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三级医院护士经历不良事件后的第二受害者效应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19年10—12月选取北京市、山西省、山东省三级医院护士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第二受害者经历与支持测评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护士第二受害者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共发放网络问卷2 163份，有效回收2 040份，有效回收率为94.3%。结果:813名护士报告了不良事件经历，纳入研究分析。813名护士第二受害者效应总分为（58.01±15.32）分，各维度条目均分中，"心理困扰"得分最高，"管理支持"得分最低，分别为（3.20±1.04）分和（2.02±0.90）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科室、婚姻状态、职称和用工性质的护士第二受害者效应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科室、职称、用工性质是护士第二受害者效应的影响因素；用工性质、婚姻状态、科室对第二受害者生理困扰有影响；不良事件分级和科室对第二受害者心理困扰有影响。 结论:不良事件的发生对三级医院护士第二受害者的影响处于中等水平，护士所面临的心理困扰较严重，感受到的支持主要依靠"管理支持"，并受到多因素影响。医院管理者应积极看待第二受害者效应，关注经历第二受害者角色护士的身心健康，并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提供有效的支持。

目的:探讨网络受害、网络欺负和精神病样体验在网络成瘾与大学生抑郁症状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修订版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R)、网络欺凌行为量表(CBS)、15条目社区心理评估阳性症状分量表(CAPE-P5)和2条目病人健康问卷(PHQ-2)对582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抑郁症状与网络成瘾、网络受害、网络欺负、精神病样体验均呈显著正相关.网络成瘾通过网络受害到抑郁症状、网络成瘾通过网络欺负到抑郁症状、网络成瘾通过精神病样体验到抑郁症状、网络成瘾通过网络受害和精神病样体验到抑郁症状、网络成瘾通过网络欺负和精神病样体验到抑郁症状等五条中介路径均显著.结论:网络受害、网络欺负和精神病样体验在网络成瘾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效应.

实时、准确获取叶绿素含量信息对及时了解农作物受害程度、指导农业生产和估测产量等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受渍冬小麦各层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的最优估测模型,本研究设置排灌可控的冬小麦渍害胁迫梯度微区试验,分析了15个常用高光谱特征指数与SPAD的相关关系,并对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支持向量机、BP神经网络、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模型的受渍冬小麦各层叶片SPAD的估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短期渍水(≤3d)对冬小麦分层叶片的SPAD值影响不明显,当渍水时间大于9 d时,SPAD值随着渍水时间的增加降低较为明显,在生长后期为0;15个高光谱特征指数与SPAD均达到极显著相关水平(P＜0.05),其中Ctr2、Dy、NDVI和SIPI 4个指数与SPAD的相关性最好,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分别达到0.880、0.868、0.868和0.833;与基于L1、L2和L3层叶片SPAD相比,基于平均SPAD的高光谱估算结果最好,其R2达到0.719;与其他4个估算模型相比,随机森林模型可较好地估算各层叶片的SPAD值,其R2、RMSE、RE分别为0.824,4.359和2.96％.可见,利用高光谱信息进行受渍冬小麦SPAD估算时可采用平均SPAD值,且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估算结果较好.

目的:对数字亲密伴侣暴力问卷(DIPVQ)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中文版修订.方法:采用中文版数字亲密伴侣暴力问卷对 1130 名中国大学生施测,并选用冲突策略量表(CTS-2)、短式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和关系质量指数量表(QRI)作为检验效度的依据.结果:①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亲密伴侣暴力问卷共 10 题,与原问卷一致分为控制和伤害两个维度,总方差解释率为 64.39%;②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度良好(χ2/df=3.31,CFI=0.97,TLI=0.96,RMSEA=0.06,SRMR=0.03);③总量表与两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0.77、0.87,组合信度分别为 0.92、0.89、0.79,平均方差抽取量分别为 0.55、0.59、0.49;④数字亲密伴侣暴力问卷与冲突策略量表、短式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呈正相关,与关系质量指数量表呈负相关.结论:中文版数字亲密伴侣暴力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测量大学生网络约会暴力受害情况.

目的 了解潮汕地区不同性别、城市和留守状态的农村儿童伤害发生数量、类型及多重伤害(poly-victimization,PV)发生的现状,为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农村儿童多重伤害的策略与措施提供数据基础.方法 于2020至2021年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汕头市与揭阳市共抽取7所中学,对4 133名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城市和留守状态儿童伤害发生数量、类型及PV发生的情况.结果 2020至2021年,4 133名调查对象平均伤害类型数为1.76种,47.16％报告最近一年经历至少1种类型伤害;PV的发生率为17.76％.揭阳市儿童PV发生率(22.95％)高于汕头市(12.49％),留守儿童(23.38％)PV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15.95％),男生(20.40％)PV发生率高于女生(14.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生一般性伤害、性侵害发生率较高,女生儿童虐待发生率较高;与汕头市相比,揭阳市儿童在一般性伤害、同伴欺凌、性侵害、直接目睹/间接受害发生率较高;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一般性伤害、儿童虐待、同伴欺凌、直接目睹/间接受害及网络欺凌发生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不同留守状态、不同性别和不同城市之间PV的发生率和伤害类型存在差异.留守儿童和男童是PV防控的重点人群,对该类型儿童的PV的防控应该精准、全面地评估多重伤害的类型,积极开展不同地区PV的干预研究,探索合理有效的干预手段,以保障其健康与安全.

背景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广泛提高,家庭冷暴力的发生率也逐渐增高.家庭冷暴力危害十分严重,不仅摧残着受害者精神、心理健康,还危害着婚姻家庭的幸福和谐,同时对社会团结造成一定影响.然而,目前我国尚无有效的工具对家庭冷暴力进行测量.目的 编制家庭冷暴力量表,以评估家庭成员中家庭冷暴力情况.方法 2015年10月,根据家庭冷暴力的操作性定义,初步发展了包含20个条目的条目池,经过分析讨论之后,共保留了10个条目,形成预调查家庭冷暴力量表.借助网络公益平台"浪漫转身同妻QQ群",于2015年12月招募满足纳入标准的20名在婚或离异的同妻为预调查对象,采用预调查家庭冷暴力量表对其进行预调查.共发放问卷20份,回收有效问卷2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调查对象作答时间≤2 min,均表示条目通俗易懂,语言无歧义,从而形成测试版家庭冷暴力量表,仍包含以上10个条目.2016年2月—2017年3月采用同伴驱动的抽样方法,最初在"浪漫转身同妻QQ群"中选定15名同伴"种子",然后通过其共招募195名同妻为大样本调查对象,采用大样本调查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测试版家庭冷暴力量表和修订版冲突策略量表(CTS-2S)中针对被虐方的分量表﹞对其进行调查.4周后,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20名在婚或离异同妻,对其采用测试版家庭冷暴力量表进行第2次测量.采用相关系数法和极端组法进行条目分析和筛选,采用随机平均分组法将大样本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分为两份,其中一份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家庭冷暴力量表),另一份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家庭冷暴力量表结构效度).采用CTS-2S中针对被虐方的分量表得分与家庭冷暴力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评价家庭冷暴力量表效标效度,采用专家判断法评价其内容效度,采用同质性信度、分半信度、重测信度评价其信度.结果 大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95份,回收有效问卷178份,有效回收率为91.3％.第2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份,回收有效问卷15份,有效回收率为75.0％.测试版家庭冷暴力量表各条目得分与其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515～0.793(P<0.05).高分组(n=52)测试版家庭冷暴力量表各条目得分均高于低分组(n=50)(P<0.05).测试版家庭冷暴力量表的KMO值为0.854,Bartlett's球形检验的 χ2=390.689,P<0.001,提示可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1.000的原则共提取2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9.916％,由于公因子1中3个条目的载荷值较低(<0.400),将其剔除;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限定只生成1个公因子,此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4.342％,且每个条目的载荷值均>0.400.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2/df=1.726,RMSEA=0.091,GFI=0.932,CFI=0.950,NFI=0.892,IFI=0.951,TLI=0.925.CTS-2S中针对被虐方的分量表得分与家庭冷暴力量表总分呈正相关(r=0.431,P<0.001).家庭冷暴力量表的总体内容效度指数(CVI)为0.97.家庭冷暴力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半信度系数、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848、0.820、0.714.结论 本研究组编制的家庭冷暴力量表包含7个条目,其信效度良好,可用于评测个体在婚姻中遭受家庭冷暴力的情况.

目的 了解青少年童年期同伴网络暴力发生情况,并探讨童年期遭受同伴网络暴力与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关联,为进一步减少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7年6月在北京市及河南省调查的2所高等职业学校的1 357名在校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调查同伴网络暴力受害经历和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结果 16.1％的学生报告在小学或初中时期经历过同伴网络暴力受害.矫正一般人口学因素后,中小学有同伴网络暴力受害经历的学生比没有该经历者发生下列危险行为的风险增高:在调查前12个月内感到忧郁/无望(OR=2.51)、有自杀意念(OR=2.65)、自杀计划(OR=3.00)、卷入斗殴(OR=2.00)、醉酒(OR=2.54)、醉酒并发生跌倒或打架受伤等(OR=6.54)、最近30 d吸烟(OR=1.76)、饮酒(OR=2.18)、24 h或以上禁食以控制体重(OR=1.75)、无医嘱服药以控制体重(OR=3.28)(P值均＜0.05).结论 童年期遭受同伴网络暴力经历与青少年危险行为相关,应该重视中小学网络暴力的预防,提高同伴间网络暴力对受害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认识.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CB)是近年来广泛出现的社会问题,是以骚扰、羞辱或伤害他人为目的,使用电子媒体表达对同伴的蓄意敌对行为[1].据统计,美国有20 ％的10～18岁青少年遭受过网络欺凌;4 000名韩国中学生中14.6 ％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16～18岁英国青少年有16.22 ％近6个月中有过多次网络欺凌[2-4].我国调查研究显示,10 574名青少年中有336名受到过网络欺凌[5].

1 案 例1.1 简要案情赵某,女,72岁,某市西马村村民,报案称,当日11:00遭翻墙入室者强奸,且几天前也遭到一次强奸.根据受害人描述和现场侦查情况,两次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应为同一人.经过对案发现场的搜索,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口罩(样本编号为KZ).

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网络欺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欺凌方式.相较于传统欺凌,网络欺凌更容易使受害者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导致辍学、抑郁,甚至自残、自杀等行为.目前国内针对网络欺凌的心理干预项目相对缺乏,本文对国外目前已有的网络欺凌干预项目进行梳理,旨在为今后制定本土化的、有针对性的网络欺凌干预方案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