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蔡氏套管器在胃肠道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经术前病理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胃癌，或术前钡灌肠造影提示乙状结肠冗长或横结肠冗长；（2）具备传统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3）体质指数<30 kg/m 2（经肛门手术）和35 kg/m 2（经阴道手术）；（4）女性患者经阴道取标本者无阴道狭窄或粘连；（5）结肠冗长症患者年龄为18~70岁，具有顽固性便秘病史且病程10年以上者。排除标准：（1）合并肠穿孔、梗阻的结直肠癌，或合并胃穿孔、胃出血、幽门梗阻的胃癌；（2）合并肺、骨远处转移或无法同期切除的肝转移；（3）有腹部大手术史或存在肠粘连；（4）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按照上述标准，2014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应用蔡氏套管器行NOSES手术共治疗209例胃肠肿瘤和25例结肠冗长症患者，其中中低位直肠癌14例，行外翻拖出式NOSES直肠癌根治术；左结直肠癌171例，行NOSES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右结肠癌12例，行NOSES右半结肠癌根治术；胃癌12例，行NOSES系统性胃系膜切除术；结肠冗长症25例，行NOSES结肠次全切除术。均采用自制免辅助切口肛门套管器——蔡氏套管器（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410168748.2）取标本。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全组234例患者中，男性116例，女性118例；年龄（56.6±10.9）岁。所有患者均顺利施行NOSES手术，无中转开腹者，无手术相关死亡者。术后环周切缘阴性率为98.8%（169/171），仅2 例阳性，均为左结直肠癌组患者。术后37例（15.8%）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出现吻合口漏11例（4.7%），吻合口出血3例（1.3%），腹腔内出血2例（0.9%），腹腔感染4例（1.7%），肺部感染8例（3.4%）。术后再手术7例（3.0%），均为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术后30 d内总再入院率为0.9%（2/234）。随访（18.3±3.6）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4.7%。209例胃肠肿瘤患者有5例（2.4%）局部复发，均为吻合口复发；16例（7.7%）远处转移，其中肝转移8例，肺转移6例，骨转移2例。结论:蔡氏套管器辅助的NOSES手术在胃肠道肿瘤根治术及结肠冗长症行结肠次全切除术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目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是早产儿主要的外科急症。目的是研究新生儿NEC手术治疗的适应证、手术方式及病死率。方法:检索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瑞典新生儿质量登记册中接受手术治疗的NEC患儿的数据，通过手术记录和组织病理学结果验证NEC的诊断。研究排除了患有孤立性自发性肠穿孔的新生儿。结果:研究共纳入109例新生儿。其中，中位胎龄为25(22，38)周，中位出生体重为771(269，3 920)g。术前有32%的新生儿存在气腹，25%的新生儿存在门静脉积气，26%的新生儿因接受保守治疗后出现病情恶化。97例NEC新生儿中，有38例(39%)存在单灶性NEC，35例(36%)存在多灶性NEC，24例(25%)存在全肠NEC。11%(10/87)的新生儿在初次手术时进行了肠切除术，并予初次吻合。夹放技术的应用率为28%(24/87)。病死率为37%。结论:排除自发性肠穿孔和低胎龄的研究人群后，本研究NEC的病死率与早期报道的病死率相似。坏死肠管的切除并造口是主要的手术方式。

目的:探讨既往误治的全结肠型巨结肠(total colonic aganglionosis，TCA)病例的误治原因、再手术流程及预后，以提高对TCA的临床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为TCA的71例患儿临床资料，根据首诊是否接受合适的手术方案，将患儿分为误治组与无误治组。误治组17例，无误治组45例，确诊后放弃治疗9例。误治组首诊均在三级甲等医院(综合医院9例，儿科专科医院8例)。术前误诊10例，无误诊7例。分析误治组患儿首诊信息、再手术原因及诊疗流程。通过电话或门诊随访患儿预后，比较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生长发育和排便功能。排便功能评估采用Rintala评分，评估时患儿年龄需≥4岁。结果:术前误诊患儿均未接受巨结肠手术，无误诊患儿6例行巨结肠手术，1例行升结肠造瘘，手术年龄为26(4，240)d。首次术后出现腹胀16例(16/17，94.1%)、排便困难14例(14/17，82.4%)、呕吐13例(13/17，76.5%)、小肠结肠炎10例(10/17，58.8%)。无误诊患儿再手术原因主要为痉挛段残留(5/7，71.4%)。除2例首次术后明确痉挛段残留以及1例吻合口漏患儿外，其余均再次接受术中多点冰冻病理检查(14/17，82.4%)。误治组17例患儿均再次接受巨结肠根治手术。与无误治组(41例已完成根治手术)相比，误治组平均手术次数、造瘘比例和最终根治手术年龄均明显高于无误治组[手术次数，3(3，5)次比1(1，2)次， P<0.001；造瘘比例，12/17比16/41， P＝0.028；根治手术年龄，525(197，1971)d比164(29，464)d， P＝0.007]。随访到误治组15例，无误治组31例，随访时间为5.4(2.1，8.0)年。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生长发育情况和Rintala评分无显著差异。 结论:TCA误治原因主要为术前误诊、手术经验不可靠和术中病理结果偏差。最终根治术前建议再次行多点冰冻病理检查明确诊断，必要时先行造瘘。首诊误治的TCA患儿的诊疗时间明显延长，但总体预后尚可。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分析Snyder希望理论的护理干预对结肠造口患者应对方式、希望水平及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2年3月期间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直肠癌术后结肠造口患者103例，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对照组50例(常规基础护理)和实验组53例(Snyder希望理论护理)。对比两组应对方式、希望水平、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心理痛苦温度计(DT)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两组干预后面对评分升高，回避、屈服评分均下降；且实验组面对评分高于对照组，回避、屈服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干预后I、P、T三维度评分均上升，且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干预后焦虑(HADS-A)、抑郁(HADS-D)及DT评分均下降，且实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占比为20.00%(10/50)，实验组并发症发生占比为5.66%(3/53)，实验组并发症发生占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应用Snyder希望理论护理干预可有效纠正结肠造口患者应对方式，改善其希望水平及心理状态，且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对比转流性肠造口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RLRI）晚期并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从PubMed、Embase、Scopus、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病变肠管切除手术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治疗RLRI严重并发症比较的研究。中文检索词为："放射性肠损伤、放射性肠炎、手术"。英文检索词为："Radiation-induced intestinal injury、Bowel injury from radiation、Radiation Proctitis、Surgery、Colostomy"。文献纳入标准：（1）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病变肠管切除手术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对RLRI合并晚期严重并发症患者术后影响的试验设计、有对照组或临床描述性研究文献；（2）各文献中研究开展的年代清晰；（3）研究对象为术前诊断为RLRI合并顽固性出血、狭窄、梗阻、瘘、穿孔等晚期并发症患者；（4）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包括：Hartmann、Dixon、Bacon、Parks。转流性肠造口手术包括：回肠造口、结肠造口；（5）若同一机构或作者发表的研究开展时间相同的文献，选择其中研究样本量最大的一篇，但如果研究开展的时间不同（即研究对象不同）则可以都入选；（6）预后观察指标中至少包括症状改善情况、并发症、病死率、关瘘率中的一种。关瘘率的定义为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及转流性肠造口手术患者术后分别成功实施肠造口关闭的比率。其中，率的计算采用直接计算法或可以转化为直接计算法。排除标准：（1）无对照组的单臂研究；（2）研究对象包括首次手术非病变肠管切除或造口手术的患者；（3）有远处转移的晚期患者；（4）统计学处理方法不合理；（5）资料不完整，如研究中缺少预后观察指标。按以上标准筛选文献后，提取资料和质量评价，采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采用敏感性分析对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进行检验，采用漏斗图进行发表偏倚的分析。结果:纳入文献11篇，均为回顾性研究，共计426例RLRI晚期并发症患者，其中病变肠管切除手术组174例，转流性肠造口手术组252例。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组相比，虽然病变肠管切除手术组并发症发生率更高（35.1%比15.9%，OR=2.67，95% CI：1.58~4.53， P<0.001），但在缓解术后症状（缓解率：94.2%比64.1%，OR=6.19，95% CI：2.47~15.52， P<0.001）和术后关闭瘘口（关瘘率：62.8%比5.1%，OR=15.17，95% CI：1.21~189.74， P=0.030）方面更具优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术后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1%比18.8%，OR=0.74，95% CI：0.21~2.59， P=0.640）。敏感性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在术后并发症、病死率、症状改善率以及关瘘率方面与未排除前的Meta分析结果进行比较，未发生大的变化，结果较为稳健可信。漏斗图分析提示发表偏倚较小。 结论:RLRI晚期并发症患者行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并发症发生风险高，术后病死率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相当，但前者在术后症状改善及关瘘率方面优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

目的:探讨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及其风险评估量表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1月国内1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539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48例、宁波市第一医院35例、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35例、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32例、临沂市人民医院32例、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31例、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28例、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7例、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26例、如皋市人民医院21例、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11例、宁波市杭州湾医院7例、江苏省建湖县人民医院6例）行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57例，女382例；年龄为（62.7±0.5）岁。观察指标：（1）随访情况。（2）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分析。（3）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出院后1周、术后1个月随访，了解病人术后吻合口漏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评估检测方法的效能。约登指数最大值为最佳截断值。 结果:（1）随访情况。539例病人均获得出院后1周、术后1个月随访。随访期间，79例病人发生吻合口漏，吻合口漏发生率为14.66%（79/539），其中39例经保守治疗后痊愈，40例行二次手术（回肠或结肠造口）后痊愈。（2）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长期吸烟和（或）酗酒、肿瘤长径、糖尿病、血红蛋白、白蛋白、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腔内闭合器数目、吻合口加固、术中出血量、放置肠减压管、保留左结肠动脉、手术时间、专业化医师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相关因素（ χ2 =14.060，4.387，5.039，4.094，17.488，33.485，25.066，28.959，34.973，34.207，22.076，13.208，16.440，17.708，17.260，4.573，5.919，5.389，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肿瘤长径≥3.5 cm、合并糖尿病、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Ⅲ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1 cm、腔内闭合器数目≥3个、吻合口未加固、术中出血量≥100 mL、未放置肠减压管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864，3.043，12.556，7.178，8.425，12.895，8.987，4.002，3.084，4.393，3.266，3.224，95%可信区间为1.279~6.411，1.404~6.594，4.469~35.274，2.648~19.459，2.471~28.733，4.027~41.289，3.702~21.777，1.746~9.171，1.365~6.966，1.914~10.083，1.434~7.441，1.321~7.867， P<0.05）。（3）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临床病理因素 χ2值>20，赋3分； χ2值>10且≤20，赋2分； χ2值≤10，赋1分。累积分数≥6分是判断术后吻合口漏的有效客观指标。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6-321），累积分数≥6分，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高；累积分数<6分，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低。 结论:男性、肿瘤长径≥3.5 cm、合并糖尿病、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Ⅲ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1 cm、腔内闭合器数目≥3个、吻合口未加固、术中出血量≥100 mL、未放置肠减压管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构建风险评估量表（6-321），累积分数≥6分，提示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高；累积分数< 6分，提示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低。

目的:探讨先天性肛门闭锁伴直肠阴道瘘(congenital rectovaginal fistulas，CRVF)的诊断、手术治疗及排便功能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0年10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普外科行肛门成形术的12例CRVF女患儿的临床资料。本组均为足月出生，出生体重为(2 981±575)g。初次入院年龄为1 d至7岁；初次肛门成形术时中位年龄为205 d，范围在111～2 661 d。入院时有排便困难、腹胀4例，有排便前后会阴部疼痛1例。入院时经简单查体诊断CRVF 2例，诊断无肛前庭瘘7例，无肛会阴瘘2例，泄殖腔畸形1例。伴发泌尿生殖系统或脊柱畸形8例，双子宫/双阴道畸形5例。对患儿进行Rintala评分评估排便功能。结果:行常规三期手术3例，肛门成形术同期行肠造瘘3例，一期成形肛门6例。采用前矢状入路6例；后矢状入路(Pe?a术)5例，其中1例开腹辅助；腹会阴肛门成形术1例。术中发现直肠汇入阴道平面位于阴道上部2例，位于中下部10例。合并双阴道畸形的5例患儿中，汇入平面位于左侧阴道3例，阴道中隔2例。围手术期12例患儿除1例术后伤口感染、直肠回缩外，余11例均顺利恢复。7例患儿获得随访，随访时间3～100个月。出现继发性巨结肠1例，后行经腹经肛SOAVE术治愈；出现直肠黏膜脱垂1例，后行脱垂黏膜裁剪术治愈；直肠严重回缩并发膀胱阴道瘘、阴道狭窄1例，行2次经腹经肛成形肛门、阴道并修补瘘口，现仍有直肠狭窄。剔除未关瘘患儿2例，5例患儿末次随访时进行Rintala评分，结果显示排便功能良好2例，一般2例，不良1例。可控制排便4例，完全没有排便控制能力1例。有4例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便秘和(或)污粪。结论:CRVF属于罕见畸形，容易误诊。该病伴发畸形比例极高。直肠多汇入阴道中下部和左侧重复阴道，手术时可重点关注。手术方式首选Pe?a术并行保护性肠造瘘，必要时经腹部入路辅助。术后大部分患儿可自主排便，但便秘和污粪问题常见。

目的:总结在上尿路修复和重建中应用肠道的经验，探讨肠代输尿管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138例长段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6例，女72例。年龄(35.54±21.35)岁，其中儿童9例，年龄(10.78±4.41)岁。输尿管狭窄位于左侧65例，右侧38例，双侧34例。孤立肾12例。输尿管上段狭窄26例，中段狭窄2例，下段狭窄24例。输尿管全长狭窄14例，输尿管多发狭窄54例。术前留置肾造瘘管22例，留置双J管88例。术前行B超、增强CT、CTU、MRU、顺行和逆行造影检查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为(15.93±4.67)cm。术前血肌酐(93.94±37.13)μmol/L，尿素氮(5.91±1.99)m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83.53±25.18)ml/min。孤立肾患者术前血肌酐(104.83±69.14)mol/L，尿素氮(7.33±2.90)mmol/L，eGFR(64.53±14.46)ml/min。本研究138例，接受回肠代输尿管术(回肠组)123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4.48±6.28)cm，选取回肠段长度(20.67±11.20)cm，替代输尿管长度(22.97±8.09)cm；Yang-Monti回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回肠组)7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5.43±4.35)cm，截取回肠段(3.00±0.58)段，每段回肠段长度2.5～3.0 cm，重建回肠段长度(16.83±3.97)cm，重建回肠替代输尿管长度(11.50±5.65)cm；Yang-Monti结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6.00±0.93)cm，截取结肠段(2.75±0.46)段，每段结肠段长度1.5～2.0 cm，重建结肠段长度(5.13±1.13)cm，重建结肠替代输尿管长度(4.88±1.46)cm。Yang-Monti回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00)；Yang-Monti结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2)；Yang-Monti回肠组( P＝0.0001)和Yang-Monti结肠组( P＝0.0003)与回肠组替代的输尿管长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种术式术后留置术区引流管、尿管、输尿管内支架管，术前留置的肾造瘘管术后保留。 结果: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未发生并发症。Yang-Monti回肠组手术时间(376.40±202.80)min、Yang-Monti结肠组手术时间(626.30±224.20)min，与回肠组手术时间(286.80±97.2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94， P＝0.0001)；Yang-Monti回肠组术中出血量(314.30±213.50)ml、Yang-Monti结肠组术中出血量(210.00±96.07)ml，与回肠组术中出血量(183.90±199.70)m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971， P＝0.7157)。所有患者出院前肌酐(84.45±28.51)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9)；尿素氮(5.79±2.61)mmol/L( P＝0.6684)，eGFR(89.11±25.17)ml/min( P＝0.1506)，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孤立肾患者出院前肾功能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Yang-Monti回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0.00±5.35)d和(9.24±6.45)d( P＝0.7599)，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3.17±4.79)d和(17.61±10.29)d( P＝0.2973)，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9.86±9.34)d和(16.02±10.70)d( P＝0.355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Yang-Monti结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4.88±7.81)d和(9.24±6.45)d( P＝0.0202)，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8.88±2.80)d和(17.61±10.29)d( P＝0.0188)，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4.88±17.04)d和(16.02±10.70)d( P＝0.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第2天发生低钾血症，予静脉滴注氯化钾纠正。回肠组5例术后第2天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予纠正。回肠组6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尿管中发现黏液样分泌物，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后尿管中发现白色絮状物，予保持尿管通畅。回肠组5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Yang-Monti结肠组1例术后出现尿瘘，其中回肠组1例再次手术调整双J管后治愈，其余均保守治疗并延长留置输尿管内支架管后治愈。13例术后发热，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33例发生尿路感染，26例使用抗生素治疗，10例尿培养阳性，予敏感抗生素治疗；7例未使用抗生素治疗，6例术后尿常规提示白细胞异常，尿培养阴性。8例失访。130例术后随访2～36个月。肌酐(93.00±31.14)μmol/L( P＝0.8279)，eGFR(83.10±24.32)ml/min( P＝0.9138)，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尿素氮(6.82±2.46)m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2)。孤立肾患者手术前后肾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均未发生电解质异常。1例出院后7 d因黏液堵塞尿管发生尿潴留，导致输尿管膀胱吻合口3 cm尿囊肿，更换尿管后消失。并发输尿管结石、肾结石各1例，再次行输尿管镜治疗。13例影像学检查提示同侧肾轻度积水。16例尿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其中8例尿培养提示细菌感染，7例予敏感抗生素治疗。 结论:对于上尿路修复重建手术，回肠代输尿管术是较理想的手术方法，安全有效；Yang-Monti回肠或结肠代输尿管术也是可选择的手术方式。

目的:探讨不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临床疗效与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20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3 418例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 060例，女1 358例；年龄为（61±11）岁。患者在符合根治性切除及手术适应证的条件下选择手术方式：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观察指标：（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3 418例患者中，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1 978例，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1 028例，施行NOSES 412例。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造瘘情况（永久性造口、预防性造口、未造瘘），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45（55~460）min，100（30~1 000）mL，435、88、1 455例，72（10~220）h，96（16~296）h，158例，10（6~60）d；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5（80~450）min，50（10~800）mL，172、112、744例，48（14~120）h，72（38~140）h，17例，9（4~40）d；施行NOSES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80（80~400）min，30（5~500）mL，0、45、367例，48（14~144）h，72（15~148）h，1例，6（3~30）d；3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91.38、518.56， χ2 =153.82， H=408.86、282.97， χ2 =78.66， H=332.30， P<0.05）。（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贫血、低蛋白血症、肠梗阻、肿瘤位置、术前癌胚抗原、术前CA19-9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最大径、淋巴结检出数目、神经侵犯、血管侵犯、淋巴结侵犯、T分期、N分期、M分期、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术后发生吻合口漏、腹腔感染、肠梗阻、吻合口出血、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分别为52、21、309、8、130、51、59例，33、17、75、3、45、58、9例，13、4、8、0、11、10、15例，3者肠梗阻、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22.56，13.33，20.44，15.59， P<0.05）；3者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吻合口出血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6，2.21，3.08， P>0.05）。（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①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为20~39岁和40~59岁，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46，0.59，0.43，0.13，95%可信区间为0.21~1.00，0.36~0.96，0.33~0.56，0.06~0.27， P<0.05）。②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体质量指数为24.0~26.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24，0.63，0.46，95%可信区间为0.11~0.51，0.44~0.89，0.24~0.87， P<0.05）。③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15，95%可信区间为1.46~3.18， P<0.05）；TNM分期为0~Ⅰ期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95%可信区间为0.01~0.88， P<0.05）。④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20~39岁、40~59岁、60~79岁），体质量指数（<18.5 kg/m 2、18.5~23.9 kg/m 2、24.0~26.9 kg/m 2、27.0~29.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0.29，0.37，0.08，0.22，0.35，0.32，0.29，95%可信区间为0.01~0.81，0.13~0.64，0.17~0.78，0.02~0.40，0.09~0.52，0.15~0.83，0.12~0.89，0.14~0.59， P<0.05）。 结论: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手术适应证更广，手术时间更短，但围手术期治疗效果不及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具有手术适应证时，患者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可获得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及更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