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s）减轻单侧输尿管梗阻（UUO）模型肾脏损伤的效果及相关的机制。方法:通过体外培养的方法制备MSCs，并将MSCs通过尾静脉注射的方法注入到UUO模型鼠体内，在造模的第14天检测不同组肾脏病理的改变、管周毛细血管、细胞凋亡及β-catenin表达情况来观察MSCs是否可以减轻肾脏损伤并探讨相关机制。结果:将培养的MSCs通过尾静脉注射的方法注入到UUO模型BALB/C小鼠体内，发现在MSCs组肾脏病理纤维化的程度较UUO组明显减轻（HE：1.60 ± 0.35比3.34 ± 0.23；MASSON：21.32 ± 7.54比51.08 ± 4.45），同时MSCs注入可以进一步减少管周毛细血管的丢失（13.56 ± 4.65比60.16 ± 10.24）、抑制细胞的凋亡（14.32 ± 3.54比28.16 ± 6.21）及β-catenin表达（29.33 ± 6.45比39.51 ± 8.42）。结论:MSCs治疗对慢性肾脏纤维化起到保护作用，作用机制与减少管周毛细血管丢失、抑制细胞凋亡及β-catenin的表达有关。

同种异体肾移植术是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之一，可以改善受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生存率，但术后感染依然是其最常见的并发症。人类细小病毒B19(human parvovirus B19，B19V)是一种对骨髓前体红系祖细胞有着特殊嗜性的单链DNA病毒。正常人群感染后会清除，但肾移植受者术后低免疫状态会增加B19V的感染风险，出现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ure red cell aplastic anemia，PRCA)的概率大大增加。本文旨在就B19V的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传播途径、实验室检查、发病机制以及治疗和预防等方面做深入总结，为肾移植术后B19V所致PRCA的进一步早期识别、预防和规范化诊疗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寻≥75岁老年人外周血循环中内皮祖细胞(EPCs)水平和血液相关指标的关系，明确该老年人外周血循环的EPCs水平与生存时间的关系。方法:募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保健医疗部(老年医学科)2008年收治的≥75岁老年人114例，采集临床资料，以2020年12月31日为随访终点，对入组时不同水平的外周血EPCs数量和血液相关指标以及全因死亡事件的相关性进行评估。结果:利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模型构建的低、高水平EPCs组血液指标中，D-二聚体(D-Dimer)为潜在分类标志物[变量投影重要性值(VIP)＝4.750]；不同水平EPCs组血液相关指标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GB)、红细胞比容(HCT)、天冬氨酸氨基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乳酸脱氢酶(LDH)、D-Dimer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老年人群的血循环EPCs数量与RBC、HGB、HCT呈正相关，EPCs数量与GGT、D-Dimer呈负相关( r＝0.364、0.343、0.336、－0.312、－0.312，均 P<0.05)；循环EPCs数量与≥75岁老年人群生存时间正相关( r＝0.234， P＝0.017)。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群的EPCs数量、年龄和HCT与12年长期随访的全因死亡事件有关( OR＝0.971、1.585、1.231， P＝0.013、0.012、0.029)。 结论:外周血循环中的EPCs可能参与贫血、心肝肾损伤、凝血等多种疾病的进展，EPCs的水平可能对≥75岁老年人群的生存时间产生影响，年龄和HCT可能为全因死亡事件的危险因素，EPCs数量可能为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伴胡桃夹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策略。方法:选择2017年5月27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收治的1例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伴胡桃夹综合征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其病史、血常规、凝血功能、凝血因子活性及抑制物检查、泌尿系统超声检查结果等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分析。对本例患者进行出凝血疾病相关基因筛查及家系遗传调查。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及辅助检查结果，对其进行诊断和治疗。对其随访日期截至2020年5月25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结果:①病史采集：本例患者为男性，26岁。因"反复血尿2 +年"于2017年5月27日至本院就诊。当地医院尿常规检查结果：红细胞(3+)、白细胞(±)。膀胱镜检查、腹部平扫及增强CT均未见明显异常，未进行治疗。②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示：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FⅤ活性(FⅤ∶C)、FⅫ活性(FⅫ∶C)、FⅤ抗原(FⅤ∶Ag)分别为42.3 s、15.2 s、40%、38%和40%。尿常规结果示：非肾小球源性血尿。泌尿系统超声结果示：左肾"胡桃夹征"阳性。③本例患者致病变异为 FⅤ基因17号外显子c.5492T>C杂合突变。④患者母亲及外祖母PT分别为15.3和15.2 s，FⅤ∶C分别为47%和53%。⑤本例患者的出院诊断为轻型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Ⅰ型)伴胡桃夹综合征。患者住院期内多次接受血浆、冷沉淀输注等对症治疗。截至随访结束，患者仍间断出现血尿，暂未行外科手术干预治疗。 结论:本例患者被诊断为轻型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Ⅰ型)伴胡桃夹综合征，致病变异为 FⅤ基因17号外显子c.5492T>C杂合突变。该患者仅出现反复血尿症状，可能是较低的FⅤ∶C水平加重胡桃夹综合征的出血症状所致。

目的:探讨缺血预适应(IPC)动员肾祖细胞(RPC)归巢在保留肾单位手术(NSS)中对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RI)的保护作用及其发生机制。方法:选取2～3月龄、体质量250～300 g的雄性SD大鼠54只，建立切除右肾的单肾模型后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3组，每组18只：假手术组(Sham组，无血管夹闭)，NSS组(肾动脉夹闭45 min后行NSS)，IPC组(先进行肾动脉夹闭15 min，再灌注10 min预处理，再行NSS)。分别在术后12、24、72 h每组各取出6只大鼠，收集血液及肾组织标本，之后采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大鼠。观察项目：(1)检测血肌酐(SCr)、尿素氮(BUN)；(2)组织病理学检查及肾小管损伤评分；(3)在24 h观察IPC对肾组织中RPC数量的影响，以及IPC对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DF-1)、受体CXCR7表达水平的影响。结果:(1)术后12、24、72 h时3组大鼠SCr和BUN值比较，IPC组分别为(65.0±10.78)、(91.5±15.12)、(52.6±11.68)μmol/L和(14.78±2.77)、(18.31±4.99)、(9.41±2.73)mmol/L，NSS组分别为(80.5±12.63)、(116.9±14.32)、(83.7±11.43)μmol/L和(18.58±4.18)、(28.86±5.64)、(19.49±3.83)mmol/L, Sham组分别为(41.5±7.36)、(39.7±7.55)、(42.7±7.15)μmol/L和(7.72±1.75)、(7.40±1.98)、(6.83±2.09)mmol/L；除72 h时IPC组与Sham组SCr和BUN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外，在12 h和24 h，IPC组均高于Sham组、低于NS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术后12、24、72 h肾小管损伤评分IPC组和NSS组均高于Sham组，术后12、24 h IPC组较NSS组肾小管损伤评分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术后24 h，IPC组和NSS组大鼠肾组织中RPC数量明显增加、SDF-1和CXCR7表达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IPC可促进RPC归巢，缓解NSS中IRI损伤程度，保护肾功能，SDF-1/CXCR7轴可能在这一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肾母细胞瘤(Wilms tumor，WT)是最常见的儿童肾脏恶性肿瘤，以伴有多种先天性异常综合征为特征。胚胎期肾脏至少拥有3种谱系特异性祖细胞，通常祖细胞在人类出生前已消失，但在WT中依然存在，并有病理学研究发现胚胎残余肾组织(即肾源性剩余)，因此普遍认为WT是一种胚胎性肿瘤，可以重现肾脏的组织学生长模式。肿瘤干细胞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分化潜能的肿瘤细胞，亦被认为与WT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WT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手术联合化疗，早期WT患儿5年生存率大于90%，但仍有部分患者死于肿瘤转移和复发。了解发育中肾脏的形成与调节，探索WT的胚胎干细胞起源，将有利于根据疾病发生发展采取相应治疗策略和判断疾病预后。

患者女，25岁，未婚未育。2020年11月体检时，于左乳1点方向距乳头2 cm处超声探及1.1 cm×0.8 cm低回声结节，边界清，形态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血流信号丰富(BI-RADS 4a类)。患者既往史无特殊，其祖母因肾透明细胞癌去世，父亲患有嗜铬细胞瘤，母亲身体健康，家族中无其他传染病和遗传病史。2020年12月18日于我院乳甲外科行超声引导下左乳包块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左侧乳腺神经内分泌瘤，G1(图1)。2021年1月25日转入我院肿瘤中心。27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摄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左乳术后改变，双侧乳腺实质密度欠均匀，实质内未见确切占位征像及氟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 FDG)代谢异常增高灶；胰腺实质内多发稍低密度结节状及团块状占位，伴FDG代谢异常增高；肝实质内散在稍低密度小结节，伴FDG代谢异常增高；盆腔少量积液，左侧附件区囊实性混杂密度影伴FDG代谢异常增高，不除外肿瘤性病变可能。内镜超声(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检查示，全胰多发富血供实性占位，符合神经内分泌瘤声像；全胰多发囊肿。2月5日行胰腺穿刺活检，病理诊断为胰腺神经内分泌瘤，G1(图2)。多学科讨论认为：(1)胰腺活检标本和乳腺手术切除标本内肿瘤组织的形态特征相同，免疫组化染色显示表达情况相似，考虑肿瘤可能是从胰腺转移至乳腺，故诊断为胰腺神经内分泌瘤(G1)伴乳腺、肝脏转移。(2)患者年龄偏小，不排除遗传相关性神经内分泌肿瘤，建议完善眼底、小脑、脊髓等部位检查以及基因检测。患者于院外行基因检测，报告显示，检测到希佩尔-林道(von Hippel Lindau, VHL)基因NM-000551.4：c.264G>A(p.W88*)杂合突变。科室讨论认为，患者病情特殊，无手术机会，给予长效生长抑素类似物善龙进行治疗，30 mg深部肌肉注射，每28 d 1次。目前患者定期复查未见肿瘤进展。

目的:观察同型半胱氨酸（Hcy）、血尿酸（SUA）水平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初步探讨其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于沧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T2DM患者324例纳入研究。检测患者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 ）、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肌酐（Scr ）、血尿素氮（BUN）、Hcy、SUA以及外周血内皮祖细胞（EPC ）、循环祖细胞（CPC ）、内皮细胞（CEC）计数，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根据有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将患者分为无DR （NDR）组、DR组，分别为100、214例。对比观察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和实验室生物化学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T2DM患者发生DR的独立危险因素；平滑曲线拟合分析法分析Hcy、SUA与DR的曲线关系，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Hcy、SUA及两者联合预测T2DM患者发生DR的ROC面积（AUC），评估Hcy、SUA对T2DM患者发生DR的预测价值。结果:DR组患者糖尿病病程（ t=5.380 ）、收缩压（SBP）（ t=2.935 ）、高血压（ χ2=10.248）、糖尿病肾病（ χ2=9.515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χ2=24.501）、FBG （ t=3.945）、HbA1C（ t=3.336）、TG （ t=2.898）、LDL-C （ t=3.986）、Scr （ t=2.139）、SUA （ t=7.138）、HOMA-IR（ t=3.237）、BUN （ t=3.609）、Hcy （ t=2.363）以及CEC计数（ t=19.396）显著高于ND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EPC （ t=9.563）、CPC （ t=7.684）计数显著低于ND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病程、SBP、高血压、FBG、HbA1C、LDL-C、SUA、Hcy、EPC、CPC、CEC均是T2DM患者发生DR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平滑曲线拟合分析结果显示，Hcy、SUA与DR的发生呈线性正相关。调整混杂因素后，当Hcy≥15 μmol/L时，Hcy每增加1 μmol/L，DR发生风险增加14%[比值比（ OR）=0.92，95%可信区间（ CI）0.88~ 0.98， P<0.05]；当Hcy <15 μmol/L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96，95% CI 0.92~ 1.08， P>0.05）。当SUA≥304 μmol/L时，SUA每增加20 μmol/L，DR发生风险增加17% （ OR=0.80，95% CI 0.68~0.94， P<0.05 ）；当SUA<304 μmol/L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0.83，95% CI 0.72~0.95，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Hcy、SUA、Hcy联合SUA预测T2DM患者发生DR的AUC值分别为0.775 （95% CI 0.713~0.837， P<0.001）、0.757 （95% CI 0.680~ 0.834， P<0.001 ）、0.827 （95% CI 0.786~0.868， P<0.001）。Hcy联合SUA具有更优的预测效能。 结论:T2DM患者Hcy、SUA水平异常升高与DR的发生密切相关，为患者发生DR的独立危险因素。Hcy联合SUA对DR的发生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 ECD）是最常见的非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1930年由Jakob Erdheim和William Chester首次报道，目前全球有约1 500例已知病例。ECD高发年龄为50~70岁，男性略多，主要累及骨骼、肺、腹膜后、心血管、中枢神经系统、垂体、眶后组织及皮肤等。骨骼受累者主要表现为双侧长骨骨干和干骺端对称性骨皮质硬化，仅50%的患者存在骨痛。胸膜或肺实质受累者可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等，肺功能可显示限制性通气障碍和弥散功能减低，胸部CT可表现为胸膜增厚、胸腔积液、小叶中央结节影、磨玻璃影或肺囊肿等。腹膜后纤维化患者可因肾周脂肪和肾周筋膜对称浸润出现"毛肾"现象，病变可包绕输尿管造成输尿管狭窄、肾积水、慢性肾功能不全。大血管受累患者病变可累及主动脉干分支，可出现腹痛、胸痛、背痛。ECD可累及心脏，右心房或房室沟占位最常见。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是不良预后因素，临床表现受病灶部位影响，不同部位病变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垂体受累导致的尿崩症是ECD患者最常见的内分泌表现。部分患者会出现眶后组织增生或眼睑黄色瘤。ECD的诊断需要依靠特征性影像学及组织病理学表现。若患者有不明原因骨痛（特别是四肢远端骨痛），伴心血管、神经系统或皮肤表现，同时骨显像提示长骨骨干和干骺端对称性骨皮质硬化，应怀疑ECD。ECD的病理表现为受累脏器中有泡沫样组织细胞，伴炎性细胞和多核巨细胞（Touton细胞）浸润，纤维组织混合其中或包绕在外，免疫组化：CD68（+）、XⅢa（+）、CD163（+）、Fascin（+）、CD1a（-）、langerin（-）、S100（+/-）。2012年在ECD病灶组织中发现了BRAF V600E突变，从而确定ECD为一种克隆性肿瘤；RNA测序发现ECD具有与髓系祖细胞或巨噬细胞类似的转录谱，且有研究在BRAF V600E突变阳性ECD患者的CD34 +造血干/祖细胞、单核细胞和髓系树突状细胞中也发现了BRAF V600E突变，提示ECD是一种髓系来源的肿瘤；还有研究发现，ECD患者IL-6、INF-α等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水平升高，这些因子可能发挥了组织细胞的局部激活和募集作用，进而导致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碍，因此目前认为ECD是一种炎性髓系肿瘤。ECD的一线治疗包括干扰素-α（IFN-α），BRAF抑制剂、MEK抑制剂等。本文回顾了ECD相关文献，对ECD的突变谱系及治疗选择进行综述。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类发病机制复杂的自身免疫病。骨髓是一种中枢免疫器官在调控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驱动SLE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SLE疾病状态下，骨髓造血干/祖细胞(HSPCs)呈现出类似"训练免疫"特征，表现为异常活跃增殖和髓系偏倚，导致持续炎症损伤反应。HSPCs髓外迁移增强，循环中CD34 + HSPCs可迁移并定植在肾脏，可能与局部组织炎症损伤有关。在狼疮肾炎患者中，肾脏浸润的免疫细胞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4（CXCR4），免疫细胞迁移异常活跃。自身反应性免疫细胞在CXCR4/趋化因子配体12（CXCL12）轴介导下从组织逆向迁移至骨髓，影响骨髓造血干细胞（HSCs）造血发生髓系偏倚，放大炎症损伤并驱动疾病进展。本文将从不同层面解析SLE中骨髓免疫病理学特征，对骨髓与肾脏潜在相互作用及驱动疾病进展的机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