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对家族性高风险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婴幼儿社交行为、神经发育轨迹及结局的影响.方法 将在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招募的110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高风险ASD婴儿(ASD患儿的年幼同胞)作为研究组,同期在儿童群体保健科招募58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低风险ASD婴儿(正常发育儿童的年幼同胞)作为对照.将研究组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A和研究组B,研究组A采用家庭社交行为干预,研究组B和对照组则采用常规养育方法,持续追踪至24个月,在6月、12月、18月大时研究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婴儿孤独症观察量表(autism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fants,AOSI)、盖泽尔发展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ale,GDS)分别评估其社交行为及神经发育功能.在24个月大时则采用GDS、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等工具评估幼儿神经发育和ASD核心症状,同时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相关诊断标准对三组幼儿的发育结局进行判断.结果 组内比较,三组研究对象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与评估时间均呈线性关系,不同时间点得分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均为对照组优于研究组A,研究组A优于研究组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7％,语言障碍1.7％,ASD高危儿1.7％,语言行为异常共3例(5.2％);研究组A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5.5％,语言障碍5.5％,ASD高危儿3.6％,语言行为异常共8例(14.5％);研究组B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6.4％,语言障碍18.2％,ASD高危儿5.5％,语言行为异常共22例(40％).结论 与家族性低风险ASD儿相比,家族性高风险ASD儿在婴幼儿期存在更多的ASD样行为,其神经发育也相对落后;且更容易发展为ASD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行为问题.从婴儿期开始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可以有效促进家族性高风险ASD儿的语言-社交行为发展和神经发育,进而减少ASD或语言行为异常的发生.

目的 探讨老年人群髋部骨折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及危险因素,为提高患者预后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阜阳市肿瘤医院2019年6月至2023年5月收治的152例年龄≥60岁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的手术方式均为髋关节置换或内固定物植入术.以在院期间术后是否并发肺部感染为标准,分为感染组(n=43)与非感染组(n=109).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28.29％(43/152).肺部感染革兰阴性菌占69.56％(32/46),以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阳性菌占30.43％(14/46),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纳入年龄、性别、糖尿病、吸烟、慢阻肺呼吸疾病、骨折至手术时间、低蛋白血症等进行单因素分析,两组患者糖尿病、吸烟、慢阻肺呼吸疾病、骨折至手术时间、低蛋白血症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OR=1.231,95％CI:1.143～2.234,P=0.005)、低蛋白血症(OR=2.124,95％CI:1.045～2.363,P=0.003)、慢阻肺呼吸疾病(OR=1.505,95％CI:1.521～3.210,P=0.003)为术后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肺部感染风险较高,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以糖尿病、低蛋白血症与慢阻肺呼吸疾病为主要的危险因素.

目的 回顾性研究社区老人心理状态现状及影响其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2022年12月～2023年12月某社区已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老人8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依据档案资料中的Zung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及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估结果是否存在焦虑及抑郁情况进行分组,分为发生组和未发生组,收集对比两组社区老人的资料情况,存在差异的指标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心理状态的相关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价模型价值,构建校准曲线与决策曲线.结果 两组婚姻状况、月收入、慢性疾病、独居、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分及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评分对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上述因素均是社区老人焦虑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OR值＞1).通过构建列线图,并绘制ROC曲线验证列预测模型准确性,发现AUC是0.769,95％CI为(0.666～0.871).风险预测模型的校准曲线和参考曲线相近,证明社区老人焦虑抑郁情绪的预测风险和实际风险一致性较高;同时预测模型的净获益率较高,证明该预测模型的适用性较好.结论 婚姻状况、月收入、慢性疾病、独居、睡眠情况及自我效能感均为社区老人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由此构建风险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高、适用性好,为采取干预措施提供指导.

目的 探讨妊娠相关因素与子宫内膜癌风险的关系,并从该角度筛查高危人群.方法 收集2022年1月至2023年10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经病理诊断确诊并住院的子宫内膜癌患者191例作为病例组,另以同期因其他良性妇科疾病行子宫切除术的194例住院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差异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在年龄、体质量指数、高血压、糖尿病、不孕、妊娠并发症史、妊娠次数、流产次数、末次妊娠年龄以及妊娠时长(以月计)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体质量指数、特定妊娠并发症(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早产)和末次妊娠年龄等因素作为最终回归方程变量,调整后的相对危险比分别为1.052、1.127、5.971和0.803(P＜0.05).结论 有特定妊娠并发症史是患子宫内膜癌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末次妊娠年龄越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越低.

目的 调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2 年 7 月—2023 年 2 月选取烟台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 215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运动自我效能量表、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随访问卷、运动益处/障碍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的影响因素.目的抽样法选取量性研究中依从性低的 14例患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运用Colaizzi 7 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提炼主题.结果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得分为(13.11±4.06)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运动自我效能、运动益处/障碍、社会支持进入回归方程(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 40.8%.质性研究共提炼出 3 个主题,7个亚主题:个人特质和经验(体能欠佳与既有疾病交互影响、运动兴趣不足与运动时间缺乏、认知误区);行为特定的认知(运动自我效能不足、安全体验感知欠佳);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不足、专业支持缺乏).结论 冠心病PCI术后患者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处于低等水平,年龄、运动自我效能、运动益处/障碍、社会支持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并且,体能欠佳与运动兴趣不足、居家运动康复过程中的障碍难以克服、对疾病治疗的认知局限以及居家运动康复过程中难以获得专业支持均是风险因素.医护人员应关注重点人群,定期评估患者的运动障碍因素,给予针对性个案指导,提高患者居家运动康复的依从性.

睡眠障碍是指睡眠量的异常、质的异常或在睡眠时发生某些临床症状,严重影响人体功能及健康.睡眠障碍的发病与年龄呈正相关,由于绝经综合征、代谢相关疾病而高发,女性围绝经期通常是女性睡眠障碍发生的转折点.围绝经期及绝经后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和睡眠维持障碍、日间功能障碍,严重情况下出现焦虑、抑郁情绪.根据相关风险因素对症治疗,缓解绝经相关症状,改善睡眠质量,增加有效睡眠时间,恢复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是治疗围绝经期睡眠障碍的目标.围绝经期及绝经后睡眠障碍的治疗措施包括非药物治疗(睡眠卫生教育、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绝经激素治疗、精神类及镇静催眠药、褪黑素、中医中药等).综述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睡眠障碍相关风险因素及诊断治疗研究进展.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发生创伤后癫痫(post-traumatic epilepsy,PTE)的主要原因[1].TBI后PTE患病率从1.3％到53.3％不等,随着TBI的严重程度增加,癫痫发作的风险也显著增加,但发生癫痫的潜伏期可以维持数年[2].PTE可以进一步加重脑水肿,因此,PTE发作不仅是TBI后早期发病率和病死率增加的原因,也是晚期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3].目前临床上的预防主要用于单次发生的急性PTE,对于复发性慢性癫痫效果较差.尽管给予预防性治疗但仍有15％～40％的TBI患者伴随有慢性癫痫发作[4].由于脑脊液提供了血液、炎症、感染以及退行性疾病的信息,可以对脑代谢有一些了解,具有一定的预后价值[5-6].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寻找TBI后发生PTE的危险因素,以及脑脊液中葡萄糖与乳酸水平对PTE的预测价值.

子宫内膜的发育和功能高度依赖于类固醇激素的周期分泌及其同源受体的表达,其中最重要的是雌、孕激素及其受体.雌、孕激素使子宫内膜有增殖期和分泌期,维持正常的月经周期并为妊娠做准备,雌、孕激素失调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等一系列疾病,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病理状态下,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互作用促进子宫内膜过度增殖,这与子宫内膜病变发生风险升高密切相关,而孕激素能有效抑制雌激素的增殖作用,但当孕激素受体表达异常或出现孕酮抵抗时会导致孕激素功能失调.子宫内膜相关疾病的有效治疗有赖于对激素通路的认识,综述导致子宫内膜疾病的激素通路及其调节因素,以期为临床研制出能有效预防及改善治疗结局的新药提供借鉴.

目的 本研究探索中国中老年人胰岛素抵抗代谢评分(METS-IR)与心血管代谢性共病发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CMM)风险的关联.方法 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纵向研究(CHARLS)的数据,在2011-2018年对中国45岁或以上居民进行了调查.Cox比例风险模型被用于计算METS-IR与新发CMM的关联的风险比(HR)和95％可信区间(CI),并在不同人群中进行分层分析,观察协变量与METS-IR的交互作用,应用限制性立方样条观察在不同体重人群中METS-IR与新发CMM的剂量反应关系.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METS-IR对CMM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5 349名研究对象,CMM发病率为2.08％,在调整所有纳入的协变量后,METS-IR作为连续变量与CMM发病风险呈正相关(HR:1.07,95％CI:1.05～1.09,P＜0.001).作为分类变量,METS-IR最高组与CMM发病风险仍呈正相关(HR:3.47,95％CI:2.06～5.84,P＜0.001).在全参与者(P for overall＜0.001)、正常体重(P for overall=0.022)和超重肥胖(P for overall=0.008)人群中 METS-IR与CMM发病风险仍存在线性关系.METS-IR对CMM发病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AUC:0.651,95％CI:0.598～0.704).结论 METS-IR与中老年人群新发CMM风险增加存在正向关联,在正常体重或超重肥胖人群中都应该持续关注,从而减少CMM的风险.

肥胖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肥胖定义为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30 kg/m2.根据 WHO 最新统计,自1975年以来,肥胖患病率增加了两倍,全球育龄妇女的肥胖率呈上升趋势,预计到2025年,女性的肥胖率将达到20％[1].肥胖对身体诸多系统都有不利影响,与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睡眠呼吸暂停、癌症和骨关节炎等全身性疾病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肥胖会对女性生殖功能造成不良影响,导致女性生育能力下降及不孕风险增高,但具体机制尚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