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义肢技术应用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现有的运动或感觉神经功能障碍，它通过电刺激肌源性区域、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来恢复或代替受损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或断肢，帮助其他治疗措施无效的患者治疗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但基于该新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受益评估的困难，导致该技术的临床应用在知情同意有效性、安全性、人格同一性、责任认定以及社会公平性上面临诸多的伦理问题。为了保证患者的最佳利益，必须提出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进路：在知情同意上考虑患者的特殊脆弱性，注意实质信息的告知和同意能力的评估；获得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评估技术长期的安全性和确保患者的数据隐私；评估人格同一性的改变，尊重患者的自主性以及确定行为责任主体；在社会公平上严格监管和规范化开展技术，避免滥用。

基于心理连续性的人格同一性问题挑战了预嘱的道德合理性,布坎南尝试通过降低保留人格同一性的心理连续性阈值来化解这一挑战.在此基础上,分析老年痴呆症预嘱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认为人格同一性并非论证预嘱道德合理性的充分条件.处于老年痴呆症早期阶段的患者能否修改预嘱中的决定取决于其当前的行为能力,而非他们与预立预嘱时自己的心理连续性程度;对于失去行为能力的人格个体与后人格个体,他们当前改变的意愿或利益仍然具有道德意义,对预嘱有效性的论证还需进一步探讨患者在不同阶段的道德地位.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发布的全球健康报告中预估,抑郁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负担疾病[1],不仅会导致个体持续的情绪低落、行动力下降,甚至会诱发自伤和自杀行为.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晚期到成年早期的过渡时期,面临着自我同一性的整合及现实社会的适应等困境,是抑郁问题的高发期[2-3].

关于神经科学的进步带来的伦理涵义的探讨通常包括评估这种进步对常识概念框架的影响,尤其是对常识心理学和常识道德的影响.根据心灵哲学中的取消主义立场,在常识的概念框架和科学的概念框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不兼容性.娜达通过引入刘易斯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对这种所谓的不兼容立场给予反驳.通过进一步引入神经科学和神经伦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娜达得出结论:常识心理学和常识道德的概念框架已经吸收并将会不断吸收前沿科学理论的影响,常识与神经科学在概念框架上是相连续的而非不兼容的关系.

生物道德增强的做法可能会改变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方式,导致个人身份剧烈的变化,从而对人格同一性问题构成挑战.道德增强之后的人表面上能保持身体和心理的连续性,但这无法为人格同一性问题提供完全的辩护.道德增强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叙述认同,一是因为道德增强会干扰人的真实性,二是因为造成个性中断.但道德增强依然可以从获得性认同,道德关系的传承等路径进行积极的辩护.道德增强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面临很大的争议,未来针对道德增强的讨论需要密切关注它对人格同一性的持续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责任问题.

为提升专注力、记忆力等认知能力,健康人群以"超说明书用药"方式摄入延缓衰老或修复脑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衰退的药品.该种认知增强技术的应用需要通过"伦理之前"的技术可行性审核和"技术之后"的生命伦理辨析才能初步确认其道德容许性.目前针对药物认知增强剂使用的担忧主要来自新药的疗效与风险尚不明确、市场主导下的药物获取渠道难以管控,以及亟待完善的社会规范.因此,当下药物认知增强技术的合理应用需强化政府对个体和商业力量的监管,重视经验数据的获取,以及科研机构对用药风险性的进一步研究与科学指导.

目前,有关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伦理问题讨论的既有文献大多集中于该技术试验阶段.从受体、供体及社会的维度,讨论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试验及临床应用阶段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受体的人格同一性危机,生理不相容引发医疗安全问题;供体动物的道德权利问题,生物安全问题;异种器官利用的公平可及问题,技术的滥用问题,受体的"污名化"问题.对上述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的伦理讨论和辨析,为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方向,也将有助于该技术成熟后,合伦理的推广应用.

身份紊乱是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核心症状,并作为其他症状的基础.BPD患者的身份紊乱包括三个部分:僵硬、消极的身份模式,不稳定、碎片化的身份状态,不一致、不协调的自我体验.早期的潜在创伤性经历、儿童的无序依恋关系与BPD的形成有关.当BPD患者再次遭遇创伤事件,怀疑和战斗模式使其陷入对创伤事件的反刍思维当中,在同一性探索的双循环模型中个体回到探索承诺的阶段而无法认同承诺,其同一性建构失败.BPD患者倾向于采用自残自伤、破坏关系等方式来应对创伤事件.对BPD患者身份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推演到青少年的同一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