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CDH23基因多态性与噪声性听力损失（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NIHL）发生风险的关系。方法:从2006年1月1日起，以河南省某钢铁企业的6 297名接触噪声作业工人为队列研究人群，随访至2015年12月31日。于2019年7月，以1:1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在队列研究对象中按照年龄、接噪工龄、性别、工种因素选择双耳高频（3 000、4 000、6 000 Hz）平均听阈≥40 dB者选为听力损失组，选择双耳高频平均听阈<35 dB任一耳语频的任一频段（500、1 000、2 000 Hz）听阈均≤25 dB者为对照组，两组研究对象各286例。对调查对象进行一般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进行纯音听力测试和作业现场噪声测量，采用中高通量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型检测技术（SNPscanTM法）对研究对象的CDH23基因18个位点进行检测。并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与NIHL的关系，及调整协变量后不同多态位点与NIHL发生风险的关系；以不同累积噪声暴露量（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CNE）分层后，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对不同位点与NIHL发生风险关系进行分析。采用广义多因子降维法（generalized 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GMDR）分析不同SNP组合与NIHL发生风险的关系。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听力损失组在年龄、接噪工龄、CNE、饮酒习惯、高血压患病情况和体育锻炼情况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听力损失组研究对象吸烟人数多，听力损失组双耳高频平均听阈位移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调整了CNE、吸烟、饮酒、体育锻炼、高血压混杂因素的条件下，分析结果显示CDH23基因rs3802711、rs3752751、rs3752752、rs11592462、rs10762480、rs3747867多态位点在总体或CNE分层分析结果与NIHL发生风险均有关（ P<0.05）。rs3802711位点总体分析结果和CNE≥97 dB（A）·年分层分析结果均显示，与携带GG基因型的噪声作业工人比较，携带AA/GA或GA+AA基因型的噪声作业工人更易发生NIHL（ OR=3.121，95 CI%:1.054~9.239， P=0.04； OR=2.056，95 CI%: 1.226~3.448， P=0.006； OR=2.221，95 CI%: 1.340~3.681， P=0.002）；rs11592462位点总体分析结果中，与携带CC基因型或CG+CC基因型的噪声作业工人比较，携带GG基因型的噪声作业工人更易发生NIHL（ OR=3.951，95 CI%:1.104~14.137， P=0.035； OR=4.060，95 CI%: 1.145~14.391， P=0.030）。在调整了CNE、吸烟、饮酒、体育锻炼、高血压混杂因素的条件下，CDH23 rs1227049、rs10999947、rs3752752、rs3752751、rs10762480、rs3802711、rs11592462、rs10466026、rs4747194、rs4747195位点在构成的单体型与NIHL发生风险均无关联（ P>0.05）。本研究在调整了CNE、吸烟、饮酒、高血压和体育锻炼因素后GMDR分析结果均未见SNP组合与NIHL发生风险有关联（ P>0.05）。 结论:CDH23基因位点变异可能与NIHL的发生风险有关。

目的:探讨吸烟累积暴露量与膀胱肿瘤电切术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就诊于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43例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采用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根据吸烟指数＝400为界限分为高暴露量组(吸烟指数≥400)23例和低暴露量组(吸烟指数<400)20例，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NMIB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累积吸烟暴露量和术后肿瘤复发的关系。结果:43例患者术后平均随访(20.4±9.6)个月，高暴露量组患者术后第2年和第3年的肿瘤复发率高于低暴露量组( P<0.05)，而术后第1年的肿瘤复发率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采用Cox回归模型对其预后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肿瘤T分期、病理G分级、吸烟累积暴露量是影响膀胱肿瘤电切术后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高累积吸烟暴露量可以增加NMIBC患者术后肿瘤复发率，对该目标人群需加以监测。

目的:分析山东省低温暴露死亡风险的季节内差异。方法:通过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2013—2018年山东省的全人群死亡数据，基本资料主要包括死亡日期、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死亡原因、家庭住址等；通过中国气象数据网同期逐日气象资料，主要包括日平均温度（℃）、日平均相对湿度（%）等0.01°×0.01°经纬度的网格坐标数据。将冷季定义为11月至次年2月，其中前两个月为早期冷季，后两个月为晚期冷季，极端低温定义为冷季温度范围中的 P10。利用时间分层的病例交叉设计结合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分析冷季的温度与死亡的关联以及不同滞后时间下极端低温与死亡的关联，并比较冷季早期（11—12月）与晚期（1月至次年2月）的季节内差异。 结果:2013—2018年山东省冷季四个月温度变化范围为（-17.3~18.6）℃， P10（即极端低温）为-13.7 ℃。冷季早期日均温度为（3.63±4.66）℃，晚期日均温度为（-0.09±3.70）℃；冷季早期日均相对湿度为（63.89±14.75）%，晚期日均相对湿度为（62.27±14.19）%。山东省2013—2018年冷季死亡1 473 300例，其中男性824 601例（55.97%）；年龄<65岁者349 824例（23.75%）；死于循环系统疾病803 691例（54.55%），死于呼吸系统疾病140 415例（9.53%）。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冷季最适温度18.6 ℃为参考，冷季4个月极端低温的累积 OR为1.74（95% CI：1.63，1.86）；冷季早期和晚期累积 OR分别为1.50（95% CI：1.32，1.71）、2.56（95% CI：2.12，3.09）（ P<0.001）；滞后效应持续12 d。 结论:山东省冷季的低温暴露所致死亡风险存在季节内差异，冷季晚期高于早期。

目的:对比分析心房颤动(房颤)冷冻球囊(CRYO)消融术与磁导航(RMN)指导下房颤消融术两种消融方式，探讨房颤消融术中减少放射暴露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144例冷冻消融患者(CRYO组)和121例磁导航指导下房颤消融患者(RMN组)术中在线随机参考点累积皮肤表面入射剂量(CD)和X射线照射时间，分析不同类型患者辐射剂量及手术效果之间的差异。结果:与RMN组相比，CRYO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明显缩短[(165.0±23.6)、(97.8±18.4)min， t＝26.05, P<0.001]，但X射线暴露时间明显延长[(8.1±3.1)、(23.4±6.2)min, t＝－24.57， P<0.001]、CD值明显增加[(232.3±130.7)、(669.0±387.5)mGy， Z＝－12.29, P<0.001]。随访两组患者总体维持窦性心律比例未见明显差异(71.9%、75.7%， P＝0.618)。多元回归分析提示，肥胖患者、非阵发性房颤患者、肺静脉存在变异患者与CRYO组患者CD值增加有关( t＝5.47、2.23、3.39， P<0.05)，且CRYO组上述3类患者X射线暴露时间也增加( t＝2.87、3.86、3.25， P<0.05)。但RMN组中仅有肥胖患者CD值增加( Z＝－4.15， P<0.001)，且X射线暴露时间不增加。CRYO组和RMN组上述3类患者对比在随访期间维持窦性心律方面未见明显差异( P>0.05)。 结论:与RMN房颤消融术相比，CRYO消融术放射暴露明显增加，但手术时间减少，其中肥胖患者、非阵发性房颤患者和肺静脉变异的患者放射暴露量更多，对于这类患者改用RMN消融可在不影响手术效果的同时减少放射暴露。

目的:探索恶性间皮瘤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治疗方案与预后的关系，为恶性间皮瘤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于2022年11月，回顾性分析青岛市中心医院2014年7月至2022年11月确诊的37例恶性间皮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Kaplan-Meier和log-rank检验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结果:37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6岁，均经病理学确诊，所有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30.00月。治疗后1、2、3和5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0.27%（26/37）、48.65%（18/37）、16.22%（6/37）和13.51%（5/37）。姑息治疗组患者中位生存期5.00月，明显低于单纯手术组（30.33月）、化疗组（30.00月）、手术联合化疗组（30.00月）和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靶向治疗组（47.42月）（ P<0.05）。性别、年龄（≥60岁或<60岁）、吸烟史、职业暴露史、发病部位、手术史均不是恶性间皮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恶性间皮瘤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但尽早开始治疗仍可延长生存期，而且化疗联合抗血管靶向治疗显示出更好的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谷胱甘肽还原酶（glutathione reductase，GSR）基因多态性与噪声性听力损失（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NIHL）易感性之间的关系。方法:2019年7月采用1∶1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以河南省某钢铁厂的6 297名接触噪声作业工人为队列研究人群中，筛选接触噪声工龄≥3年、双耳高频（3 000、4 000、6 000 Hz）平均听阈≥40 dB的研究对象选择为听力损失组；并按照同性别、同工种、年龄相差≤5岁，接触噪声工龄相差≤2年，听力测试中任一耳语频（500、1 000、2 000 Hz）的任一频段听阈≤25 dB的匹配标准选择为对照组，筛选出听力损失组和对照组各276人。对调查对象进行一般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进行纯音听力测试和作业场所噪声测量。采用中高通量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型检测技术（SNPscan TM法）对研究对象的GSR基因的3个核苷酸位点的多态性进行检测，并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与NIHL的关系，及调整协变量后不同多态位点与NIHL发生风险的关系；以不同累积噪声暴露量（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CNE）分层后，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位点与NIHL发生风险的关系。 结果:研究对象的年龄为（40.28±8.00）岁，接噪工龄为（18.71±8.92）年，研究对象接触噪声水平为80.05~93.35 dB（A），CNE为86.83~107.92 dB（A）·年。与对照组比较，听力损失组、CNE、饮酒和噪声接触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年龄、接噪工龄、吸烟、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和双耳语频平均听阈水平有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调整吸烟、饮酒、高血压等因素后，在共显性模型下，与携带GG基因型比较，携带rs1002149 GT、rs2251780 GA基因型患NIHL的风险更高（ OR=1.558，95% CI：1.028~2.361； OR=1.550，95% CI：1.020~2.355， P<0.05）；与携带TT/GT基因型比较，携带rs1002149TT基因型患NIHL的风险更高（ OR=1.494，95% CI：1.002~2.228， P<0.05）；rs3779647位点基因型与患NIHL风险无关（ P>0.05）。在L Aeq，8 h>85 dB（A）分层下，与携带GG基因型相比，携带rs1002149 GT基因型、rs2251780 GT基因型发生NIHL风险更高（ OR=1.801，95% CI：1.093~2.967； OR=1.720，95% CI：1.050~2.817， P<0.05）。对rs1002149和rs2251780两个位点进行单体型分析，未发现与NIHL的易感性有关（ P>0.05）。 结论:GSR基因多态性可能与NIHL发生的易感性有关。

目的:探索累积噪声暴露量（CNE）与高频听力损失间的剂量反应关系，为控制噪声的职业危害提供依据。方法:于2020年1月在国内生物医学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累积噪声暴露量与高频听力损失关系的文献进行剂量反应关系Meta分析。结果:Meta分析初步合并剂量反应关系 OR值为1.10（1.08~1.12），由于Begg's漏斗图和Egger's检验表明存在发表偏倚（ t=5.97， P<0.01），故采用剪补法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OR值为1.09（1.07~1.12）；敏感性分析表明，本次Meta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亚组分析表明，稳态噪声组和非稳态噪声组的 OR值分别为1.10（1.08~1.12）和1.14（1.07~1.21），采用高频听损旧标准组和新标准组的 OR值分别为1.10（1.08~1.12）和1.11（1.00~1.24）。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曲线表明，CNE达到95 dB（A）·年后高频听损风险快速增加。 结论:CNE与高频听损间存在确定的剂量反应关系，能用于噪声作业工人发生高频听损的风险预测。

目的:探讨正常水平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 Scr)与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患者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的关系。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02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中国台湾李氏联合诊所6个中心定期随访的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基线时患者无DKD，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根据患者随访时间内是否发生DKD将患者分为DKD组和无DKD组(nondiabetic kidney disease, NDKD)。暴露因素是Scr(μmol/L)值，并作为分类变量，根据Scr四分位数分为4组：Q1组(Scr<57.68 μmol/L)、Q2组(57.68 μmol/L≤Scr<68.51 μmol/L)、Q3组(68.51 μmol/L≤Scr<80.44 μmol/L)和Q4组(Scr≥80.44 μmol/L)。使用 Cox回归模型来探讨Scr水平与DKD发病之间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正常水平Scr对DKD的预测作用。 结果:共纳入在基线时无DKD的2 202例T2DM患者，经过(5.2±2.17)年随访时间后，共有966例患者发生了DKD，1 236例患者未发生DKD。与NDKD组相比，DKD组年龄更大，糖尿病病程更长，体重指数、收缩压、舒张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cr、尿蛋白/肌酐比值更高(均 P<0.05)。 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Q1组为对照，在校正混杂因素后，Q2、Q3、Q4组发生DKD结局的风险分别为1.394、1.688、2.821倍(均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正常水平Scr预测DKD发生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0(95% CI 0.678～0.722)，最佳截断值为74.27 μmol/L，敏感度为0.54，特异度为0.76。累积风险图显示：在校正混杂因素后Q4组患者DKD发病累积风险高于Q1、Q2、Q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cr是T2DM患者发生DKD的独立危险因素，T2DM患者较高的Scr水平发生DKD风险越大，特别是当Scr>74.27 μmol/L时，更应高度关注DKD发生的可能性。

热射病是中暑的最严重阶段，是从热痉挛或热衰竭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临床特点是高热（高热的原因是过度运动或暴露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产生热应激反应，当热量累积超过热量散失时，核心体温升高） [1]。高热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损伤，造成严重的凝血功能紊乱，继发多脏器功能衰竭（MODS），甚至死亡。热射病的病死率甚高，文献报道可达21%~67%不等 [2,3]。早期识别危重症患者尤其重要，通过早期识别，早期尽早处置可以降低危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预后。目前如何早期识别危重症热射病进而提早干预的文献较少，本文作者通过多年临床经验，结合相关检验项目分析，可以帮助临床早期识别，并为早期提供加强治疗提供科学的依据。

目的 探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南疆维吾尔族人群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累积暴露对心血管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影响.方法 研究队列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纳入在2016-2022年调查期间有3次LDL-C测量值,且相邻两次测量时间间隔≥2年的2 950名维吾尔族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每个时间间隔LDL-C测量值的加权和(值×时间)计算LDL-C累积暴露(cumulative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cumLDL-C).按 cumLDL-C 三分位数分组,采用 Log-rank 检验比较各组 CVD累积发病率的差异;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cumLDL-C对发生CVD的影响.结果 随访期间共新发CVD事件322例(10.92％),cumLDL-C第一、二、三分位组CVD累积发病率分别为7.12％、11.08％、14.55％,经 Log-rank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7.440,P＜0.001).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显示,校正多种混杂因素后,与cumLDL-C第一分位组相比,cumLDL-C第三分位组发生CVD的HR=1.51(95％CI:1.12～2.06);cumLDL-C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发生CVD的风险增加14％(HR=1.14,95％CI:1.01～1.28).结论 在新疆南疆维吾尔族人群中,高LDL-C累积暴露是该人群发生CVD的独立危险因素,长期保持较低的LDL-C水平,有助于降低该人群CVD的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