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考察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动态发展轨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在2019-2021年间,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每年10月对广东省某高校1438名学生进行3次纵向追踪.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测量自杀意念水平,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GMM)分析大学生自杀意念发展轨迹,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杀意念各潜在类别变化的相关因素.结果 2019-2021年间,大学生自杀意念总分分别为3.79±2.87、3.71±2.90、3.32±2.87,随时间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C1自杀意念加重组(11.8％)、C2持续低自杀意念组(79.6％)、C3自杀意念缓解组(8.6％);相对于C1组,童年生活一般(OR=2.52,95％CI:1.31～4.86)或童年生活幸福(OR=3.95,95％CI:2.02～7.74)、无自杀未遂史(OR=9.03,95％CI:3.49～23.36)、外向(OR=1.03,95％CI:1.01～1.05)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2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54,95％CI:0.31～0.93)、神经质得分高(OR=0.86,95％CI:0.84～0.8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2组;童年生活幸福(OR=3.29,95％CI:1.40～7.74)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3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37,95％CI:0.18～0.7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3组.结论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自杀意念加重组、持续低自杀意念组、自杀意念缓解组,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与生源地、童年生活、自杀史、人格特质等因素相关.

目的:评价直肠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FCR）的发生情况及其与元认知和神经质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7年7月—2019年11月在丽水市人民医院接受诊疗的289例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癌症复发恐惧量表（FCRI）、元认知问卷30项版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对患者进行评估。FCRI得分为60~98分为亚临床FCR，>98分为临床FCR。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发生亚临床FCR和临床FCR的影响因素。采用INDIRECT macro模块进行路径分析。共发放289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5份，有效回收率为98.6%（285/289）。结果:分别有26.0%（74/285）和11.2%（32/285）的患者发生了亚临床FCR和临床FCR。积极信念（ OR=1.230， P=0.004）和失控与危险（ OR=1.170， P=0.004）是患者发生亚临床FCR的危险因素。神经质（ OR=1.240， P=0.004）和失控与危险（ OR=1.190， P=0.038）是患者发生临床FCR的危险因素。神经质通过对失控与危险对FCR产生了间接影响（ β=0.13， P=0.006）。在控制了失控与危险的中介作用后，神经质对FCR的直接影响虽有所降低，但仍具有显著性（ β=0.21， P=0.023）。 结论:发生亚临床FCR或临床FCR的癌症患者失控与危险得分以及神经质程度较高，且失控与危险部分介导了FCR与神经质的关系。

目的:探讨护理本科生自我效能在人格特质与学习投入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0年12月选择山东省6所全日制院校的4年制护理本科生2 170名为研究对象。采用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CBF-PI-15）、学习投入问卷、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AMOS 1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2 170名护理本科生CBF-PI-15 5个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是宜人性[（3.63±0.87）分]、责任心[（3.24±0.84）分]、外向性[（2.58±0.68）分]、开放性[（2.56±1.00）分]、神经质[（1.76±1.19）分]。2 170名护理本科生的学习投入问卷总分为（67.24±11.34）分、GSES总分为（29.64±5.47）分。护理本科生自我效能在神经质、责任心、开放性人格特质与学习投入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42.64%、30.21%、48.67%。结论:护理本科生的学习投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护理教育者可以通过提高护生的自我效能，改变神经质、责任心、开放性人格特质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从而提高护理本科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目的:探讨相对卧床式森田疗法对复发性抑郁障碍患者人格特征和疗效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在开滦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复发性抑郁障碍患者70例，分为研究组(35例)和对照组(3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相对卧床式森田疗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定患者人格特征与临床症状，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艾森克人格问卷各维度评分：组内不同时点间内外向维度评分[研究组：入组时：(46.14±10.99)分；5周末：(50.43±8.86)分；8周末：(53.86±7.08)分； F＝6.291， P＝0.003；对照组：入组时：(45.29±8.99)分；5周末：(48.29±8.31)分；8周末：(50.29±7.57)分； F＝3.211， P＝0.044]、神经质维度评分[研究组：入组时：(60.14±5.49)分；5周末：(53.29±4.53)分；8周末：(50.57±4.33)分； F＝36.809， P<0.001；对照组：入组时：(60.29±6.18)分；5周末：(55.86±6.00)分；8周末：(53.14±5.30)； F＝13.353，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一时点两组间神经质维度评分(5周末： F＝4.095， P＝0.047，8周末： F＝4.940， P＝0.0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入组8周后两组间内外向E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157， P＝0.045)。精神质维度评分在组内不同时点和组间同一时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组内不同时点间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入组时：(32.00±4.04)分；5周末：(15.23±5.01)分；8周末：(9.31±3.15)分； F＝282.376， P<0.001；对照组：入组时：(31.91±4.59)分；5周末：(17.86±5.11)分；8周末：(11.17±3.64)； F＝195.019， P<0.001]，同一时点两组间评分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5周末： F＝4.724， P＝0.033；8周末： F＝5.205， P＝0.026)。(3)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组内不同时点间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入组时：(18.69±8.87)分；5周末：(10.34±5.34)分；8周末：(7.97±2.98)； F＝28.679， P<0.001；对照组：入组时：(18.60±8.02)分；5周末：(13.31±6.35)分；8周末：(10.37±4.86)分； F＝14.241， P<0.001]，同一时点两组间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周末： F＝4.161， P＝0.045；8周末： F＝8.315， P＝005)。(4)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提示，森田疗法( β＝－0.312， t＝－2.360， P＝0.022)、内外向人格特质( β＝－0.334， t＝－2.355， P＝0.022)是HAMA的影响因素。 结论:相比接受单纯常规治疗，给予相对卧床式森田疗法，可通过增强患者外向性人格特征进而减轻焦虑症状，同时亦能改善其抑郁症状。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与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方法:选取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116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调查抑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采用特质性应对方式问卷(TCSQ)调查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成人版(EPQ)调查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质，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调查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并分析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与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结果:116例患者的抑郁总得分为(29.94±4.65)分，处于中等水平；高分组精神质、神经质评分、消极应对评分高于低分组，内外向评分、积极应对评分、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低于低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抑郁症患者的焦虑/躯体、认知障碍、迟缓症状以及抑郁总分与精神质和神经质维度呈正相关，焦虑/躯体、迟缓、绝望感症状以及抑郁总分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焦虑/躯体、认知障碍、绝望感症状以及抑郁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 结论:抑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与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等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临床工作者应及时发现这些高危因素，并积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控制患者的病情进展，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目的:探究社区矫正人员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人格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方法:2022年2—7月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90，SCL-90)、大五人格问卷与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385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AMOS 26.0进行结构方程的建构，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惩罚严厉[(19.09±5.32)分]、母亲惩罚严厉[(12.93±4.77)分]、父亲偏爱被试[(9.29±3.30)分]、父亲过度保护[(10.40±2.19)分]、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33.81±6.06)分]、父亲拒绝否认[(9.08±3.03)分]、母亲拒绝否认[(12.17±4.25)分]与SCL-90总分[(140.63±44.28)分]显著正相关( r＝0.114，0.168，0.121，0.144，0.224，0.187，0.220， P<0.05)，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父母亲惩罚严厉、父母亲拒绝否认与应对倾向显著相关( r＝0.420，0.420，－0.189，－0.190，－0.174，－0.163， P<0.05)，人格中的神经质、外倾性、顺同性、严谨性与SCL-90总分显著相关( r＝0.542，－0.442，－0.204，-0.202， P<0.05)，应对方式与SCL-90总分显著负相关( r＝－0.352， P<0.05)。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 β＝0.191，－0.163，0.233， P<0.05)，应对倾向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β＝－0.352， P<0.05)，人格中的神经质、严谨性、外倾性对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 β＝0.461，0.183，－0.281， P<0.05)。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为0.261( P<0.001)，直接效应显著；父母教养方式→人格特质→心理健康路径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倾向→心理健康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人格特质、应对倾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均显著。 结论:社区矫正人员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有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认知-信念-行为递进式干预对食管癌放疗患者的生存质量和人格特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该院收治的行放射治疗的食管癌患者63例为对照组，开展常规干预；选取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该院收治的行放射治疗的食管癌患者63例为研究组，开展基于认知-信念-行为递进式干预。借助艾森克人格问卷、食管癌生存质量量表作为测评工具，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人格特征变化、生存质量和自我管理水平进行比较。结果:干预后，研究组生存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神经质、精神质和掩饰性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内外向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各项与血糖控制相关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食管癌放疗患者引入基于认知-信念-行为递进式干预，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及改善人格特征，取得较为可观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服刑人员神经质人格对抑郁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神经质分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福建省某监狱的274名有效被试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Mplus 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神经质人格特质得分为(11.08±5.51)分，积极应对得分为(32.47±6.45)分，消极应对得分为(28.81±5.96)分，抑郁得分为(41.15±9.07)分。神经质人格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 r＝-0.40， P<0.01)，与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正相关( r＝0.39， P<0.01； r＝0.69， P<0.01)。(2)神经质人格正向预测抑郁，可以解释抑郁总分46.4%的变异量( F＝46.372， P<0.01)。(3)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整个模型拟合良好(χ 2/ df＝2.364，RMSEA＝0.070，NFI＝0.993，CFI＝0.996，RFI＝0.955，IFI＝0.996)，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量为0.108(95% CI：0.061~0.157)，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量为0.066(95% CI：0.021~0.109)。 结论:神经质人格一方面直接影响抑郁，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间接影响抑郁。

目的:探究焦虑性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质及其与临床症状的关系。方法:2011年12月至2014年10月纳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就诊的177例首发未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和社区招募的185例健康对照(健康对照组)。根据焦虑/躯体化因子得分是否≥7分，将抑郁症患者分为焦虑性抑郁症组( n＝92)和非焦虑性抑郁症组( n＝85)。采用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对被试进行评估。使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三组人格维度得分的差异，使用Logistic回归、线性回归和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人格维度与焦虑性抑郁的关系。 结果:三组被试在神经质( F＝108.863， P<0.01)、外向性( F＝86.357， P<0.01)、宜人性( F＝50.615， P<0.01)、责任感( F＝24.730， P<0.01)四个维度的得分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两两比较，焦虑性抑郁组[(43.05±8.92)分]和非焦虑性抑郁组[(39.85±7.21)分]的神经质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30.16±6.25)分](均 P<0.01，Bonferroni校正)；外向性[(31.22±6.33)分，( 32.61±6.83)分]、宜人性[(38.66±5.80)分，(39.46±6.19)分]、责任感[(39.75±6.89)分，( 38.85±7.26)分]得分均低于健康对照组[(40.29±5.37)分，( 44.79±4.68)分，( 44.09±5.66)分](均 P<0.01，Bonferroni校正)；焦虑性抑郁症组的神经质得分高于非焦虑性抑郁症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Bonferroni校正)。控制年龄、性别及受教育年限，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神经质( B＝0.082， OR＝1.085，95% CI＝1.020~1.154， P＝0.009)和责任感( B＝0.060， OR＝1.062，95% CI＝1.006~1.120， P＝0.028)维度得分为抑郁症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焦虑性抑郁症患者NEO-FFI神经质维度得分对HAMD-17焦虑/躯体化因子分( B＝0.055，95% CI＝0.021~0.089， P＝0.002)和认知障碍因子分( B＝0.074，95% CI＝0.023~0.125， P＝0.005)有正向预测作用。 结论:相对非焦虑性抑郁症患者，焦虑性抑郁症患者具有更高的神经质水平，且神经质水平对其焦虑症状、认知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高神经质和高责任感水平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

目的:研究大学生人格五因素、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自杀预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在陕西省西安市分别选取综合类院校和理工类院校以及文科类院校各一所，共调查885名大学生，使用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生活事件问卷(life event questionnaire)、青少年自杀倾向问卷(scale of adolescents' suicide tendency)进行调查，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检验人格五因素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倾向的影响。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性别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倾向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β＝-0.03， t＝-0.96， P>0.05)，人格五因素中的责任心( β＝-0.12， t＝-4.06， P<0.01)、神经质( β＝0.24， t＝7.54， P<0.01)、宜人性( β＝-0.15， t＝-3.65， P<0.01)、外向性( β＝-0.27， t＝-8.56， P<0.01)、开放性( β＝-0.12， t＝-3.38， P<0.01)对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倾向关系调节作用显著。高责任心、高宜人性、高外向性和高开放性对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倾向的关系具有保护作用，高神经质是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关系的危险调节因素。 结论:大学生人格五因素与负性生活事件、自杀倾向关系密切，人格五因素对生活事件和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