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种植牙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政策的实施对公立医院廉政风险防控的影响，为完善公立医院廉政风险防控建设提供参考。方法:自行编制分别面向公立医院纪委、公立医院口腔种植医生、种植牙耗材经销企业3个主体的调查问卷，针对公立医院纪委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种植牙耗材集采政策实施对医院廉政风险防控的影响和医院配套政策制定情况等；针对口腔种植医生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医生对集采政策的认知情况、与经销企业交往情况及廉洁意识情况等；针对种植牙耗材经销企业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其种植体进入集采目录情况、后续经营策略调整情况等。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3年2—6月对浙江省公立医院纪委、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医院口腔种植医生以及浙江省种植牙耗材经销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有效回收由浙江省内公立医院纪委负责人填写的16份问卷，其中11家公立医院的纪委负责人认为种植牙耗材集采政策实施能降低公立医院现有的廉政风险，1家认为会产生新增廉政风险，4家认为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均存在；12家认为该政策对于廉政风险防控的强化主要体现在挤压种植体价格、降低遴选采购等风险和减少收送红包回扣方面。有效回收来自公立医院口腔种植医生的270份问卷，对于集采政策的实施，187人认为将抑制口腔种植行业的发展，148人预期个人薪资将降低，78人会更多参与企业组织的讲课和培训，39人会向患者推荐集采目录外的种植体系统；140人未能准确掌握《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的全部内容；仅202人认为与经销企业的合规接触只能是听取经销企业对种植体系统的介绍。有效回收来自种植牙耗材经销企业的问卷23份，其中22家将在集采政策实施后减少维系与临床医生关系的支出，14家将缩减销售岗位支出，所有经销企业均认为集采政策实施后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收受红包和回扣的现象将减少或消失。结论:种植牙耗材集采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公立医院现有廉政风险，但若监管不力将在政策实施初期产生新的廉政风险。公立医院应通过健全种植牙耗材集采配套制度和规范集采目录外种植牙耗材采购流程，以及强化集采监督检查和抓实廉政教育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目的:分析2003年至2021年我国国家层面医疗卫生行业监管政策的演变，探讨不同阶段政策工具使用特点和规律，为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方法:以"医疗""监管"和"卫生""监管"为关键词，在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中检索2003年至2021年中央政府层面发布的医疗卫生行业监管相关政策文件。基于"制定主体-执行主体-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文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纳入236份政策文件。根据时间进展来看，2003年至2008年，共发文27份，制定主体以国务院为主(77.78%，21/27)，主要的执行主体为政府(100.00%，27/27)，使用政策工具191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21.46%(41/191)、30.37%(58/191)和48.17%(92/191)。2009年至2017年，共发文48份，制定主体仍以国务院为主(93.75%，45/48)，执行主体仍以政府为主(100.00%，48/48)，但机构(25.00%，12/48)，行业组织(43.75%，21/48)和社会(37.50%，18/48)的占比有所提高，使用政策工具50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17.40%(87/500)、32.00%(160/500)和50.60%(253/500)。2018年至2021年，共发文161份，制定主体以多部门为主(38.51%，62/161)，国务院的发文占比降至22.36%(36/161)，157份(97.52%)的执行主体为政府，使用政策工具1 14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分别为18.42%(210/1 140)、34.74%(396/1 140)和46.84%(534/1 140)。结论:2003年至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监管领域政策的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呈现多样化，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不均衡问题。

互联网医院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盘活存量医疗资源，提高优质医疗服务可及性，缓解群众看病就医难点问题。作者简要描述了我国互联网医院建设和运营现况，详细分析了现阶段互联网医院在运营管理、配套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建设主体、监管主体角度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互联网医院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引导社会资本办医健康发展，有效的监管十分重要。作者通过对我国社会办医监管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梳理与分析，结合既往相关研究，以"制度＋机制＋科技"为着力点，探索在当下"互联网＋"背景下，建立以信息化为基础手段的，适合我国社会办医行业发展趋势的一体化、全方位、高效率、效果明显的多元化联动监管机制。尝试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机构自治的监管模式相结合，根据现有的医疗监管内容框架与相关机制，从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模式与手段及社会办医的分类监管入手形成一个"四维监管体系"，并提出相关具体措施及配套机制，为完善对社会办医的综合监管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

目的:分析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以下简称紧密型医共体)的监管现状与存在问题，为完善紧密型医共体监管体系提供借鉴。方法:2022年3—5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福建省的紧密型医共体作为研究现场，对其所属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总医院院长、乡镇卫生院院长和职能科室负责人进行关键人物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紧密医共体监管主体、监管措施与内容、监管效果、监管薄弱环节以及如何完善内部与外部监管机制等；利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选取5家紧密型医共体的23人进行关键人物访谈。最终形成的紧密型医共体监管主题框架包括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措施、监管实效和现存问题5个总主题，涵盖14个一级指标和52个二级指标，监管主体以政府部门为主(15次)，监管内容聚焦于医疗资源(10次)，监管措施围绕具体制度(4次)、具体活动(4次)与考核评价(4次)展开，监管实效表现为当前的监管力度较强(5次)，现存问题主要是政府监管存在不足(12次)、社会力量监督困难(11次)和内部治理遇到阻碍(5次)。结论:应通过完善政府监管机制、重视社会力量监督与实现内部有效治理，优化紧密型医共体监管体系。

神经义肢技术应用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现有的运动或感觉神经功能障碍，它通过电刺激肌源性区域、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来恢复或代替受损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或断肢，帮助其他治疗措施无效的患者治疗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但基于该新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受益评估的困难，导致该技术的临床应用在知情同意有效性、安全性、人格同一性、责任认定以及社会公平性上面临诸多的伦理问题。为了保证患者的最佳利益，必须提出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进路：在知情同意上考虑患者的特殊脆弱性，注意实质信息的告知和同意能力的评估；获得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评估技术长期的安全性和确保患者的数据隐私；评估人格同一性的改变，尊重患者的自主性以及确定行为责任主体；在社会公平上严格监管和规范化开展技术，避免滥用。

目的:对淮南市2018—2023年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日常监督数据和行政处罚案件分析，为提高消毒产品监管实效提供实践依据。方法:统计分析2018—2023年淮南市消毒产品监督数据和行政处罚案件，比较行业内相关案件违规行为特点，归纳总结淮南市消毒产品案件案由。结果:消毒产品行政处罚案件35起中，在经营单位被发现约占66%，常见的违法行为主要是《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以下简称《安评报告》）的索证问题，约占51%，该项违规行为行政处罚率约为32%；其次是标签说明书问题，约占20%，该项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率仅约10%。消毒产品法规不完善造成很多违法行为主体难认定，取证复杂，监管部门协调不畅等。结论:消毒产品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消毒产品法规滞后，法规不够完善；为更好规范消毒产品生产经营，须及时修订完善消毒产品法规，方能提高监管实效。

医保基金是医保制度体系健康运行的基础，关乎百姓福祉、社会稳定。医疗机构作为医保政策落地执行和医保基金使用的重要主体，不断完善和优化自我管理，筑牢医保基金使用廉洁风险防控，既是国家医保基金"严监管"大环境下的必要应对措施，也是医院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的必然选择。作者以某医院为例，梳理医保基金使用相关职权目录，分析医生、患者和医保报销审核人员在不同职权运行环节中的廉洁风险点；并介绍医院筑牢医保基金使用廉洁风险防控网格的实践，包括完善医保管理制度，培育持续性廉洁文化，优化流程设计，完善信息系统建设及改进医保服务模式，可为其他医疗机构提供参考。

作者介绍了医院通过建立检验前质量管理委员会、实施检验前全程监管、明确职责并落实主体责任等多种措施，来提升检验前质量。信息化手段在检验前质量管理中起到了全程管理、提前预警和拦截不合格标本的作用，而多部门、多环节、多措施的协调运用，促进了检验前质量的提升，保障了检验结果质量和患者医疗安全。

国家规定，对医疗卫生行业要实施全行业、全流程、多手段、多主体综合协同监管制度。作者系统梳理了行政规制的必要性和手段的多样性。根据国内外监管研究及实践，构建了机构、人员、服务、产品、财务、秩序、公共卫生、产业8种要素的监管模型，并详细分析了相关部门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