨腹腔镜直肠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的影响因素及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2年6月至2021年12月2家医学中心收治的495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448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47例）行Ls-ISR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11例，女184例；年龄为61（20~84）岁。观察指标：（1）吻合口狭窄发生情况。（2）影响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的因素分析。（3）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评价。采用门诊、电话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吻合口漏和吻合口狭窄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2年8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单因素分析中 P<0.1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采用R软件（3.6.3）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以曲线下面积评价效能。 结果:（1）吻合口狭窄发生情况。495例患者均施行Ls-ISR，无中转开腹。495例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7（8~116）个月。495例患者随访期间，458例未发生吻合口狭窄、37例发生吻合口狭窄。37例发生吻合口狭窄患者中，A级15例、B级3例、C级19例；其中22例为顽固性狭窄。15例A级吻合口狭窄患者扩肛治疗后缓解；3例B级吻合口狭窄患者经球囊扩张及内镜治疗好转；19例C级吻合口狭窄患者行永久性肠造口术。495例患者随访期间，发生吻合口漏42例（17例顽固性吻合口狭窄）；未发生吻合口漏453例（5例顽固性吻合口狭窄），发生吻合口漏和未发生吻合口漏患者中顽固性吻合口狭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31.181， P<0.05）。（2）影响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的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行新辅助治疗、肿瘤距肛缘距离≤4 cm、临床N分期为N+是影响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7.297，3.898，2.672，95%可信区间为2.870~18.550，1.050~14.465，1.064~6.712， P<0.05）。（3）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纳入新辅助治疗、肿瘤距肛缘距离、临床N分期，构建Ls-ISR后顽固性吻合口狭窄发生风险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显示：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739（95%可信区间为0.646~0.833）。 结论:行新辅助治疗、肿瘤距肛缘距离≤4 cm、临床N分期为N+是影响Ls-ISR后发生顽固性吻合口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列线图预测模型可预测患者术后顽固性吻合口狭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