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腹腔镜手术通过向腹腔注入气体以创造手术视野、建立手术平台,CO2因其无色无味、无毒性、不可燃、刺激性小、导热性差、热稳定性高、方便获取、可溶于水、弥散性好等特性成为气腹首选气体,但CO2气腹可引起腹腔内压力增高、血流动力学波动、高碳酸血症、心律失常、静脉血栓、气体栓塞、肺内分流甚至肺不张等问题[1].

目的 探讨孕产期D-二聚体变化与产后肺栓塞的发生关系.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2023年1月建卡分娩的孕产妇临床资料,分别在建卡、分娩前和产后收集检测血浆D-二聚体浓度值等资料,根据产妇产后是否发生产后肺栓塞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探讨孕产期D-二聚体变化与产后肺栓塞的发生关系和临床预测价值.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受孕方式、身高、体重、BMI、胎停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胎数、孕次、产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具有年龄更大、多胎次和多胎的特点,随着孕周的增加,病例组D-二聚体水平呈逐渐升高的趋势;病例组和对照组产后D-二聚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520,P＜0.05),在建卡和分娩前D-二聚体水平差异均不存在统计学有意义(建卡Z=-0.669,P=0.504;分娩前Z=-0.804,P=0.421);产后D-二聚体水平变化可以反映和提示血栓性疾病的出现,即产后D-二聚体越高(6.325～18.25 mg/L),越偏向于有肺栓塞.结论 孕产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呈增高趋势,产后血浆D-二聚体的变化对于产后肺栓塞的发生具有影响作用,考虑到疾病动态发展的特性,对于孕产妇发生静脉血栓栓塞应结合更多指标进行多方面考虑和管理.

目的 探究血清整合素金属蛋白酶15(ADAM15)、葡萄糖调节蛋白78(GRP78)联合CT肺动脉造影(CTPA)对急性肺栓塞(APE)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2021年6月至2023年6月收治的86例疑似APE患者,患者均行CTPA检查;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APE患者分为中高危组和低危组;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ADAM15、GRP78水平;Pearson相关性分析血清ADAM15、GRP78与CTPA指标的相关性;中高危APE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ROC曲线分析血清ADAM15、GRP78对中高危APE的诊断价值.结果 86例患者经过CTPA检测出栓子702个,86例患者在不同肺动脉部位表现出充盈缺损等,病变部位主要位于双肺29例,左肺30例,右肺27例.4种栓塞类型42例中心型,98例偏心型,26例附壁血栓型,30例完全堵塞型.中高危组RVD/LVD、RV-LD/LV-LD、Qanadli栓塞指数显著高于低危组(P＜0.05).中高危组血清ADAM15、GRP78水平显著高于低危组(P＜0.05).根据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知,血清ADAM15与GRP78呈正相关(P＜0.05),二者均与RVD/LVD、RV-LD/LV-LD、Qanadli栓塞指数呈正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知ADAM15、GRP78、RVD/LVD、RV-LD/LV-LD、Qanadli栓塞指数为影响中高危APE患者的危险因素(P＜0.05).根据ROC曲线得知,血清ADAM15、GRP78、RVD/LVD、RV-LD/LV-LD和Qanadli栓塞指数五者联合诊断中高危APE的AUC为0.990,五者联合优于各自单独诊断(Z联合vs ADAM15=2.691、Z联合vs GRP78=2.578、Z联合vs RVD/LVD=2.710、Z联合vs RV-LD/LV-LD=2.714、Z联合vs Qanadli栓塞指数=2.698,P均＜0.05).结论 血清ADAM15、GRP78在APE患者中显著升高,二者联合CTPA可提高对APE的诊断价值.

背景 和目的肺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手术仍然是可手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然而,具有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外科治疗可能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因此,对于这类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对手术时机选择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入组患者术前均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肺动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用于PE的评估,进行双下肢静脉超声评估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术后常规行双下肢超声,并视具体情况行CTPA.根据PE发生日期与手术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将患者分为两组:短期PE组(short-term PE,SPE;PE发生在2个月内)和长期PE组(long-term PE,LPE;PE发生超过2个月).术前根据入院时抗凝情况和Caprini评分决定抗凝方案,术后常规进行抗凝治疗.结果 共有34例符合入排标准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手术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15(44.1％)例为SPE组,19(55.9％)例为LPE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吸烟史方面无显着差异.与LPE组相比,SPE组患者腺癌比例(80.0％vs 42.1％)、Ⅱ-Ⅲ期比例(46.7％vs 31.6％)更高,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SPE组患者术后胸管引流量较多(P=0.039),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或转入重症监护室两组无显著差异.术后5(14.7％)例患者发生DVT的复发,其中SPE组有2(13.3％)例,LPE组有3(15.8％)例.PE复发率为8.8％,其中SPE组有1(6.7％)例,LPE组有2(10.5％)例.两组均有1例(6.7％vs 5.3％)患者出现围手术期30天内死亡.结论 PE发生在2个月内,如果PE病情稳定,合并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外科手术治疗是安全可行的.术前需全面认真评估既往有PE病史的肺癌患者的获益和风险,术后应加强抗凝治疗和管理策略.

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是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阻塞肺动脉引起的急性肺循环和右心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临床常见的肺栓塞类型主要为肺血栓栓塞.APE由于病死率高,临床表现多样,缺乏特异性,容易被忽视和误诊,一直是临床重点关注的疾病.心电图作为肺栓塞的非特异性辅助检查之一,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其对于APE的诊断、危险分层及预后的作用也逐渐清晰.本文将针对心电图在肺栓塞患者中的表现、在危险分层和预后中的应用价值及目前存在的心电图评分进行简要叙述.

目的 探讨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肺癌患者合并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2年3月至2023年10月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VTE分为VTE组(n=33)和非VTE组(n=37).收集并分析患者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有无差异,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相关变量对肺癌患者发生VTE风险的分层能力.结果 两组WBC、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白蛋白(ALB)、D-二聚体(D-D)、血浆黏度、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及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SII、肿瘤分期(Ⅲ～Ⅳ期)、血浆黏度是肺癌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Khorana评分、SII、改良Khorana评分、NLR、PLR的AUC分别为0.747、0.776、0.866、0.754、0.672.SII对肺癌患者发生VTE的预测效能优于Khorana评分、NLR及PLR.结论 高SII是肺癌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其预测效能优于NLR、PLR、Khorana评分,且可用于优化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用其对肺癌患者发生VTE风险的分层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人群.

目的:探讨LEO Baby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颅内宽颈动脉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脑血管病科收治的21例颅内宽颈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21例患者共23个动脉瘤，其中5个位于前交通动脉，10个位于大脑中动脉分叉处，2个位于大脑中动脉M1段、3个位于M2段、3个位于大脑前动脉A3段；所有动脉瘤的颈体比均>1/2。其中，22个动脉瘤采用单纯LEO Baby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另1个采用Y形支架(LEO Baby ＋ Neuroform EZ)栓塞。术后即刻行血管造影检查，以判断动脉瘤闭塞和支架内血流通畅情况。出院后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术后3个月评估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以判断患者预后，其中≤2分为预后良好；术后6～8个月复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以判断动脉瘤闭塞和支架内血流通畅情况。结果:21例患者的手术均成功，技术成功率为100%。术后即刻造影显示，18个(78.3%)动脉瘤为Raymond Ⅰ级，3个(13.0%)为Ⅱ级，2个(8.7%)为Ⅲ级。2例(9.5%，2/21)患者术后出现并发症，其中1例因重度肺部感染死亡；另1例因迟发性血管痉挛导致脑梗死，出院时mRS为3分。20例患者术后3个月均行mRS，其中1例为1分、1例为2分，余18例均为0分；预后均良好。16例患者的17个动脉瘤获得DSA随访，随访时间为(6.4±0.7)个月(6～8个月)，其中15个为术后即刻Raymond Ⅰ级，显示闭塞完全；另2个分别为术后即刻Raymond Ⅱ、Ⅲ级，均未见瘤颈、瘤腔进一步增长。所有动脉瘤均未出现支架内狭窄或迟发性血栓形成事件。结论:初步推测LEO Baby支架应用于具有小直径载瘤动脉的颅内宽颈动脉瘤栓塞中是安全、有效的；同时为颅内位于血管分叉部和血管远端的动脉瘤治疗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是急性肺栓塞最严重的并发症，由于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常常会漏诊，造成患者死亡。近年来，虽然多种影像技术已应用于CTEPH患者，但在CTEPH的诊断、预后及治疗的选择决策上仍有不确定性，熟练掌握各类影像技术特点，可提升利用率。目前肺动脉内膜剥脱术是治疗CTEPH的首选方式，对于无法手术治疗的患者，经皮肺动脉成形术可作为一种新的治疗选择。本文主要综述了影像学检查在CTEPH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中的研究进展。

目的:探讨机械减容技术在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治疗的52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37例，女性15例，年龄（69.4±10.1）岁（范围：47~89岁）。病变位于髂动脉6例，股腘动脉42例，同时累及髂动脉和股腘动脉4例。所有患者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残余狭窄>50%的患者同期行腔内血管成形术，部分患者应用药物涂层球囊，必要时植入支架。收集患者手术情况、并发症情况、术后靶血管再狭窄、再次手术情况等。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和秩和检验，并应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术后靶血管通畅率。 结果:52例患者均成功行血运重建，技术成功率100%。所有患者行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11例应用药物涂层球囊扩张；24例患者植入支架共26枚（2例植入2枚支架），其中9例为髂动脉支架，15例为股腘动脉支架，支架长度为（11.3±3.3）cm（范围：6~23 cm）。术中发生远端栓塞2例，均以大腔导管抽吸方法取出栓子。1例髂动脉病变患者术后发生靶病变急性闭塞，急诊行股动脉切开取栓术，术后恢复良好。患者住院时间（4.8±1.9）d（范围：2~9 d），出院时踝肱指数为0.81±0.16，较术前的0.34±0.16明显改善（ t=-25.160， P<0.01），卢瑟福分级为［ M（IQR）］1（1），较术前的3（1）明显降低（ Z=-6.825， P<0.01）。中位随访时间19个月（范围：6~42个月）。随访期间，2例患者因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分别于术后2周和2个月时发现靶血管急性血栓形成，其中1例因静息痛明显再次行血运重建，另1例因消化道出血，不能行抗凝治疗，未再次手术；4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腹腔感染1例，肺癌1例，冠心病2例；13例患者超声提示靶血管病变再狭窄>50%，均位于股腘动脉，其中3例再次行腔内治疗。本组患者术后半年、1年和2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4.2%、87.4%和51.4%，股腘动脉病变术后半年和1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2.9%和84.3%。 结论:对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采用Rotarex机械减容安全有效，与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联合应用可减少股腘动脉支架的应用。

目的:探讨COMPASS-CAT风险评估模型以及新建立的预测概率模型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风险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3年3月至2017年6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373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VTE分为VTE组(63例)和非VTE组(310例)。依据COMPASS-CAT评估模型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分和危险度分级。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VTE发生的危险因素。基于COMPASS-CAT模型纳入D-二聚体≥1.03 mg/L、血红蛋白<10 g/dl变量，构建新的COMPASS-CAT预测概率模型，分别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应用MedCalc软件比较ROC曲线差异，分析不同风险评估模型对预测NSCLC患者VTE风险的应用价值。 结果:全组患者VTE的发生率为16.9%(63/373)。VTE组患者的COMPASS-CAT评分为(6.37±3.40)分，高于非VTE组[(2.74 ±2.0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VTE组COMPAS-CAT评分≥7分、卡氏体力状态评分≤80分、心血管疾病合并症≥2种、中心静脉置管、高脂血症、血红蛋白<10 g/dl、D-二聚体≥1.03 mg/L、临床分期Ⅲ～Ⅳ期患者的比例均高于非VT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二聚体≥1.03 mg/L、COMPAS-CAT评分≥7和血红蛋白<10 g/dl均为影响VT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COMPASS-CAT模型和新构建的COMPASS-CAT预测概率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45和0.804，与COMPASS-CAT模型比较，COMPASS-CAT预测概率模型的AUC增加0.0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7)。 结论:对于住院治疗的NSCLC患者，COMPASS-CAT风险评估模型对VTE发生风险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COMPASS-CAT模型纳入D-二聚体、血红蛋白变量构建新的预测概率模型可提高NSCLC患者VTE危险因素预测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