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以拥有不同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幽门螺杆菌( H. pylori)临床菌株为研究对象，基于全基因组测序探索 H. pylori对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LVX)耐药相关新基因。 方法:纳入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消化及肝脏科因上消化道相关症状就诊且 13C尿素呼气试验阳性的1 749例患者，在行胃黏膜活体组织检查后进行胃黏膜组织 H. pylori分离培养，成功保存 H. pylori菌株90株。依据体外药敏试验结果，分别筛选克拉霉素单耐药(克拉霉素组)10株，LVX单耐药(LVX组)10株，克拉霉素和LVX双重耐药(双重耐药组)10株，克拉霉素、LVX、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四环素、甲硝唑全敏感(全敏感组)10株，总计40株 H. pylori菌株。通过全基因组测序，与综合抗性基因数据库(CARD)进行比对，分析单核苷酸变异(SNV)和插入缺失突变情况，筛选 H. pylori对克拉霉素和LVX耐药相关基因并分析耐药相关新基因在4组间的表达差异。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小显著差数法和卡方检验。 结果: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SNV位点数[(74 952.00±8 755.21)、(77 128.10±3 191.35)、(78 639.90±601.23)、(77 474.60±2 421.05)个]和插入缺失突变数[(2 582.20±265.45)、(2 653.60±108.37)、(2 667.10±43.82)、(2 641.10±80.25)个]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CARD进行比对，共检出223个耐药相关基因，其中克拉霉素组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9个，LVX组LVX单耐药相关基因24个，双重耐药组中有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6个，LVX单耐药相关基因14个，双重耐药相关基因12个；全敏感组中有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1个，LVX单耐药相关基因17个，双重耐药相关基因13个。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中，红霉素酯酶基因( ere)B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的检出率(0/10、0/10、3/10、0/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9， P＝0.049)；红霉素核糖体甲基化酶基因( erm)家族在克拉霉素组和双重耐药组中的检出率高于LVX组和全敏感组[45.0%(9/20)比10.0%(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4， P＝0.013)，游离甲硫氨酸-(R)-亚砜还原酶基因( msrC)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率(10/10、7/10、6/10、4/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97， P＝0.030)。LVX单耐药相关基因中，喹诺酮抗性五肽重复蛋白基因( qnr)家族在LVX组和双重耐药组的检出率高于克拉霉素组和全敏感组[60.0%(12/20)比25.0%(5/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1， P＝0.025)； qnrB4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率(1/10、3/10、7/10、1/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17， P＝0.010)。4组中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外排转运的基因个数少于LVX单耐药和双重耐药相关基因个数(11个比29个，11个比23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87、5.80， P＝0.001、0.016)。LVX相关外排转运基因在克拉霉素、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个数(28、40、24、27个)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26， P＝0.016)。 结论:erm家族和 msrC可能是介导 H. pylori对克拉霉素耐药的重要基因， qnr家族与介导 H. pylori对LVX耐药相关。外排转运基因可能在药物外排过程中有协同作用，其更倾向介导 H. pylori对LVX耐药。

目的:了解亚抑制浓度鱼腥草水提物和红霉素、阿奇霉素、交沙霉素对肺炎支原体(MP)大环内酯类药物敏感株的耐药诱导作用，探讨鱼腥草用于治疗MP感染的可能优势。方法:10株对3种大环内酯类药物均敏感的MP临床菌株体外用不同浓度梯度的鱼腥草水提物和大环内酯类药物逐级诱导传代。用微量稀释法测定药物对传代后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PCR扩增耐药相关基因23S rRNA结构域V区和核糖体蛋白L4、L22基因并测序。结果:经红霉素、阿奇霉素、交沙霉素体外诱导后，分别有8株、5株和4株成为红霉素、阿奇霉素、交沙霉素稳定耐药株；与耐药诱导前相比，药物对各临床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分别提高了2~16倍；诱导前后，所有菌株的核糖体蛋白L4、L22编码基因测序均未发现突变，8株诱导耐药株中的6株出现23S rRNA结构域V区A2063G/T突变。经鱼腥草水提物诱导传代的各临床菌株最低抑菌浓度提高均不超过2倍。结论:体外多步骤亚抑菌浓度大环内酯类药物诱导作用可致MP的23S rRNA选择性突变而产生稳定性耐药。与抗菌药物相比，鱼腥草水提物诱导后的MP不易产生耐药。

目的:分析百日咳鲍特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耐药性、耐药相关分子特征及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型(plu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特征，了解百日咳菌株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可能的耐药机制，探讨PFGE基因型与耐药表型之间的关联性。方法:采用E-test法检测2018—2020年临床分离百日咳鲍特菌对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性；PCR检测可水平转移的耐药基因与耐药相关突变位点；采用PFGE方法对菌株进行分型。结果:共分离到35株百日咳鲍特菌菌株，其中27株对3种抗生素均耐药，2株对红霉素和阿奇霉素耐药，对克拉霉素敏感，6株对3种抗生素均敏感；部分耐药株携带甲基化酶基因 ermA(27.6%，8/29)和 ermB(31.0%，9/29)，耐药株均检出A2047G位点突变，敏感株均未发现耐药基因和位点突变；耐药株PFGE分型为BpSR23和BpFINR9型，敏感株PFGE分型为其他型。 结论:临床分离百日咳鲍特菌对红霉素耐药严重，并且开始向大环内酯类其他抗生素蔓延，甲基化酶基因的获得及23S rRNA基因A2047G位点突变可能是其耐药的主要机制，PFGE基因型与耐药表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目的:探讨新生儿脲原体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和诊治方式。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2例新生儿脲原体脑膜炎患儿临床资料，以“新生儿”、“早产儿”、“脲原体”、“解脲支原体”、“脑膜炎”、“颅内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炎”、“infant”、“neonate”、“newborn”、“ureaplasma”、“mycoplasma urealytium”、“meningitis”、“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brain”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自建库至2022年3月的相关文献，总结新生儿脲原体脑膜炎的临床特点、诊疗经过及预后。结果:病例1，女，胎龄33 +3周，生后第2天发现颅内出血及脑室扩张，脑脊液检测示脑膜炎、培养阴性，抗感染治疗无好转。生后30 d脑脊液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及23S rRNA检测提示解脲脲原体感染。多西环素治疗21 d，mNGS转阴但停多西环素23 d后脑脊液mNGS、解脲脲原体培养再次提示解脲脲原体感染，改多西环素和红霉素二联抗感染。随访至6月龄无神经系统发育迟滞。病例2，男，胎龄26周，生后第10天发现颅内出血及脑室扩张，脑脊液检测示脑膜炎、培养阴性，抗感染治疗无好转。生后28 d脑脊液mNGS及23S rRNA检测提示微小脲原体感染，红霉素治疗32 d。随访至5月龄无神经系统发育迟滞。共检索到27篇文献，41例新生儿脲原体脑膜炎患儿，结合本组2例共纳入43例。足月儿17例，早产儿26例。脑脊液白细胞、葡萄糖和蛋白水平中位数分别为566个/mm 3、0.2 mmol/L、2.2 g/L。27例应用脑脊液培养诊断，6例应用mNGS诊断，4例应用脑脊液培养和聚合酶链反应诊断，6例应用其他方式诊断。14例全程仅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8例大环内酯类与另一种抗生素联用，9例应用非大环内酯类抗生素，12例未予抗脲原体治疗。17例足月儿均存活，合并脑积水8例次。26例早产儿死亡8例，合并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18例次，脑积水15例次。 结论:早产儿脲原体脑膜炎脑脊液葡萄糖水平明显降低，脑积水为常见并发症，病因不明且治疗无效的颅内感染可应用mNGS技术检测病原，单用或联合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为主要治疗方式。

目的:探讨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2年10月及2018年12月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急性白血病(AL)患者为研究对象。2例患者的就诊年龄分别为34、65岁，2例患者为父子关系。对2例患者行血常规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及融合基因检测等。回顾性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经过。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患者1(儿子)因"头晕乏力、盗汗3个月"于2012年10月23日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38.5%。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CD10、CD20、CD19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正常，考虑为B系淋巴瘤/白血病。随后，行R＋Hyper-CVAD(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地塞米松)/R＋MA(利妥昔单抗＋甲氨蝶呤＋阿糖胞苷)方案交替化疗4次，联合8次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地塞米松或者阿糖胞苷)。其间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完全缓解(CR)，并且MRD呈阴性。2013年4月26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移植后行利妥昔单抗巩固治疗2次。2013年11月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瘤细胞比例为35.0%，考虑疾病复发。随后予VDCLP(长春地辛＋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与CA(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方案进行诱导与巩固化疗，患者获得CR后再次复发。2014年3月12日行挽救性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获得CR。2015年4月3日复查骨髓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22.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CD22、CD19、CD33、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于2015年4月7日给予挽救性地西他滨＋VLP(长春地辛＋培门冬酶＋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后获得CR，MRD比例为0.13%。随后给予患者多种方案化疗后再次复发。于2016年1月27日给予CIOLP(环磷酰胺＋长春地辛＋米托蒽醌＋地塞米松＋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化疗后患者出现Ⅳ级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给予对症治疗后无效，患者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②患者2(父亲)于2001年7月因"腹胀不适"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示低分化腺癌，遂行全胃切除术。2018年4月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查CT结果示膀胱占位，行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原位回肠代膀胱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膀胱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2018年11月患者行膀胱癌术后随访，血常规检查结果见幼稚粒细胞。遂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粒系增生活跃，其中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9.0%，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EB)2。于2018年12月26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6.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7、CD34、CD13、CD33、CD117、CD15、CD64、髓过氧化物酶(MPO)、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复杂核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果示，cen8三体阳性比例为86%，TP53缺失阳性比例为85%。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2，于2018年12月28日给予地西他滨＋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2019年1月30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7.0%，考虑为部分缓解(PR)。于2019年2月13日给予地西他滨＋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再次诱导化疗。2019年3月23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稍减低，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0%，提示CR。分别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7日行IAG(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巩固化疗。期间多次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CR，并且MRD呈阴性。2019年6月10日行HA方案化疗。2019年7月1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5.0%，提示疾病复发。于2019年7月20日行地西他滨＋HA方案再次诱导化疗。截至2019年8月8日，尚未复查化疗后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论: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以遗传因素为主，常规化疗难缓解、易复发，生存期短。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2例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

目的:了解浙江省猪链球菌人源感染株在体外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和耐药基因携带状况。方法:收集2005年至2021年浙江省31株猪链球菌人源感染散发株，通过微量稀释法测定15种抗菌药物对所有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利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和氨基糖苷类等70种耐药基因。结果:31株菌株对头孢吡肟、头孢噻肟、头孢曲松、氯霉素、达托霉素、厄他培南、左氧氟沙星、利奈唑胺、美罗培南、青霉素、万古霉素11种抗菌药物均敏感，敏感率达到96.8%及以上，对四环素、克林霉素、阿奇霉素、红霉素均耐药，特别是对四环素的耐药率达93.5%(29/31)，多重耐药株共14株(45.2%)。70种耐药基因检测中，共检出14种(20.0%)耐药基因。耐药基因检出率高的主要为耐四环素类基因，依次是 tet( O) [58.1%(18/31)]、 tet( M) [48.4%(15/31)]、 tet(40) [35.5%(11/31)]；其次是耐大环内酯类 ermB基因[41.9%(13/31)]；14株(45.2%)同时检出3种以上耐药基因，其中8株(25.8%)检出10种耐药基因。耐药基因结果与序列分型结合分析显示， tet( M)+ST7占35.5%(11/31)， tet( O)+ tet( 40)+ ermB+ mef( A)+ mef( A/ E)+ msrD+ Ant( 6)- Ⅰb+ aph( 3′)- Ⅲa+ aadB+ sat4+ST7占25.8%(8/31)。 结论:浙江省猪链球菌人源感染散发株的抗菌药物耐药情况及耐药基因携带状况均呈地方性特征，主要流行2种特征型的耐药基因遗传克隆。

目的:了解儿童百日咳鲍特菌感染的临床特点、菌株体外耐药模式和治疗效果，为百日咳的诊治提供参考。方法:采集2017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临床疑诊为百日咳的住院患儿的鼻咽拭子培养百日咳鲍特菌，并收集患儿的临床表现资料，菌株以百日咳特异性抗血清凝集试验鉴定，并经质谱分析最终确认。药物敏感试验采用E-test法，抗菌药物治疗2周评价疗效。统计学分析采用曼-惠特尼 U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1 029例患儿中211例(20.5%)鼻咽拭子培养百日咳鲍特菌阳性，7月份分离率最高[31.2%(45/144)]。211例患儿中，男105例(49.8%)，女106例(50.2%)，年龄为3.8(2.2，6.9)个月，114例(54.0%)未接种百白破混合疫苗。192例(91.0%)患儿在标本采集前曾使用抗菌药物，142例(67.3%)来自多孩家庭，其中136例(95.8%)为家庭中的幼子。159例(75.4%)夜间阵发性咳嗽剧烈，61例(28.9%)咳嗽后有鸡鸣样回声。白细胞计数>20×10 9/L、淋巴细胞计数>10×10 9/L的患儿分别为94例(44.5%)和97例(46.0%)。红霉素、阿奇霉素和克林霉素对138株(65.4%)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均>256.000 mg/L。氨苄西林、头孢曲松、头孢哌酮/舒巴坦、美罗培南和甲氧苄啶/磺胺甲基异口恶唑对菌株的MIC 90分别为0.190、0.190、0.094、0.094和0.750 mg/L；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所有菌株的MIC均<0.016 mg/L。195例(92.4%)患儿经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出院。76例(57.1%)经红霉素或阿奇霉素治疗满7 d症状无改善者改用或联合应用其他抗菌药物。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患儿单药治疗2周[46/48(95.8%)比46/57(80.7%)]、出院后1周[45/46(97.8%)比39/47(83.0%)]和出院后2周[45/45(100.0%)比41/47(87.2%)]鼻咽部细菌阴转率均高于使用红霉素或阿奇霉素治疗的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50、5.86、6.15， P＝0.019、0.015、0.013)。 结论:百日咳患儿鸡鸣样回声较少，百日咳鲍特菌对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耐药率高，头孢哌酮/舒巴坦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评估。

目的:了解儿童副百日咳鲍特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药物敏感性，为经验治疗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5例副百日咳鲍特菌感染患儿，均经鼻咽拭子培养确诊。收集患儿临床资料，菌株鉴定采用副百日咳血清凝集试验，并经质谱分析验证。药物敏感试验采用E-test法，检测副百日咳鲍特菌株对11种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 concentration，MIC)范围。结果:5例确诊患儿中，男2例，年龄范围为4月龄至5岁4月龄，3例患儿的家庭中有出现较剧烈咳嗽的成员。患儿就诊时咳嗽持续7～90 d，所有患儿均无发热，均为阵发性痉挛性咳嗽，夜间加重，2例伴有咳嗽末鸡鸣样回声。1例患儿采样前口服过阿奇霉素。5株菌株对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林霉素、甲氧苄啶-磺胺甲基异 唑、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和美罗培南的MIC范围分别为0.250～6.000 μg/mL、0.125～0.500 μg/mL、128～>256 μg/mL、0.047～0.190 μg/mL、2～>256 μg/mL、3～>256 μg/mL、>256 μg/mL、3～>256 μg/mL、0.500～2.000 μg/mL、0.023～0.250 μg/mL和0.016～0.064 μg/mL。经阿奇霉素、红霉素或克拉霉素治疗好转4例，1例合并肺炎链球菌感染，经甲氧苄啶-磺胺甲基异 唑治疗后好转。 结论:儿童副百日咳鲍特菌对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和甲氧苄啶-磺胺甲基异 唑较敏感，可作为该菌感染的经验用药。

研究呼吸道标本来源无乳链球菌的药物敏感性、克隆群、血清型和表面蛋白、毒力基因的携带状况，分析其流行分布、耐药和毒力特征。从唐山、济南2地3家医院共收集到符合标准的无乳链球菌35株。患者的年龄跨度为3 d~92岁，≥60岁的老年患者占比为71.5%。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其对9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菌株对青霉素、利奈唑胺、万古霉素和头孢曲松100.0%敏感；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高，分别为97.1%、85.7%和82.9%；四环素和氯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34.3%和14.2%。基因组序列测定及分析显示：35株菌株中检出16种耐药基因，其中：大环内酯类和林可酰胺类药物耐药基因以 ermB为主，携带率为74.2%；四环素类耐药基因以 tetM为主，携带率为25.7%；此外，喹诺酮类药物耐药决定簇 gyrA和 parC的突变率分别为88.5%和85.7%。35株菌株分属于6种ST型和4个克隆群，以CC10/ST10为主，占比为62.8%；包含Ⅰb、Ⅱ、Ⅲ和Ⅴ型4种血清型以及1株未分型，以血清型Ⅰb为主，占65.7%。菌株分别携带PI1+PI2a、PI2a和PI2b型3种类型的菌毛，检测到 alpha、 alp1、 rib、 srr和 rdf_0594 5种表面蛋白和 cba、 cfb、 cylE、 fbsA、 hylB、 lmb和 pavA 7种毒力因子。综上，呼吸道标本来源的无乳链球菌主要分离自老年患者，以CC10菌株为主，携带多种耐药基因和毒力基因，对大环内酯类、林可酰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高，提示需要密切关注老年患者呼吸道标本中无乳链球菌对健康的威胁。

目的:研究苏州地区肺炎支原体(MP)耐药情况，并试图说明MP耐药与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确诊MPP而住院治疗的82例患儿，其中48例应用阿奇霉素治疗(10 mg/kg，1次/d，静脉滴注5～7 d)，临床症状及胸部影像学仍持续进展，临床确诊为RMPP的患儿(RMPP组)作为试验组，另外34例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MA)治疗有效，确诊为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GMPP)(GMPP组)，从这些患儿气道分泌物中提取MP DNA，并对红霉素作用靶位MP 23S rRNA的2063和2064位点突变进行测序，并根据耐药基因测序结果将其分为MA耐药组(MRMP组)及MA敏感组(MSMP组)。比较2组患儿临床特点。结果:在MRMP组中，PMPP发生率为62.2%(46/74例)，而MSMP组中，PMPP发生率为25.0%(2/8例)，2组患儿耐药基因MP 23S rRNA点突变对RMPP的发生无显著影响( χ2＝2.719， P＝0.099)。相对于MRMP组，MSMP组患儿发热时间更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更少。2组患儿在胸部影像学检查以及一些化验结果，如白细胞总数及分类、C反应蛋白(CRP)、丙氨酸转氨酶(ALT)、乳酸脱氢酶(LDH)和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MP肺炎发热持续超过1周，提示MP耐药的可能，MP对MA耐药并未加剧RMPP的发生。通过胸部影像学特征及检验结果方面的差异来判断MP是否耐药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