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木犀草素对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细胞炎症反应的影响,探讨木犀草素调控流感病毒引发的免疫反应的作用机制.方法 ①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木犀草素(5、10、25、30 μmol/L)对小鼠巨噬细胞RAW 264.7存活率的影响.②咪喹莫特(R837)刺激RAW 264.7或原代腹腔巨噬细胞的同时,用不同浓度木犀草素(5、10、20 μmol/L)干预细胞3、6、18 h后,用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qPCR)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白细胞介素(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β、β干扰素(IFN-β)、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以及血红素加氧酶-1(HO-1)基因及TNF-α、IL-6的表达水平.③R837刺激RAW 264.7细胞的同时,用不同浓度木犀草素(5、10、20 μmol/L)干预细胞1、3 h,用Western blot法检测细胞核因子-κB(NF-κB)p65蛋白、磷酸化p65(p-p65)蛋白、磷酸化糖原合成酶激酶3β(p-GSK3β)蛋白、Kelch样ECH关联蛋白1(Keap1)和核内核因子红细胞2相关因子(Nrf2)蛋白的表达水平.④用Nrf2抑制剂(ML385)处理RAW 264.7细胞12 h后,加入R837和木犀草素(5 μmol/L)继续培养6 h,用RT-qPCR法检测细胞IL-6、TNF-α、IL-1β、IFN-β、IP-10 mRNA的表达水平.⑤流感病毒A/PR/8(PR8)感染A549细胞2 h,同时用不同浓度木犀草素(5、10、20 μmol/L)处理细胞10 h,用RT-qPCR法检测细胞IL-6、TNF-α、IL-1β、IFN-β、IP-10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 ①30 μmol/L以内各浓度木犀草素对RAW 264.7细胞存活率没有明显影响(P>0.05).②木犀草素能够显著降低R837诱导的RAW 264.7细胞IL-6、TNF-α的表达水平和IL-1β、IFN-β、IP-10 mRNA表达水平,且木犀草素也能显著降低原代腹腔巨噬细胞IL-6、TNF-α的表达水平.③木犀草素可以促进Nrf2入核,上调HO-1 mRNA表达并抑制p-p65表达,促进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的磷酸化.④在R837诱导的巨噬细胞炎症反应中,ML385可恢复木犀草素抑制的RAW 264.7细胞炎症因子IL-6、IL-1β、IFN-β和IP-10 mRNA的表达水平.⑤木犀草素抑制PR8感染引起的A549细胞炎症因子的产生.结论 木犀草素可通过抑制GSK3β活性促进Nrf2/HO-1通路,从而抑制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

目的 探讨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联合葶苈子治疗对心力衰竭(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心功能、消化功能及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秭归县中医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收治的 168 例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84 例.对照组接受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联合头孢他啶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葶苈子治疗,共治疗30 d.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营养状态指标[血清前白蛋白(PA)、白蛋白(ALB)、红细胞计数(RBC)、体质量指数(BMI)]、免疫功能指标[分化簇抗原(CD3、CD4、CD8)、免疫球蛋白(IgG、IgM)]、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8、IL-10、IL-17)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肠道菌群(肠球菌、大肠埃希菌、乳杆菌、双歧杆菌、酵母菌、消化球菌)、心肺功能指标[动脉血氧饱和度(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心率、最大摄氧量(VO2max)、最大运动负荷(Wmax)、最大氧脉搏、无氧阈值(AT)、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FEV1 和每分最大通气量(MVV)].结果 两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CD4、CD8、IgG、IgM、乳杆菌、双歧杆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IgG、IgM、IL-10、双歧杆菌、乳酸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A(mg/L):259.69±20.73 比 217.69±20.73,ALB(g/L):41.46±4.58 比 36.56±3.73,RBC(×1012/L):4.52±0.24 比 4.21±0.31,BMI(kg/m2):22.37±2.73 比 19.66±2.24,CD3:0.63±0.08 比0.56±0.08,IgG(g/L):21.85±3.68 比 15.72±4.36,IgM(g/L):4.68±1.68 比 3.73±1.67,IL-10(ng/L):65.28±7.23 比 50.23±6.14,双歧杆菌(CFU/kg):83.5±8.6 比 78.5±8.3,乳酸菌(CFU/kg):62.1±6.5 比 53.5±6.0,PaO2(mmHg,1 mmHg≈0.133 kPa):98.36±1.75 比 91.95±2.95,VO2max(L/min):1.71±0.35 比 1.22±0.39,Wmax(W):127.49±19.54 比 97.49±15.37,最大氧脉搏(L/次):11.27±2.42 比 9.46±2.79,AT:(50.49±7.48)%比(41.35±6.67)%,FEV1/FVC:(75.68±5.86)%比(65.48±8.54)%,FEV1:(82.44±5.73)%比(73.57±7.75)%,MVV(L/min):74.86±10.64 比 64.63±9.68,均P＜0.05],CD4、CD8、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CD4:0.32±0.06 比 0.39±0.05,CD8:0.28±0.06 比 0.34±0.05,IL-8(ng/L):16.64±2.63 比 26.35±4.13,IL-17(ng/L):112.38±30.16 比 207.75±42.23,TNF-α(ng/L):45.27±10.23 比61.26±14.29,肠球菌(CFU/kg):63.6±5.6 比 69.5±6.8,大肠埃希菌(CFU/kg):65.8±6.4 比 70.5±7.0,PaCO2(mmHg):41.84±4.45 比 56.18±5.37,心率(次/min):75.96±11.57 比 91.75±12.68,均P＜0.05].结论 葶苈子联合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治疗心衰合并肺部感染,可有效改善患者心肺功能,降低炎症指标水平,提升患者的营养状态,纠正肠道菌群情况,对临床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目的 基于网络毒理学方法和体内实验验证探讨槟榔对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 通过TCSMP和Swiss数据库筛选槟榔潜在活性成分对应靶点,利用GeneCards、Disgenet数据库得到口腔黏膜下纤维化(oral submucosal fibrosis,OSF)疾病相关靶点.将交集靶点上传至STRING数据平台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再采用Metascape数据平台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功能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槟榔水提取液低、中、高浓度干预大鼠口腔黏膜,大鼠开口度、病理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等检测对网络毒理学结果进行验证.结果 网络毒理学结果表明槟榔 52个成分中含有 587个相关靶点,OSF相关靶点 761个,二者交集靶点 72个.PPI网络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MMP-9)、细胞凋亡调节因子Bcl-2(apoptosis regulator Bcl-2,BCL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细胞肿瘤抗原p53(cellular tumor antigen p53,TP53)可能是槟榔影响OSF的关键靶点.KEGG通路富集分析获得PI3K-Akt信号通路、AGE-RAGE信号通路、松弛素信号通路、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等信号通路.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中、高剂量组开口度值较对照组、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染色、Masson染色表明中、高剂量组出现不同程度的纤维化病变,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提示槟榔水提取液上调IL-6、TNF-α等炎性因子,且呈一定的剂量相关性.结论 槟榔可能通过上调IL-6、TNF-α等关键炎性因子以介导炎症反应诱导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发生.

目的:旨在探讨C3a-C3a受体（C3aR）在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ADPKD）进展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收集ADPKD患者切除肾组织和 PKD1敲除小鼠多囊肾组织，观察C3a、C3aR及F4/80在肾组织中的表达；利用脂多糖（LPS）和白细胞介素4（IL-4）分别刺激巨噬细胞，检测各组细胞C3aR、TNF-α、分型标志物和相关信号通路的表达及机制；使用C3aR抑制剂SB290157（1 mg/kg）处理 PKD1敲除小鼠，观察肾脏病理、囊肿相关指标和肾功能变化。 结果:C3a及C3aR在ADPKD患者和 PKD1敲除小鼠肾组织中表达显著上调（均 P<0.05），C3aR与F4/80共定位于小鼠多囊肾组织中的巨噬细胞上。体外培养M1型巨噬细胞C3aR表达显著上调（ P<0.05），C3a刺激后M1型巨噬细胞表达iNOS、TNF-α和IL-6 mRNA显著上调（均 P<0.05），分泌TNF-α增多，说明C3a不仅影响M1型巨噬细胞自身炎性因子表达，还影响其周围炎症微环境；此外，C3a激活M1型巨噬细胞Akt信号通路显著上调（ P<0.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SB290157治疗组小鼠血Scr、BUN水平、囊肿指数、双肾重/体重（2KW/BW）均显著降低（均 P<0.05），小鼠肾组织中C3a、C3aR水平及p-ERK、p-P65通路蛋白表达显著下调（均 P<0.05）。 结论:多囊肾组织中增多的C3a通过C3aR引起巨噬细胞浸润和活化，进而促进ADPKD进展，其机制可能通过Akt活化、TNF-α产生增多所致。C3aR拮抗剂是治疗ADPKD的一个潜在研究方向。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的氧连乙酰葡萄糖胺（O-GlcNAc）糖基化修饰介导的核因子（NF）-κB信号通路对心肌细胞损伤的调节作用。方法:为了分析O-GlcNAc糖基转移酶（OGT）对SIRT1功能的影响，将H9c2细胞分为正常葡萄糖（NG）组、高糖（HG，30 mmol/L）组、HG+对照小干扰RNA（HG+siNC）组、HG+OGT siRNA（HG+siOGT）组、HG+对照质粒（HG+vector）组、HG+OGT过表达质粒（HG+OGT）组，每组6个复孔。为了分析O-GlcNAc糖基化对SIRT1蛋白功能的影响，将H9c2细胞分为NG组、HG组、HG+二甲基亚砜（HG+DMSO）组、HG+OGT抑制剂（HG+Ac-5SGlcNAc）组和HG+OGA抑制剂（HG+NButGT）组，每组6个复孔。为了分析O-GlcNAc修饰位点突变对SIRT1功能的影响，将H9c2细胞分为NG组、HG组、HG+Vector组、HG+SIRT1 WT组和HG+SIRT1 S549A组，每组6个复孔。采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细胞中SIRT1蛋白表达和O-GlcNAc糖基化修饰水平，以及NF-κB信号通路表达水平，使用2′，7′-二氯荧光素和脱氧核糖核苷酸末端转移酶介导的缺口末端标记法（TUNEL）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活性氧（ROS）和凋亡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6、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与NG组相比，HG组H9c2细胞中SIRT1蛋白降低（ P<0.001），OGT的表达水平升高（ P<0.001），同时H9c2细胞ROS和凋亡水平增加（ P<0.05），NF-κB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被激活（ P<0.05）；与HG+siNC组和HG+DMSO组比较，HG+siOGT组和HG+Ac-5SGlcNAc组H9c2细胞中SIRT1的O-GlcNAc修饰水平均降低（ P<0.001），细胞内ROS和凋亡水平降低（ P<0.05），NF-κB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被抑制（ P<0.05）；与HG+Vector组和HG+DMSO组比较，HG+OGT组和HG+NButGT组H9c2细胞中SIRT1的O-GlcNAc修饰水平增加（ P<0.05），细胞ROS和凋亡水平增加（ P<0.05），NF-κB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被激活（ P<0.05）。与HG+SIRT1 WT组比较，HG+SIRT1 S549A组中H9c2细胞增殖能力降低（ P<0.01），细胞ROS和凋亡水平均增加（ P<0.01），NF-κB信号通路水平增加（ P<0.001）。 结论:高浓度葡萄糖通过增加SIRT1蛋白的O-GlcNAc糖基化修饰水平，抑制SIRT1的蛋白水平和功能，并导致细胞内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增加高糖诱导的细胞炎症反应，促进心肌细胞损伤。

目的:应用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的相关理论方法探究姜黄素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作用机制。方法:利用SEA及SwissTargetPrediction数据库在线预测化合物作用的靶点；通过CTD数据库提供与疾病相关的各种靶点；运用Venny数据库映射匹配不同基因，并取二者交集；采用GeneMANIA数据库构造出交集基因的蛋白互作网络图，采用Cystoscape软件进行更精确的分析和可视化，借助WebGestalt数据库进行富集分析，最后利用AutoDock Vina对核心靶点进行分子对接。结果:得到姜黄素作用靶点52个，DR对应的靶点1 599个，共同作用的靶点48个。核心靶点为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1(AKT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TAT3)以及热休克蛋白90α家族A类成员1(HSP90AA1)。富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靶点主要与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性信号通路、缺氧诱导因子1(HIF-1)信号通路、白细胞介素-17(IL-17)信号通路以及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AGE-RAGE)信号通路等有关。结论:姜黄素可能通过调控多条信号通路来抑制炎症反应和对抗氧化应激等过程，从而发挥治疗DR的作用。

目的:探讨大黄素在D-氨基半乳糖胺（D-galactosamine，D-GalN）/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急性肝损伤中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方法:将40只BALB/c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5组（ n=8），对照组、大黄素组、D-GalN/LPS组、大黄素+ D-GalN/LPS组和自噬抑制剂3-MA+大黄素+ D-GalN/LPS组。经小鼠腹腔注射D-GalN （700 mg/kg）/LPS （10 μg/kg）诱导急性肝损伤模型。3-MA（15 mg/kg）和（或）大黄素（20 mg/kg）腹腔注射于模型建立前30 min，6 h后在麻醉下处死小鼠并采集血、肝组织标本。采用比色定量法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肝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的水平，HE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学改变，Western blot检测肝组织自噬蛋白LC3-Ⅱ、Beclin1的表达量，并分析实验动物生存率。定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SNK- q检验进行两两比较，方差不齐时采用Games-Howell检验。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D-GalN/LPS组AST、ALT、TNF-α、IL-6水平和MPO活性[（2 476.80±263.14）U/L、（271.71±47.15）U/L、（537.92±89.35）pg/mL、（169.74±25.52）pg/mL、（1.37±0.22）U/mg]显著升高（ P<0.05）。与D-GalN/LPS组相比，大黄素+D-GalN/LPS组AST、ALT、TNF-α、IL-6水平和MPO活性[（1 248.01±380.70）U/L、（142.59±34.63）U/L、（288.91±67.21）pg/mL、（61.83±13.64）pg/mL、（0.80±0.21）U/mg]显著降低（ P<0.05）。与D-GalN/LPS组相比，大黄素+D-GalN/LPS组可明显减轻肝组织肝细胞的病理损伤，提高小鼠生存率。与对照组相比，D-GalN/LPS组肝组织LC3-Ⅱ、Beclin1表达下降；而与D-GalN/LPS组相比，大黄素+ D-GalN/LPS组肝组织LC3-Ⅱ、Beclin1表达升高。联合自噬抑制剂3-MA后大黄素的肝保护效应被逆转，AST、ALT、TNF-α、IL-6水平和MPO活性[（2 398.78±233.57）U/L、（242.79±43.46）U/L、（505.07±67.89）pg/mL、（151.46±14.11）pg/mL、（1.27±0.15）U/mg]升高（ P<0.05），肝组织病理损伤加重。 结论:大黄素减轻D-GalN/LPS诱导的急性肝损伤，这可能与激活LC3-Ⅱ、Beclin1蛋白恢复自噬有关。

目的:分析36例坏疽性脓皮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转归，比较和评价PARACELSUS评分和Delphi标准的适用性和一致性。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22年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住院确诊为坏疽性脓皮病患者36例的临床资料。将PARACELSUS评分和Delphi标准分别应用于上述患者的诊断，并根据kappa值评估两种诊断方法的一致性。结果:36例患者中，6例（16.67%）发病前有明确的诱发因素，31例（86.11%）自觉皮疹不同程度疼痛。31例（86.11%）皮疹形态以溃疡型为主，主要累及双下肢，16例（44.44%）为全身多部位受累。4例（11.11%）合并炎症性肠病，3例（8.33%）合并炎症性关节炎。系统用药以糖皮质激素、雷公藤和环孢素为主，8例（22.22%）使用了肿瘤坏死因子α拮抗剂。用PARACELSUS评分诊断22例（64.71%），用Delphi标准诊断17例（50.00%）。kappa一致性检验显示，两种诊断标准的一致性为中等，kappa值为0.47（95% CI：0.19 ~ 0.76， P = 0.004）。 结论:坏疽性脓皮病的临床表现以经典溃疡型为主，常伴有炎症性肠病和炎症性关节炎，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为主要治疗药物。PARACELSUS评分和Delphi标准侧重于坏疽性脓皮病的不同方面，在缺乏典型病理结果的情况下，推荐使用PARACELSUS评分诊断坏疽性脓皮病。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TNFi）已成为慢性炎症性疾病患者无法耐受传统治疗或传统治疗失败时的重要选择。2% ~ 5%使用TNFi的患者会诱发银屑病皮损或加重银屑病，TNFi既是治疗银屑病的药物又是诱因时，被称为矛盾性银屑病。矛盾性银屑病与经典银屑病的临床表现类似，但免疫学机制不同。该文概述了矛盾性银屑病的发病机制、临床病理特点和处置流程，同时总结了其他常见生物制剂使用中出现矛盾性银屑病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