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南京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对烟草使用、暴露、危害情况及对禁烟控烟措施的知晓程度和态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对控烟措施制定实施和健康教育方式改进提供参考.方法 以调查问卷形式于2020年7月5日至8月5日选取南京市医学专业大学生1 200人为调查对象,就烟草和二手烟使用情况、对人体危害情况、对禁烟控烟措施的了解程度和态度开展调查.结果 获得有效问卷1 183份.其中现在吸烟人数154人,现在吸烟率为13.02％(154/1 183);中医学专业吸烟率最低,为4.38％(7/160),且各专业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学校(室内)的二手烟暴露率为74.47％(881/1 183),高于家庭(室内)[72.19％(854/1 183)],低于公共场所(室内)[89.77％(1 062/1 1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29.508,P＜0.01).对于烟草危害的知晓率,中医学相比临床医学等专业总体了解程度最深.医学院校学生总体对禁烟控烟态度支持,但对于现有控烟政策了解程度低,专业间基本无明显差异.结论 本次调查的医学院校大学生现在吸烟率在全国属较高水平,烟草危害认知程度较高,禁烟控烟态度积极,且与专业类别相关.中医学专业相比其他医学专业吸烟率低,危害知晓率高,总体情况较好,建议通过中医药知识宣传和普及来减少烟草流行.

烟草依赖是戒烟成功的主要障碍，其本质是一种致命的慢性疾病，病变部位在大脑。然而，我国烟草依赖的流行病学特征目前知之甚少，烟草依赖患病率（包括全人群和特定人群）与患病特征不明。因此，研究者开展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流行病研究，通过“2018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分析我国烟草依赖流行状况。该调查使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纳入来自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龄在20~69岁之间的84 839名研究对象。烟草依赖的诊断标准基于国际标准（ICD-10，DSM-4）和《中国戒烟临床指南（2015年版）》。结果发现，我国现在吸烟率约为25.1%，其中男性显著高于女性（47.6%比1.9%），不同省份的吸烟率存在差异（12.9%~37.9%）。在全人群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约为13.1%（95% CI：12.2%~14.1%）；在现在吸烟者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约为49.7%（95% CI：46.5%~52.9%），且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9.7%比50.8%）。烟草依赖的患病风险与吸烟行为相关，包括吸烟包年数［ OR（95% CI）：1.62（1.54~1.70）］、每天吸烟支数［ OR（95% CI）：2.01（1.78~2.27）］和吸烟起始年龄［ OR（95% CI）：0.93（0.90~0.97）］。此外，患有烟草依赖的吸烟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更低［ OR（95% CI）：2.88（2.59~3.21）］。基于此，推算2018年我国约有1.835亿（1.704亿~1.974亿）吸烟者患有烟草依赖，其中1.775亿为男性。

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 gaming disorder，IGD）是一个影响全球游戏玩家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的公共卫生问题，是较新的有待深入研究的精神障碍之一。近年来，各种神经生物学研究方法如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的发展使深入研究IGD的神经影像学机制成为可能。本文就目前IGD与其他成瘾障碍的神经影像学特征的比较研究进行综述，并以烟草使用障碍（tobacco use disorder，TUD）、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AUD）及赌博障碍（gambling disorder，GD）几个常见成瘾障碍为例，概括了他们在神经影像特征上的差异性，以期为今后对物质相关和成瘾障碍神经影像标志物的探寻、神经生物学机制的探索以及对成瘾障碍共病方面的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和干预手段等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吸烟危害健康是不争的医学事实，但是新型烟草制品特别是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特别是自2019年不断有媒体报道因电子烟使用所导致的肺部损伤、甚至死亡的案例，更凸显出目前客观、全面的评估电子烟对健康危害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对此本文从电子烟流行情况，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因电子烟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健康危害、以及电子烟对青少年的危害等方面进行综述，呼吁尽快建立适于我国的电子烟研究、评价体系。

目的:探讨物质滥用史对男性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其与暴力行为的关系。方法:2019年10—11月对1 455名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编个人物质滥用史问卷收集物质滥用情况(饮酒、吸烟和吸毒)；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PHQ-9)调查焦虑抑郁情绪。按照有无物质滥用史将所有被试分为物质滥用组( n＝871)和无物质滥用组( n＝584)。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t检验、 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物质滥用组GAD-7[(4.95±5.88)分，(3.35±5.33)分； t＝－5.407， P<0.01]、PHQ-9[(6.69±6.50)分，(4.48±5.73)分； t＝－6.821， P<0.01]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无物质滥用组。(2)躯体疾病( β＝0.700， OR＝2.014，95% CI＝1.599~2.538， P<0.05)、酒精滥用史( β＝0.434， OR＝1.543，95% CI＝1.176~2.025， P<0.05)、烟草滥用史( β＝0.387， OR＝1.473，95% CI＝1.154~1.880， P<0.05)、年龄≤45岁( β＝0.372， OR＝1.450，95% CI＝1.118~1.881，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躯体疾病( β＝0.686， OR＝1.986，95% CI＝1.581~2.496， P<0.05)、烟草滥用史( β＝0.488， OR＝1.629，95% CI＝1.286~2.063， P<0.05)、年龄≤45岁( β＝0.484， OR＝1.622，95% CI＝1.260~2.08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44， OR＝1.410，95% CI＝1.073~1.854，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3)受教育年限≤9年( β＝0.900， OR＝2.459，95% CI＝1.855~3.261， P<0.05)、年龄≤45岁( β＝0.788， OR＝2.199，95% CI＝1.690~2.860， P<0.05)、未婚( β＝0.683， OR＝1.980，95% CI＝1.421~2.75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08， OR＝1.361，95% CI＝1.053~1.758， P<0.05)、毒品滥用史( β＝0.557， OR＝1.745，95% CI＝1.055~2.885， P<0.05)是服刑人员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 结论:物质滥用史可能是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酒精、毒品滥用均是出现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组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常见慢性气道疾病。构建动物模型是COPD基础研究中的主要手段，卷烟烟雾(CS)暴露作为COPD最常见的危险因素常用于动物造模。单因素诱导和多因素联合诱导是常见的COPD动物模型构建方式，单因素诱导主要包括单纯CS、单纯蛋白酶和有害气体诱导等方式，其中以单纯CS模型最常见；多因素联合诱导主要有CS联合脂多糖(LPS)、CS联合弹性蛋白、卷烟烟雾提取物联合胰弹性蛋白酶和胰弹性蛋白酶联合LPS等，CS联合LPS是最常见的多因素联合诱导方式。各种造模方式均具有一定优劣势，本文参考近5年COPD动物模型的相关文献，探讨COPD动物模型的具体造模方式，为构建合理的COPD动物模型提供依据。

目的:描述我国≥40岁居民吸烟状况及变化，为制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和2019-2020年中国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监测。该监测覆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40岁常住居民，以面对面询问调查方式收集调查对象的烟草使用相关信息。对样本进行复杂抽样加权后，估计2019-2020年不同特征人群的现在吸烟率、平均开始吸烟年龄以及日均吸烟量，分析2014-2015年和2019-2020年现在吸烟率和日均吸烟量的变化。结果:2019-2020年我国≥40岁居民现在吸烟率为27.2%，男性（52.1%）远高于女性（2.5%）。吸烟人群的平均开始吸烟年龄为20.0岁，男性（19.6岁）早于女性（27.9岁）。现在每日吸烟人群的日均吸烟量为18.0支，男性（18.3支）多于女性（11.1支）。与2014- 2015年监测结果比较，现在吸烟率有所下降，总人群下降2.8个百分点，男性下降4.1个百分点，女性下降1.6个百分点，城镇和乡村分别下降3.1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现在每日吸烟人群日均吸烟量减少0.6支。结论:近年来，我国≥40岁人群的现在吸烟率和日均吸烟量有所下降，但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及一半以上男性现在吸烟。应结合人群和地域特征，研究实施针对性的控烟措施以进一步降低人群吸烟水平。

烟草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重要的发病因素。卷烟烟雾除通过炎症、感染、蛋白酶-抗蛋白酶失衡、氧化应激和直接损伤等机制导致COPD外，亦可通过引发机体自噬失调参与COPD的发病。本文总结了烟草导致的自噬失调如何从炎症、黏液高分泌、肺结构改变、感染、骨骼肌萎缩等方面参与COPD的发生发展，强调调控自噬可能是干预COPD的重要机制。

目的:评估新诊断或既往诊断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PA）患者罹患头颈癌的风险。方法:全部数据来源于TriNetX Analytics Network联合研究平台，共计纳入临床随访信息完整的研究对象13 094 188例，分为实验组（GPA患者20 663例）及对照组（非GPA患者13 073 525例）。记录2组患者在最初诊断为GPA的同时或之后罹患鼻腔/鼻咽、口腔、口咽和喉/下咽恶性肿瘤的患者，参与者的特征按各协变量[年龄、性别、种族、头颈部癌症（HNC）危险因素]进行分层，并使用单向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进行比较。相关的混杂变量，包括人乳头瘤病毒、烟草和酒精暴露，在分层队列之间进行了匹配。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计算2组患者患HNC的危险比（ HR）和相应95%可信区间（ CI），以评估GPA对HNC发生的影响。 结果:在GPA患者中，分别有22例（0.11%）、59例（0.29%）、15例（0.08%）和18例（0.09%）同时被诊断为鼻腔/鼻咽、口腔、口咽和喉部的恶性肿瘤。将GPA患者与标准化对照人群进行比较时，GPA患者发生鼻腔/鼻咽恶性肿瘤的风险至少高出2倍[ HR值（95% CI）=2.20（1.04，4.65）， P<0.001]。 结论:本研究发现，GPA患者罹患鼻腔/鼻咽癌的风险在统计学上显著增加。但仍需要更多的大型人口数据调查来证实这些相关发现。

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未来的恶性肿瘤防控工作应继续坚持预防优先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实施一级预防相关举措。预防对减轻中国居民，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居民的恶性肿瘤负担尤为关键。过去几十年间，国际社会通过烟草控制、改善职业卫生条件以及疫苗接种等一级预防措施，显著降低了相关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中国也在云南省宣威市、江苏省启东市、河南省林县等特定地区的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中探索实施了一系列一级预防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中国居民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系统性认知水平偏低、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不足，当前亟需创建新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揭示恶性肿瘤病因并建立人群层面及个体层面的恶性肿瘤一级预防新机制和新体系。基于当前癌谱转变与数字化发展的现状，建立一个可以覆盖全民的集恶性肿瘤一级预防权威科普宣教、个体化风险评估与自我健康管理助手于一体的癌症一级预防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对提升中国居民恶性肿瘤一级预防能力将大有裨益，并能助力中国恶性肿瘤防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