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青少年的社交能力特征及其与核心症状、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门诊就诊的6~13岁ADHD患儿59名作为ADHD组，同时社区招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62名正常儿童为对照组。采用社会反应量表(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SRS)、SNAP-Ⅳ评定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评估两组被试的社交能力、核心症状及情绪和行为问题。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非参数检验对比分析两组之间社交能力、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ADHD组社交能力与其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等之间的关联，使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ADHD组性别、年龄、智商、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对社交能力的影响。结果:ADHD组患儿SRS总分[65(42，83)分]及社交知觉[10(8，13)分]、社交认知[13(9，19)分]、社交沟通[19(11，29)分]、孤独症样行为[9(5，14)分]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TD组[38(27.5，59.5)分，7(4，12.5)分，8(6，15)分，12(6.5，20)分，4(2，11)分]( Z＝－2.97，－2.75，－2.41，－3.01，－2.64，均 P<0.05)。ADHD组患儿SDQ困难总分及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TD组( Z＝－5.80，－6.89，－2.82，－8.59，－2.52，－3.81，均 P<0.05)。ADHD组患儿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SNAP-Ⅳ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r＝0.33~0.71，均 P<0.05)。SRS总分、社交沟通量表得分与SDQ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65，均 P<0.05)，社交知觉与困难总分、多动、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56，0.32，0.45，均 P<0.05)，社交认知、孤独症样行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7~0.55，均 P<0.05)，社交动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55，均 P<0.05)均呈正相关；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亲社会行为分量表得分( r＝－0.63~－0.49，均 P<0.05)均呈负相关。SRS总分受到性别、年龄、对立违抗、情绪、多动、同伴交往( B＝0.05~0.23，均 P<0.05)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分量表( B＝－0.07， P<0.05)负向影响。 结论:ADHD儿童常常存在明显的社交能力缺陷，与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均有明确相关，危险因素为对立违抗、情绪、同伴关系，保护因素为亲社会行为。

目的:探讨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及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采取整群便利抽样法随机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甲状腺癌患者86例为研究对象，使用健康问卷、广泛性焦虑量表、压力知觉量表、简易疲乏量表、建议创伤后成长量表及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数量表对甲状腺癌患者的一般资料、应激反应类型及生活质量情况进行收集，对甲状腺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及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该院收治的86例甲状腺癌患者中，类型1(高负性低成长)共10人(11.63%)，类型2(中负性高成长)共44人(51.12%)，类型3(低负性中成长)共32人(37.25%)；不同应激反应类型之间各项应激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患者出院时(T2)的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数量表(FLIC)总平均分为(113.79±20.45)分，显著低于入院时(T1)的(122.17±19.3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工作压力显著呈正相关( P<0.05)；不同应激反应类型甲状腺癌患者的FLIC总分、心理健康、社会关系、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住院时与出院时其FLIC总分、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应激反应类型的甲状腺癌患者在不同时间段生活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重视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的护理，尽早识别高负性及低成长的患者并给予重点关注，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缓解其负性情绪，纠正其负性应激反应状态，加强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以提升患者围术期生活质量。

目的:调查四川省绵阳市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社区老年人ADL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4月—2021年12月选取四川省绵阳市3个县/区的17 259名社区老年人（≥65岁）为研究对象，采用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表对其进行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7 259份，回收有效问卷16 482份，有效回收率为95.50%。结果:16 482名社区老年人中，20.59%（3 394/16 482）老年人ADL受损，其中ADL轻度受损2 557名（75.34%），ADL中度受损517名（15.23%），ADL重度受损320名（9.43%）。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情况、精神状态与社会参与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是社区老年人ADL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绵阳市社区老年人ADL受损率较高。社区医务人员应重点关注高龄、文化程度较低、无配偶、有子女、精神状态与社会参与能力受损、感知觉与沟通能力受损的老年人，尽早给予针对性干预，提高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

目的:探讨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的状况，分析工作压力、敌意归因偏向和自我损耗对功能性躯体不适的影响。方法:于2019年5月，随机选取河南省、福建省10个城市为采样城市，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22个三甲医院、23个二甲医院的临床护理工作岗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基本情况调查表、《知觉压力量表》、《社会信息加工-归因偏向问卷》、《自我调节疲劳量表》、《健康问卷身体症状群量表-15》调查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工作压力、敌意归因偏向、自我损耗以及功能性躯体不适情况，共纳入1 200名临床护士，收回有效问卷1 15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6%。采用 t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的得分差异，用Bootstrap分析工作压力、敌意归因偏向、自我损耗对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的影响。 结果: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得分为（8.95±4.38）分，859人（74.12%）有功能性躯体不适症状。年龄36~50岁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得分高于19~35岁者，工龄≥5年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得分高于工龄<5年者，非在编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得分高于编制者，三级医院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得分高于二级医院者，手术科室临床护士功能性躯体不适得分高于非手术科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工作压力通过敌意归因偏向、自我损耗的单独中介效应以及敌意归因偏向-自我损耗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临床护士的功能性躯体不适（ β=0.17, 95% CI：0.10~0.20； β=0.16，95% CI：0.10~0.19； β=0.07, 95% CI：0.03~0.10； P<0.05）。 结论:临床护士的功能性躯体不适症状显著，在不同年龄、工龄、受聘形式、医院等级、科室组间存在差异性，受工作压力直接以及通过敌意归因偏向、自我损耗的单独中介效应和敌意归因偏向与自我损耗的链式中介效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血管代谢性疾病（CMD）与生活质量和知觉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觉压力在CMD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防治CMD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基于2021年西安市某企业员工的体检数据，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CMD患病情况［分为未患病、患1种和患≥2种CMD 3类，将患≥2种CMD定义为患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MM）］与生活质量和知觉压力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多分类自变量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知觉压力在CMD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共纳入4 272名研究对象，患1种CMD者和患CMM者分别为1 457（34.1%）人和677（15.8%）人。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评分为（57.5±15.7）分，知觉压力评分为（16.9±7.9）分。以未患CMD者为参照组，调整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及生活方式因素后，患1种CMD与知觉压力和生活质量间的关联及知觉压力的中介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患CMM者的生活质量比未患CMD者低，而知觉压力高；患CMM与生活质量间的相对总效应系数 c（95% CI）和相对直接效应系数 c′（95% CI）分别为-3.71（-5.04~-2.37）和-2.52（-3.81~-1.24）（ P均<0.05），知觉压力在CMM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相对间接效应系数 a2b（95% CI）为-1.18（-1.62~-0.77）（ P<0.05），中介效应量为31.8%。 结论:CMM与生活质量呈负向关联，与知觉压力呈正向关联，知觉压力在CMM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提示在积极防治CMM的同时，应注意疏导CMM患者的知觉压力，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知觉压力对疲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缓解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疲劳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2021年8月于银川市3所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311名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知觉压力量表、智谋量表、社会评定量表及疲劳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11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有效回收率为99.04%。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知觉压力、疲劳、智谋及社会支持总分依次为（24.98±6.36）、（5.31±2.86）、（83.98±12.85）、（39.76±6.21）分。知觉压力与智谋、社会支持呈负相关（ r=-0.313、-0.274； P<0.01），与疲劳呈正相关（ r=0.261， P<0.01）；疲劳与智谋、社会支持呈负相关（ r=-0.305、-0.268； P<0.01）；智谋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 r=0.210， P<0.01）。中介检验结果表明，知觉压力对疲劳的直接效应成立，智谋、社会支持在知觉压力与疲劳间各自的中介效应以及智谋-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其中介效应量分别为26.92%、15.38%、3.85%。 结论: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智谋与社会支持在知觉压力和疲劳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未来可通过提高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智谋水平以及提供社会支持缓解其身心压力。

目的:探讨正念减压训练对鼻鼻咽癌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该院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126例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63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及心理干预，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正念减压训练，采用贝克焦虑自评量表、贝克抑郁评定量表、压力知觉量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QLQ-C30对两组受试者进行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结果:两组患者干预前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干预前压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压力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SCL-90量表各维度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敌对性、恐怖等维度及总分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前两组QLQ-C30量表各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躯体功能、认知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及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正念减压训练能够减轻鼻咽癌患者的心理压力，减少不良情绪状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军校医学生的心理压力、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水平，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随机抽样法选取某军校医学生225名，采用知觉心理压力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第五版（PTSD Checklist-5，PCL-5）测量被试的心理健康情况和影响因素。采用SPSS 26.0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和ANOVA分析，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并采用多元回归方程对心理测量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结果:22.2%（50/225）的被试SAS分数达到阳性标准，30.7%（69/225）的被试PCL-5分数达到阳性标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SSS总分与CPSS（ r=-0.315， P<0.01）、SAS（ r=-0.336， P<0.01）、PCL-5（ r=-0.137， P<0.05）得分之间均呈负相关。家庭支持得分显著负性预测军校医学生的心理压力（ B=-0.595， P<0.001）、焦虑（ B=-0.635， P<0.001）、PTSD水平（ B=-0.769， P=0.006）。 结论: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对军校医学生的心理压力、焦虑、PTSD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目的:探究分层次阶段性任务教学模式在口腔护理带教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接收的口腔护理专业学生78例，根据实习年限不同分为对照组(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和实验组(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各39例，对照组实施传统护理教学模式，实验组实施分层次阶段性任务护理教学模式，于干预前、干预后，对两组实习护士专业成绩、教育环境氛围、护理服务能力等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分析。结果:干预前，两组护生专业成绩、医学教育环境、护理服务能力等相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实验组护生在临床实践操作、专业理论知识等综合评分，与传统对照组相比，提升趋势较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护生在学术知觉、环境知觉、教师知觉、学术知觉以及社会知觉等教育环境综合评分，呈显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护生与对照组相比对来看，无菌观念、操作规范性、抢救能力、操作示范能力等评分，提升趋势较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口腔科护理实习生采取分层次阶段性任务教学模式干预，在强化护生自我专业素养、营造良好的学习教育氛围、提高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中，起到较为显著积极作用。

目的:了解长透析龄血液透析患者运动锻炼依从性的促进与阻碍因素，为提高该类患者运动锻炼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3年3—5月，通过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研究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汉口院区）血液净化科15例透析龄≥10年的患者进行深入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法分析资料并提炼主题。结果:15例访谈对象中，男5例，女10例，年龄39～76岁。分析资料共提炼出3种类别7个主题,分别为行为态度（规律运动后感知到的获益、疾病治疗无望感导致负性心理状态、社会包容度欠佳导致病耻感增加）、主观规范（家庭照顾者认知偏差导致过度保护、担任某种社会角色的压力与动力）、知觉行为控制（自身合并症限制、运动锻炼专业知识获得局限）。结论:长透析龄血液透析患者运动锻炼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医护人员应从纠正长透析龄血液透析患者认知偏差、转变行为态度，加强外部支持性环境、减轻主观规范压力，逐步增加促进长透析龄血液透析患者运动锻炼的客观支持这三方面出发，提高长透析龄血液透析患者运动锻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