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应用化学生物学邻近标记技术（Interaction-dependent fucosyl-biotinylation, FucoID），捕获血液恶性肿瘤慢性髓性白血病（CML）中肿瘤抗原特异反应性T细胞及其临床价值。方法:通过流式细胞术及荧光显微镜成像确定FucoID适用于血液肿瘤CML的实验条件。选取14例CML慢性期患者初诊样本，利用流式细胞术及FucoID对其外周血样本进行肿瘤细胞与T细胞的分离、共孵育与邻近标记，实现肿瘤抗原特异反应性T细胞的表型鉴定，并探讨FucoID在CML中的诊治价值。结果:研究首先确定了FucoID适用于血液肿瘤CML的实验条件。患者CD3 + T细胞比例为（8.96±6.47）%，远低于正常供者的（38.89±22.62）%。患者间肿瘤抗原特异反应性T细胞占比存在差异[（3.34±4.49）%]。CD4 + T细胞中肿瘤抗原特异反应性T细胞比例为（3.95±1.72）%，普遍低于CD8 + T细胞中肿瘤抗原特异反应性T细胞比例[（5.68±2.18）%]。相比肿瘤抗原非反应性T细胞，肿瘤抗原特异反应性T细胞中高度富集CCR7 － CD45RA －效应记忆性T细胞以及CCR7 － CD45RA +效应性T细胞。患者肿瘤免疫反应性强度与其外周血中WBC及HGB水平显著相关（ P值均<0.05），与其他临床基线特征无相关性。 结论:FucoID结合流式细胞术可快速鉴定及分离CML中肿瘤抗原特异反应性T细胞，该方法在CML中的成功应用提示其在血液肿瘤领域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胃癌作为一种异质性疾病，具有不同的分子表型和免疫环境，使得患者的临床预后和治疗效果难以预测。近年来，多项研究证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用于治疗实体肿瘤非常有效，但胃癌患者免疫治疗的总应答率不到15%。多种因素可能影响免疫治疗的反应性，其中CD8+细胞毒性T细胞对肿瘤抗原的反应会发生大量的功能和表型改变从而启动免疫反应，而PD-1等抑制性受体可以抑制这一过程，故ICIs可通过阻断这些抑制性受体使CD8+T细胞介导的免疫恢复活力。趋化因子配体13(CXCL13）作为一种不良的生存预测因子，已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得到研究。CXCL13在滤泡辅助T细胞（TFH）中的分泌和生理作用已被较好地描述，但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相关的CXCL13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许多恶性黑素瘤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其旨在恢复并促进效应T细胞特异性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系统性增强全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对于手术切除后具有高复发风险或处于疾病晚期（不可切除或存在转移）的患者都是较好的治疗选择。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的主要目标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它们分别是中枢和外周免疫耐受的两个关键受体。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效应、可能存在的药物反应性预测标志物与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联合顺铂(AP方案)治疗晚期非鳞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疗效，以及其对患者外周血T细胞免疫功能和血清肿瘤标志物、血管生成调节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邯郸市第一医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119例晚期非鳞癌NSCL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案的不同分成观察组60例与对照组59例。对照组给予AP方案化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连续治疗4个周期后观察2组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比较2组治疗前后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辅助性T细胞17(Th17)与调节性T细胞(Treg)免疫平衡状态和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以及血管生成调节因子[内皮抑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转化生长因子β 1(TGF-β 1)]水平。 结果: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3.33%(32/60)、78.33%(47/60)，与对照组[33.90%(20/59)、61.02%(36/59)]相比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4.57、4.23， P<0.05)。对照组治疗后外周血CD3 +、CD4 +水平和CD4 +/CD8 +均较治疗前降低( P值均<0.05)，观察组治疗后以上指标则均较治疗前升高(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外周血CD3 +、CD4 +水平和CD4 +/CD8 +均高于对照组(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外周血Treg比例低于对照组，外周血Th17比例、Th17/Treg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治疗后血清CEA、CA199和CYFRA21-1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以上各项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治疗后血清内皮抑素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血清VEGF、TGF-β 1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以上各项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观察组治疗过程中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发生率分别为40.00%、13.33%，而对照组均未发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29.56、8.43， P值均<0.05)。2组其他各项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肾功能损害、肝功能损害、贫血、发热发生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AP方案治疗晚期非鳞癌NSCLC能有效调控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血管生成调节因子的表达水平，改善机体T细胞免疫功能，提高近期疗效。

目的:探讨生长抑素受体2(SSTR2)和生长抑素受体5(SSTR5)两个受体亚型在人垂体催乳素腺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经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的人垂体催乳素腺瘤标本16例及4例尸检获取的正常垂体组织，采用新型特异性SSTR2和SSTR5的单克隆抗体(UMB1和UMB4)，分别进行免疫组织化学、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染色的方法检测难治性垂体催乳素腺瘤标本中SSTR2及SSTR5的表达，再分析其表达水平与临床特征[性别、肿瘤大小、术前血清催乳素水平、肿瘤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增殖指数、肿瘤侵袭性]的相关性。使用GraphPad Prism(V. 7)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免疫组化染色在正常垂体组织中均可见SSTR2和SSTR5的散在表达，81.25%(13/16)的催乳素腺瘤病例样本中检测到SSTR5的表达，相反仅3例肿瘤标本检测到散在的SSTR2的免疫反应性，其中1例为生长激素和催乳素混合型多激素腺瘤；Western Blot结果证实免疫组化的结果，免疫荧光共染结果提示正常垂体组织中催乳素细胞并不表达SSTR2，但有SSTR5的表达。Pearson’s相关分析显示SSTR5的高表达与患者的性别(女性SSTR5 IRS 0.31±0.07比男性SSTR5 IRS 0.38±0.16， t＝0.47， P>0.05)、肿瘤大小( R2＝0.009， F＝0.133， P>0.05)、术前血清催乳素水平( R2＝0.026， F＝0.348， P>0.05)、肿瘤Ki-67增殖指数( R2＝0.060， F＝0.887， P>0.05)无明显相关。 结论:垂体催乳素腺瘤高表达SSTR5，第2代生长抑素类似物帕瑞肽有助于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耐药型垂体催乳素腺瘤的替代治疗。

目的:基于生物信息学筛选肺腺癌预后基因，探讨预后基因与免疫治疗反应性的关系，同时筛选其潜在药物。方法:在基因表达谱(GEO)数据库用GEO2R对GSE30219、GSE31210、GSE32863、GSE33532、GSE40791和GSE75037数据集进行差异表达分析，取 P<0.05且Log2(fold change)≥1的基因，用在线网站取交集得共同上调基因。在GSE31210、GSE42127、GSE68465、GSE72094数据集和癌症基因图谱计划(TCGA)数据库中获取生存资料，用R软件对上调基因行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得到7个预后关键基因。通过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GEPIA2)网站验证基因表达与预后的关系。使用人类蛋白图集(HPA)在线工具验证关键基因的蛋白表达水平。京东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论(GO)进行基因功能富集分析。使用仙桃学术分析关键基因与免疫治疗反应的相关性。最后通过CellMiner数据库筛选关键基因的敏感性药物。两组间的比较通过Student’s t检验评估。 结果:共获得142个共同上调基因，经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和GEPIA2网站验证得到7个预后关键基因，即细胞周期蛋白B2(CCNB2)、细胞分裂周期蛋白20(CDC20)、瓣状核酸内切酶1(FEN1)、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GEF)上皮细胞转化序列2(ECT2)、微小染色体维持蛋白4(MCM4)、母胚亮氨酸拉链激酶(MELK)和溶质载体家族2成员1(SLC2A1)。通过GO和KEGG功能富集分析，关键基因生物学功能主要富集在作用于DNA的催化活性方面，以及在细胞周期、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1感染等信号通路上。此外，免疫相关性分析显示7个关键基因与肿瘤突变负荷(TMB)、表面抗原分化簇274(CD274)表达以及肿瘤免疫功能障碍和排斥评分(TIDE)明显相关。最后，7个关键基因得到37个对应的敏感性药物。结论:CCNB2、CDC20、FEN1、ECT2、MCM4、MELK和SLC2A1可以作为肺腺癌预后不良标志物，且可能与免疫治疗低反应性相关，同时得到37个对应的敏感性药物。

过继性T细胞疗法(adoptive T cell therapy,ACT)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抗肿瘤治疗方法,临床研究正在迅速发展.研究表明,ACT疗法可以通过增加T细胞数量,增强对肿瘤组织的特异性和反应性,从而克服肿瘤免疫缺陷抑制的产生.ACT疗法目前有3种主要模式: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和T细胞受体工程化T细胞(TCR-T)治疗.本文对ACT疗法的分类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包括TILs、CAR-T、TCR-T以及基于类器官共培养的过继性T淋巴细胞免疫治疗,探讨ACT作为头颈部鳞癌治疗方式的应用前景.

免疫检查点表达于T细胞,参与免疫耐受、免疫监视等多种免疫过程,包括程序性死亡受体1及其配体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是一类与免疫检查点相结合的单克隆抗体,ICI与免疫检查点或其配体结合通过激活免疫监视的功能发挥抗肿瘤效应,但同时也打破了机体对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平衡,使自身反应性T细胞的活性和数量明显增加,其与心肌肌球蛋白结合诱发ICI相关心肌炎;同时,白细胞介素-2、γ干扰素等炎症因子的大量释放进一步促进ICI相关心肌炎的发展,导致高死亡率.另一方面,ICI也会诱发血管炎症、促进斑块破裂,导致急性冠脉综合征.现从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预后及未来展望讨论ICI相关心脏毒性.

目的:探讨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联合射频消融术与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8 月衡水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 102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依照治疗方式,将采用TACE联合射频消融术与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的 51 例患者纳入A组,将采用TACE联合射频消融术治疗的 51 例患者纳入B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肿瘤标志物水平、T淋巴细胞水平、肝功能、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生存情况.结果:A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90.20%(46/51),高于B组的 74.51%(38/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治疗后血清甲胎蛋白、癌抗原199 和癌胚抗原水平低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CD4+、CD4+/CD8+水平高于B组,外周血CD4+CD25+FOXP3+Treg、CD8+水平低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肝功能指标(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和总胆红素)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高于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 2 年无进展生存率、总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TACE联合射频消融术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可有效抑制原发性肝癌患者肿瘤标志物表达,促进患者自身免疫功能重建,提高临床疗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并发症发生风险.

患者男性,44岁.主因右颈部多枚淋巴结肿大伴疼痛于2014年6月25日就诊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无发热、盗汗、消瘦、咳嗽等症状.彩超检查示:右颈胸锁乳突肌外缘多发淋巴结肿大,最大约为1.28 cm×0.83 cm,右颈后、左颈Ⅲ区及双颈Ⅰ、Ⅳ区多枚淋巴结肿大,最大约为2.25 cm×0.99 cm.2014年6月27日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大医院.血细胞示:白细胞计数为15.4×109/L,中性粒细胞占0.39,淋巴细胞占0.278,单核细胞占0.316,血红蛋白为148 g/L,血小板计数为108.5×109/L,乳酸脱氢酶为346.7 IU/L.CT示:颈胸腹多发大小不等淋巴结,最大位于胰腺后方,大小约为5.44 cm×3.82 cm,不除外淋巴瘤,脾体积饱满.PET-CT示:双颈部(SUVmax=2.28)、纵隔(SUVmax=2.74)及双腋下(SUVmax=2.17)多发代谢轻度增高淋巴结,腹膜后(SUVmax=6.04)多发代谢增高淋巴结,脾体积饱满并且FDG摄取增高(SUVmax=3.57),咽淋巴环(SUVmax=5.59)及全身骨髓(SUVmax=3.93)呈弥漫性FDG摄取增高,考虑:1)淋巴瘤;2)炎性或反应性增生.右颈部淋巴结活检病理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示(图1):CD3及CD5, CD20及CD79a(生发中心+),CD21及CD23(FDC+),TDT(+)(图2),CD99(+),CD43(+),CD7(+),CD34(+),Bcl-2(+),CD10(散在+),PAX-5(+/-),Cyclin D1(-),Bcl-6(-),MUM1(-),MPO(-), CD15(-),Ki-67(约70%+),符合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指征.血象示:成熟淋巴细胞比例偏高占42%.骨髓象示(图3):分类不明细胞占22.5%,该类细胞大小不等,外形不规则,胞质丰富,胞核椭圆或不规则形,可见扭曲、折叠,染色质较粗.骨髓免疫流式细胞分析示(图4):异常细胞占8.5%,表达CD34、CD38、TDT、CD33、CD7、CD123;部分表达HLA-DR;不表达CD117、cMPO、CD13、CD14、CD64、CD15、CD16、CD11b、CD138、CD3、CD4、CD8、CD19、CD56,提示为幼稚细胞免疫表型异常表达,伴淋系CD7、髓系CD33异常表达.荧光原位杂交(FISH)t(9;22)(q34;q11) (+)(图5),BCR-ABL(p190)融合基因定量检测(RQ-PCR)(+)(图6),MLL(11q23)基因重排检测(FISH)(-).参考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造血与淋巴系统恶性肿瘤分类及标准,诊断为Ph阳性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ⅣB期(骨髓浸润),伴髓系抗原表达.2014年7月9日诱导治疗前血细胞示:白细胞计数为45.2× 109/L,中性粒细胞占0.499,淋巴细胞占0.146,单核细胞占0.159,血红蛋白为142.8 g/L,血小板计数为96.5×109/L,属高危组,予以COP方案诱导治疗,具体为CTX 0.4 g d1~3,VCR 2 mg d1,Dex 7.5 mg d1~5,VDCLP方案诱导化疗,化疗后复查骨髓象原始细胞10%,颈部淋巴结再次增大,出现新病灶,考虑原方案效果欠佳,更换为Hyper-CVAD方案A方案化疗,复查骨髓达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但右颈肿块仍然存在,未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患者自行停止化疗,2个月后患者双颈淋巴结再次肿大,伴有发热,2015年2月16日血细胞示:白细胞计数为4.0×109/L,中性粒细胞占0.382,淋巴细胞占0.195,单核细胞占0.417,血红蛋白为87.3 g/L,血小板计数为104.9×109/L,遂予以DICE方案化疗1个周期、伊马替尼+FLAG方案化疗2个周期,颈部肿物较前明显缩小,评效为CR.2015年5月7日血细胞示:白细胞计数为2.6×109/L,中性粒细胞占0.647,淋巴细胞占0.198,单核细胞占0.144,血红蛋白为90.4 g/L,血小板计数为149.9×109/L,患者自行出院.末次化疗后1年余,患者病情复发,2016年12月23日血细胞示:白细胞计数为4.2×109/L,中性粒细胞占0.079,淋巴细胞占0.906,单核细胞占0.013,血红蛋白为83 g/L,血小板计数为56×109/L,行FLAG方案化疗1个周期,HD-Ara-C方案化疗2个周期,分别给予10、12 g,化疗后患者颈部憋胀缓解,淋巴结较前缩小.2017年2月20日血细胞示:白细胞计数为3.2×109/L,中性粒细胞占0.675,淋巴细胞占0.137,单核细胞占0.168,血红蛋白为71 g/L,血小板计数为240×109/L,复查骨髓细胞学检查达CR.建议患者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由于经济和髓源问题,出院后继续口服伊马替尼0.4g/d维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