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术前接受新辅助治疗病理完全缓解(pCR)进展期胃及食管胃结合部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复发模式及生存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2018年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进展期胃及食管胃结合部癌新辅助治疗后pCR的患者基线特征、治疗方案对pCR率的影响、复发模式、总体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结果:504例局部进展期胃及食管胃结合部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治疗及手术，其中452例(89.7%)接受了R 0切除，44例(9.7%)经新辅助治疗及手术后pCR。靶向治疗联合同步放化疗对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pCR率最高，为32.1%(9/28), pCR组的无疾病生存率(χ 2＝17.322， P＝0.001)和总体生存率(χ 2＝7.848， P＝0.005)均明显高于非pCR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影响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包括Lauren分型、ypT、ypN及是否pCR。复发转移主要部位为腹膜。 结论:新辅助治疗后pCR不仅可用于判断进展期胃及食管胃结合部癌患者的短期疗效，同时可以作为远期复发及生存的判定指标。

目的:比较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采用新辅助放化疗（nCRT）和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两种模式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入组标准：（1）病理证实为距离肛缘12 cm以内的直肠腺癌；（2）经磁共振（MRI）或直肠腔内超声诊断为cT 3~4N 0或cT 1~4N 1~2者；（3）经肠镜证实为直肠单发肿瘤；（4）能够耐受放化疗；（5）既往无其他肿瘤史。排除标准：既往接受过直肠癌根治手术，此次为局部复发者；（2）不能完整完成nCRT疗程者；（3）远处转移者；（4）临床病理资料不完善者。按照上述标准，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134例直肠癌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82例，女性52例，男女比例为1.58∶1.00，年龄26~81（59.6±11.2）岁。根据患者接受的辅助治疗方案（2017年12月前为nCRT治疗，2018年1月后为接受TNT治疗），将患者分为nCRT组（55例）和TNT组（79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肿瘤距肛缘距离、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态评分、肿瘤TNM分期等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均采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MRT），放疗剂量为50.4 Gy/28 f。nCRT组放疗期间口服卡培他滨化疗，放疗结束休息6~8周后行手术治疗。TNT组于放疗前给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诱导化疗1个周期后开始同步放化疗；巩固化疗结束后2周行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新辅助治疗疗效、放化疗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围手术期安全性。 结果:两组患者均完成nCRT疗程。nCRT组和TNT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中性粒细胞减少[7.3%（4/55）比10.1%（8/79）]、贫血[3.6%（2/55）比3.8%（3/79）]、血小板减少[5.5%（3/55）比7.6%（6/79）]、胃肠功能紊乱[3.6%（2/55）比6.3%（5/79）]和放射性肠炎[9.1%（5/55）比8.9%（7/79）]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30例患者完成TME手术，nCRT组54例，TNT组76例。相比nCRT组，TNT组采用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术（APR）的比例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1.6%（25/76）比13.0%（7/54），χ 2=9.382， P=0.009]，但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方面的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患者的手术远切缘和环周切缘均阴性。nCRT组pCR为7.4%（4/54），TNT组为22.4%（17/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217， P=0.022）。两组术后病理分期、神经侵犯和脉管癌栓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中低位进展期直肠癌的治疗中，TNT在不增加放化疗不良反应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的前提下，pCR率高于nCRT。

目的:观察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的变化情况及其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80例SCLC患者资料，分为同步放化疗组（26例）与单纯化疗组（54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及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治疗前后血清ProGRP和NSE水平，分析其与患者病情、治疗方法、治疗阶段及疗效的关系。结果:80例SCLC患者中，局限期患者Pro-GRP水平[127.43 pg／ml（17.61～1 547.30 pg／ml）]低于广泛期患者[547.87 pg／ml（20.20～2 111.00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312.65， P<0.01）；局限期患者NSE水平[25.02 μg／L（4.72～64.64 μg／L）]亦低于广泛期患者[88.08 μg／L（5.52～104.64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03.14， P<0.01）。同步放化疗组与单纯化疗组患者2、4个周期化疗后Pro-GRP及NSE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同步放化疗组较单纯化疗组下降幅度大，但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步放化疗组客观缓解率为96.15%（25／26），高于单纯化疗组的70.37%（38／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972， P＝0.008）。 结论:SCLC患者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血清Pro-GRP和NSE水平可反映SCLC患者的病情变化。同步放化疗治疗SCLC的效果优于单纯化疗。

目的:探讨同步放化疗和单纯放疗治疗术后存在中危因素子宫颈癌患者的效果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210例子宫颈癌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病理符合Sedlis标准，依据辅助治疗方式分为单纯放疗组（100例）和同步放化疗组（110例），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结果:单纯放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的3年、5年无进展生存（PFS）率分别为82.8%、80.6%和81.5%、77.4%，两组PF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29， P＝0.591）；3年、5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88.5%、86.4%和86.7%、82.6%，两组O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9， P＝0.443）。单纯放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的局部复发率分别为8.0%（8／100）和9.1%（10／1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8， P＝0.778）；单纯放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的远处转移率分别为11.0%（11／100）和12.7%（14／1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5， P＝0.699）；单纯放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的骨髓抑制发生率分别为42.0%（42／100）、61.8%（68／1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25， P<0.01）；单纯放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的胃肠道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3.0%（23／100）、77.3%（85／1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94， P<0.01）；单纯放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的放射性膀胱炎的发生率分别为3.0%（3／100）、3.6%（4／1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6， P＝0.798）。单纯放疗组和同步放化疗组的放射性直肠炎发生率5.0% （5／100）、4.5%（5／1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2， P＝0.877）。 结论:对于具有中危因素的子宫颈癌患者，同步放化疗和单纯放疗比较无生存获益，增加了不良反应。

目的: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既往对放射治疗后出现肠道的放射性损伤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盆腔恶性肿瘤辅助放疗后放射性直肠损伤的发生情况，以加强对放射性肠损伤研究的关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分析STARS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0806117）数据库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例数据。纳入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和术后治疗的848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宫颈鳞癌、宫颈腺癌及宫颈腺鳞癌；（2）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至少有下列不良因素之一：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切缘阳性、淋巴脉管浸润或宫颈肌层深部间质浸润；（4）术后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5）同意并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全组848例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了放射治疗。盆腔放疗剂量为1.8 Gy/d或2.0 Gy/d，每周5次，总剂量45~50 Gy。563例患者在术后6周内开始放射治疗，其中282例患者采用单纯辅助放疗，281例患者采用同期放化疗方案（单药顺铂）；285例患者采用序贯放化疗方案（TP方案，紫杉醇+顺铂）。观察术后辅助放疗期间的急性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慢性期患者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总体生活质量状况、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情况。其中消化道症状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问卷3.0（EORTC QLQ-C30），功能领域和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活质量越差；分别于患者放疗前（即手术治疗结束后1周）、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全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和24个月进行评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定义为放疗结束后>3个月时消化道症状不能好转或者改善，分级标准参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标准4.0版（NCI-CTCAE 4.0版）中的胃肠道部分。结果:848例患者放射总辐射剂量为（47.8±4.6）Gy。术后辅助放疗期间，急性期胃肠道反应症状包括恶心（46.0%，390/848）、呕吐（33.8%，287/848）、便秘（16.3%，138/848）及腹痛（10.3%，87/848）。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分别回收问卷346份和250份，QLQ-C30调查问卷显示，恶心或呕吐、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状得分均较放疗前（手术后1周）和术后放疗期间改善（均 P<0.05）。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逐步提高[放疗前，手术后1周：59.7（0.0~100.0）分，术后放疗期间：63.1（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75.2（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24个月：94.1（20.0~120.0）分， H=253.800， P<0.001]。完成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时，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8%（34/346），其中97.1%（33/34）为1~2级不良事件，表现包括腹痛、便秘、便血、腹泻；1例（0.3%）出现频繁腹泻>8次/d，为3级不良事件。全部治疗结束后的24个月，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6%（24/250），并未随着时间延长而明显下降（χ 2=0.008， P=0.927）。1例3级腹泻患者症状未见改善。 结论: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常见的治疗相关性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便秘、腹痛和腹泻；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各种消化道症状明显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且随时间延长不能明显改善，值得临床重视。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建立根治性放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脑转移（BM）风险预测模型，探讨不同风险分层人群脑预防照射（PCI）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行根治性放化疗后达到CR/PR的274例LS-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PCI组144例，非PCI组130例。在非PCI组中，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相关变量并构建BM风险预测模型，并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进行模型评估。根据风险得分，将所有患者划分为BM高、低风险组，使用单因素log-rank比较BM高、低风险组中有无PCI治疗患者的无脑转移生存（BMFS）期、无进展生存（PFS）期、无颅外进展生存（ePFS）期和总生存（OS）期的差别。结果:最终纳入模型的变量包括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NSE）及血钙。该模型预测1、2年BMFS率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1和0.822。在BM低风险组中，有无PCI治疗的BMFS（ P=0.374）、PFS（ P=0.551）、ePFS（ P=0.508）及OS（ P=0.767）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BM高风险组中，PCI显著改善了患者的BMFS（ P<0.001）和PFS（ P=0.022），而ePFS（ P=0.963）和OS（ P=0.632）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倾向评分匹配后再分析得到相似的结果。 结论:无论BM高、低风险人群，PCI没有延长LS-SCLC患者的OS期，但PCI显著延长了BM高风险人群的BMFS期和PFS期。

目的:探讨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术前行新辅助化疗的临床疗效。方法:对四川省攀枝花市中心医院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收治的86例可切除局部晚期Siewert Ⅱ、Ⅲ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T 3~4 N + M 0）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患者按术前是否行新辅助化疗，分为新辅助化疗组[术前XEL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辅助化疗+手术治疗+术后XELOX方案辅助化疗，46例]和未新辅助化疗组（手术治疗+术后XELOX方案辅助化疗，40例）。两组患者由同一组手术医师行全胃切除+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D 2淋巴结清扫术或近端胃切除+D 2淋巴结清扫术。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和预后。 结果:新辅助化疗组中部分缓解（PR）25例（54.3%），疾病稳定（SD）21例（45.7%），临床反应率54.3%（25/46），肿瘤控制率100.0%（46/46），临床降期率37.0%（17/46）。相比于未新辅助化疗组，新辅助化疗组患者有更高的R 0切除率[100.0%（46/46）比80.0%（32/40）， χ2=4.024， P=0.045]。依据肿瘤消退分级（TRG），新辅助化疗组的病理学完全缓解（TRG 0级）率为13.0%（6/46），病理学总缓解（TRG 1级+0级）率为56.5%（26/46）。术后病理学检查示，新辅助化疗组和未新辅助化疗组肿瘤长径、肿瘤脉管癌栓、神经浸润和病理学TNM分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在淋巴结总数、阳性淋巴结数、病理学T分期、N分期和标本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表达情况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新辅助化疗组中，6例患者发生了3级不良反应，化疗被暂停或调整剂量；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包括三系下降；其他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和食欲下降；无放化疗相关死亡发生。新辅助化疗组的中位无瘤生存时间为20个月（5~36个月），1年和3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9.5%和52.4%；术后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0个月（9~36个月），1年和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0%和48.0%；12例患者肿瘤复发。未新辅助化疗组的中位无瘤生存时间为19个月（10~35个月），1年和3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7.3%和30.0%；术后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0个月（10~35个月），1年和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7.0%和18.6%；14例患者肿瘤复发。两组患者的无瘤生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522， P=0.03），总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3.717， P>0.05）。 结论:术前采用XELOX方案新辅助化疗对可切除局部晚期Siewert Ⅱ、Ⅲ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患者安全有效，肿瘤降期明显，可提高患者的R 0切除率和无瘤生存率。

目的:分析非手术综合治疗T4b期下咽癌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影响临床预后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收治的77例下咽癌T4b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7.0±8.0）岁。治疗方式均采用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总结该组患者的治疗完成率和不良反应，并利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不同因素对预后的影响。同时对死亡患者的死因进行分析。结果:全组77例患者76例（98.7%）完成了制订的化疗计划，73例（94.8%）完成了放疗计划。治疗过程中3级以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足11%，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2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50/77，64.9%）和2级白细胞减少（50/77，64.9%）。治疗结束后76例患者喉功能保留好，3级重度声音嘶哑发生率为7.8%（6/77），有1例（1.3%）患者因吞咽困难行胃造瘘术，其余患者发音及吞咽功能都得到了有效的保留。生存分析显示，总生存率1年为71.9%，3年为45.6%，5年为29.7%。肿瘤发生部位、是否存在肿瘤原发部位的液化坏死、是否合用分子靶向药以及使用何种放疗设备是影响晚期下咽癌T4b期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HR（95% CI）分别为1.867（1.085~3.213）、3.018（1.437~6.335）、0.372（0.181~0.764）、2.158（1.015~4.588）， P值均<0.05］。发生率最高的两大死亡原因分别为疾病复发（12/32，37.5%）和颈部大血管破裂大出血（11/32，34.4%）。 结论:针对T4b期下咽癌，利用非手术综合治疗的方法保喉率高。此外，肿瘤发生部位、是否存在肿瘤内液化坏死、是否合用分子靶向药物、使用何种放疗设备均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目的:探讨同步加量调强放疗（SIB-IMRT）联合化疗治疗食管癌术后上纵隔淋巴结转移的效果及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泰安市肿瘤防治院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收治的72例食管癌术后上纵隔淋巴结转移同步放化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放疗方式不同分为调强放疗（IMRT）组（36例）和SIB-IMRT组（36例），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远期生存率及不良反应。结果:IMRT组有效率66.7%（24/36），SIB-IMRT组有效率86.1%（31/36），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77， P＝0.047）；IMRT组1、2、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5.0%、44.4%、27.8%，SIB-IMRT组1、2、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3.3%、52.8%、33.3%，两组总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70， P＝0.401）；两组患者白细胞减少、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胸腔胃炎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放射性肺炎及消化道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IB-IMRT联合化疗治疗食管癌术后上纵隔淋巴结转移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好，不良反应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