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脐带过度扭转对胎儿及新生儿的影响。方法:选择2016年7月至2020年6月在北京妇产医院分娩的脐带过度扭转产妇为观察组，按1∶1的比例选取同期无脐带过度扭转的产妇为对照组，回顾性分析两组产妇的一般情况、分娩方式、围产儿结局，以及脐带过度扭转产妇不同脐带螺旋指数（umbilical coiling index，UCI）［脐带扭转周数/脐带长度（cm）］对新生儿的影响。结果:观察组（1 780例）分娩新生儿胎龄、出生体重、身长均小于对照组［（37.9±3.2）周比（38.4±2.9）周，（3 007±726）g比（3 354±616）g，（48.5±4.3）cm比（49.6±4.1）cm］，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 、脐血pH<7.20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34.9%（622/1 780）比12.9%（230/1 780），1.5%（26/1 780）比0.7%（13/1 780），4.2%（75/1 780）比2.8%（49/1 7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UCI≥0.73组新生儿胎龄、出生体重、身长低于UCI<0.73组，脐血pH<7.20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高于UCI<0.73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脐带过度扭转增加了胎儿缺氧及新生儿窒息风险，对新生儿胎龄、出生体重及身长均有明显影响，UCI越大，对新生儿影响越大。

本文报道了1例胎儿期发现、新生儿期确诊的卡波西样淋巴管瘤病（kaposiform lymphangiomatosis，KLA）病例。孕19周常规超声检查发现胎儿全身多处包块（累及颈部、胸壁、腋下）合并胸腹腔积液，孕26周 +5外院行胎儿右侧胸腔积液引流术。胎龄34周 +3因“宫内窘迫”剖宫产出生，新生儿出生后因呼吸窘迫需要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放置胸腹腔引流管引流出大量血性积液。生后第3天出现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计数降低，考虑KLA，予西罗莫司经验性治疗效果不理想，生后第7天取胸部病灶送病理学检查。生后第12天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后1 d病理结果回报符合KLA。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及病理结果，最终诊断KLA。

目的:评价双管硬膜外分段注射利多卡因镇痛对活跃期停滞枕后位或枕横位产妇的分娩结局及母儿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9年10月青岛市市立医院阴道试产的单胎、足月、头位的初产妇，孕周为37~42周，年龄为22~35岁，在活跃期（新产程标准：宫口开大≥6 cm）充分试产，≥2 h胎头下降延缓或停滞，经阴道检查及超声检查诊断为枕后位或枕横位。共有216例孕妇符合上述标准纳入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两组，即双管硬膜外阻滞组108例、单管硬膜外阻滞组108例，硬膜外阻滞均使用1%利多卡因进行分娩镇痛，由高年资助产士或产科医师执行新产程标准，在超声引导下指导产妇进行体位管理并适时向上推动或旋转胎头等。比较两组产妇的一般情况、非药物镇痛措施的使用情况、阴道分娩产妇的镇痛相关情况及疼痛评分、分娩相关指标、剖宫产术指征、麻醉相关指标及母儿并发症。结果:（1）一般情况：两组产妇的年龄、体重、身高、孕周、持续性枕横位与枕后位的比例、头盆评分、新生儿出生体重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非药物镇痛措施的使用情况：两组产妇的拉玛泽呼吸法、导乐分娩陪伴、经皮穴位电刺激、其他措施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阴道分娩产妇的镇痛相关情况及疼痛评分：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40例）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59例）产妇的第二产程时间显著缩短［（124±44）、（86±33） min， P<0.01］，镇痛30 min后［（4.4±0.5）、（0.9±0.5）分］、第二产程用力分娩时［（5.7±0.6）、（1.3±0.4）分］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显著降低（ P<0.01）。（4）分娩相关指标：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21.3%、49.1%）、分娩体验满意率（51.9%、98.1%）显著升高（ P<0.01），剖宫产率（63.0%、45.4%）、阴道手术助产率（15.7%、5.6%）显著降低（ P<0.05）。（5）剖宫产指征：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的产程延长或停滞所致的剖宫产率显著降低（38.0%、22.2%， P<0.05）；而两组的胎儿窘迫、宫内感染、社会因素所致的剖宫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6）麻醉相关指标：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上管给药后阻滞平面多为胸7（T7）、T8、T9~腰2（L2）、L3水平，单管硬膜外阻滞组阻滞平面多为T10、T11~骶1（S1）、S2、S3水平，改良Bromage评分均为0分。（7）母儿并发症：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后出血率（18.5%、7.4%）、会阴侧切率（20.4%、5.6%）、新生儿窒息率（12.0%、3.7%）、转新生儿ICU率（13.9%、4.6%）均显著降低（ P<0.05）；两组产妇的软产道损伤率、产褥病率及新生儿产伤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双管硬膜外分段注射利多卡因镇痛可增加活跃期停滞枕后位或枕横位产妇的自然分娩率，降低剖宫产率及阴道手术助产率，并可减少母儿并发症。

目的:探讨早期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妊高征)患者院外生活质量及母婴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接诊的84例妊高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诊疗及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和治疗的基础上应用延续性护理干预，两组干预6个月后评价各组患者的心理情绪变化、生活质量及母婴妊娠结局状况。结果:两组延续性护理前舒张压和收缩压水平均相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实施护理后舒张压和收缩压均得到不同程度降低，但观察组降低幅度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干预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干预后HAMA、SAS、HAMD和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量表评分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出现子痫、产后出血、胎盘早剥、胎儿宫内窘迫、早产和产后感染的患者例数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早期延续性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妊高征患者的心理情绪状态，协助患者控制血压，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检测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孕妇胎盘组织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GC-1α）基因甲基化水平及mRNA表达水平，并探讨二者与胎儿宫内窘迫的关系。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产科收治的174例GDM孕妇为研究对象，其中胎儿出现宫内窘迫的78名孕妇作为胎儿宫内窘迫组；胎儿正常出生未出现宫内窘迫的96例孕妇为对照组；另同期选取82名无GDM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健康组。亚硫酸氢钠处理DNA后采用直接测序法检测胎盘组织中PGC-1α基因甲基化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法检测胎盘组织中PGC-1α mRNA表达水平；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分析胎儿发生宫内窘迫孕妇PGC-1α基因甲基化频率与PGC-1α mRNA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影响胎儿宫内窘迫发生的因素。结果:胎儿宫内窘迫组PGC-1α基因甲基化频率及TG水平[（25.42±7.31）%、（4.72±0.68）mmol/L]高于对照组[（9.26±2.67）%、（4.31±0.64）mmol/L]和健康组[（3.24±1.07）%、（4.33±0.72）mmol/L]，对照组PGC-1α基因甲基化频率高于健康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胎儿宫内窘迫组PGC-1α mRNA表达水平（0.67±0.16）低于对照组（0.74±0.14）和健康组（1.00±0.27），对照组PGC-1α mRNA表达水平低于健康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胎儿发生宫内窘迫孕妇PGC-1α基因甲基化频率与PGC-1α mRNA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r=-0.515、 P<0.05）；PGC-1α基因甲基化是影响胎儿发生宫内窘迫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PGC-1α mRNA高表达是胎儿发生宫内窘迫的保护因素（ P<0.05）。 结论:GDM孕妇PGC-1α基因DNA甲基化水平与胎儿宫内窘迫相关，有可能作为胎儿宫内窘迫的基因修饰靶点。

目的:分析产前超声诊断为胎儿脐动脉栓塞孕妇的超声表现、临床特征、高危因素及妊娠期管理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2年7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分娩的31例产前超声诊断且出生后证实为胎儿脐动脉栓塞孕妇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以及妊娠结局。21例确诊后行延长孕周期待观察，其中低分子量肝素（LMWH）治疗10例（LMWH组），单纯期待观察11例（单纯观察组），对两组孕妇的一般情况和妊娠结局进行比较。结果:31例胎儿脐动脉栓塞孕妇的年龄为（30.2±4.7）岁，其中5例（16%，5/31）为高龄（≥35岁）孕妇，诊断孕周为（32.9±4.0）周，终止妊娠孕周为（35.6±2.9）周；15例（48%）发生胎儿窘迫，11例（35%）发生胎儿生长受限，3例（10%）胎死宫内。活产28例（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26例，阴道分娩2例），死胎3例均为引产后阴道娩出。28例活产儿中新生儿轻度窒息4例，重度窒息2例。确诊后即刻终止妊娠10例，其诊断孕周为（35.9±2.9）周。确诊后延长孕期期待21例，其诊断孕周为（31.4±3.7）周，其中LMWH组延长孕周的中位数为7.9周（4.6~9.4周），均活产；单纯观察组延长孕周的中位数为0.6周（0.0~1.0周），2例胎死宫内；延长孕周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 结论:超声检查是产前发现胎儿脐动脉栓塞的首选方法，妊娠中晚期超声检查发现新发的单脐动脉时需警惕脐动脉栓塞。决定期待治疗或即刻终止妊娠需视孕周及胎儿情况而定，期待过程中应重视胎动主诉，尽早予LMWH抗凝治疗可能改善妊娠结局。

目的:分析不同大小胎盘绒毛膜血管瘤新生儿的临床特点及结局。方法:选择2013年2月至2020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分娩的母亲有胎盘绒毛膜血管瘤的新生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胎盘绒毛膜血管瘤直径将纳入患儿分为巨大血管瘤组（直径≥4 cm）和普通血管瘤组（直径<4 cm），比较两组患儿临床特点及结局。结果:共纳入35例，男13例（37.1%），剖宫产出生12例（34.3%），早产11例（31.4%），低出生体重、收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各12例（34.3%），宫内窘迫、心脏扩大、血液学指标异常各7例（20.0%），需呼吸支持6例（17.1%），羊水增多、胎儿水肿各5例（14.3%），输血4例（11.4%），生后窒息3例（8.5%），颅脑损伤2例（5.7%），先天畸形2例（5.7%）。巨大血管瘤组15例，普通血管瘤组20例，巨大血管瘤组早产、低出生体重、羊水增多、宫内窘迫、收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胎儿水肿、心脏扩大、呼吸支持、血液指标异常、输血、死亡比例高于普通血管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母亲合并巨大胎盘绒毛膜血管瘤会增加新生儿并发症发生风险，需加强围产期监测。

目的:探讨西藏地区新生儿窒息预后不良的预测指标及相关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拉萨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126例窒息新生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预后情况分为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分析出生后Apgar评分、出生后6 h内动脉血气分析[pH、碱剩余(BE)]及两者联合检测对窒息新生儿预后的预测价值；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窒息新生儿预后的相关因素。结果:预后不良组31例(24.6%)，预后良好组95例(75.4%)。预后不良组出生后1、5、10 min Apgar评分和出生后6 h内pH、BE明显低于预后良好组，羊水粪染、胎儿宫内窘迫的发生率以及窒息后脑损害、肺损害、心肌损害、肾脏损害、凝血功能异常、多器官损害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出生后1、5、10 min Apgar评分与出生后6 h内动脉血气分析(pH、BE)联合检测对新生儿窒息的预后有较高的预测价值，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79，灵敏度为68.4%，特异度为90.3%。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羊水粪染( OR＝4.501，95% CI：1.262~16.056)、肺损害( OR＝5.004，95% CI：1.007~24.866)、脑损害( OR＝10.786，95% CI：2.726~42.673)是影响新生儿窒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在西藏地区，影响新生儿窒息预后不良的因素很多，应早期对母亲围产期和窒息新生儿给予高度关注及干预，以降低新生儿窒息预后不良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不同分型选择性宫内生长受限（selective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sIUGR）的发育正常胎儿（大胎儿）围产期特点及生后早期循环功能的变化。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2月至2022年8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宫内诊断sIUGR，且生后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sIUGR大胎儿91例。比较不同分型sIUGR大胎儿的围产期情况、临床指标及超声心动图评估的心功能变化。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 χ2检验及Bonferroni校正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出生胎龄、出生体重和胎盘重量在Ⅱ型sIUGR大胎儿中分别为（30.6±1.5）周、（1 503.9±286.4）g和（548±120）g，在Ⅲ型中分别为（30.5±2.3）周、（1 523.5±424.4）g和（560±109）g，均小于Ⅰ型患儿［分别为（33.0±1.7）周、（2 022.1±372.3）g和（630±131）g］（LSD检验， P值均<0.05）；Ⅱ型和Ⅲ型患儿生后住院时间均长于Ⅰ型［36.0 d（27.0～43.0 d）和32.0 d（15.0～47.0 d）与17.0 d（9.5～22.0 d）］，因胎儿窘迫导致早产的比例均高于Ⅰ型［63.6%（21/33）和75.0%（15/20）与31.6%（12/38）， χ2值分别为7.30和9.93］（Bonferroni校正，all P<0.017）；Ⅱ型生后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的比例高于Ⅰ型［45.5%（15/33）与18.4%（7/38）， χ2=6.04， P=0.014］。室间隔厚度在Ⅲ型大于Ⅰ型和Ⅱ型［（4.4±1.4）与（3.8±0.9）和（3.3±0.9）mm］；Ⅲ型左心室游离壁厚度大于Ⅰ型［（4.6±1.3）与（3.1±0.7）mm］，Ⅰ型大于Ⅱ型［（2.7±0.6）mm］；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右心室流出道内径、右心室前后径和肺动脉内径在Ⅰ型均大于Ⅱ型和Ⅲ型［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15.0±2.1）与（13.4±2.3）和（12.3±3.2）mm；右心室流出道内径：（8.7±1.4）与（7.3±1.4）和（7.1±0.8）mm；右心室前后径：（7.1±1.5）与（6.5±0.9）和（6.4±1.0）mm；肺动脉内径：（6.8±1.1）与（6.3±0.9）和（6.3±0.8）mm］（LSD检验， P值均<0.05）。 结论:与Ⅰ型sIUGR大胎儿相比，Ⅱ型和Ⅲ型sIUGR中的大胎儿出生胎龄及体重小，胎儿窘迫比例高，需加强围产期及生后早期的动态监测和循环支持。Ⅲ型患儿生后早期存在左心室壁及室间隔增厚，可能导致心室舒张功能储备力减低，故应对Ⅲ型患儿生后早期的心肌舒张功能进行重点评估和监测。

目的:分析1例重度Mur血型不合溶血病合并迟发性贫血患儿的临床经过，探讨其病例特点及对于迟发性贫血的预防和处理。方法:对患儿的临床经过及后期随访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患儿的母亲既往因Mur血型不合导致胎儿水肿，虽然进行了4次宫内输血，但未能成功挽救胎儿。本次妊娠在26 +1周行脐带穿刺提示胎儿血红蛋白为73 g/L，随后胎儿在孕期进行了5次宫内输血。在妊娠34 +2周时因胎儿窘迫经紧急剖宫产娩出，出生时无窒息缺氧。生后查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分别为114 g/L和0.344，总胆红素为54.5 μmol/L，住院期间进行了2次输注Mur阴性红细胞悬液纠正贫血和3次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抑制溶血，生后1周开始补充促红细胞生成素(EPO)(200 IU/kg，1周3次)，出生20 d后病情好转出院，改为每周1次EPO 200 IU/kg治疗。但是在出院10 d后，患儿血红蛋白67 g/L，再次返院行1次输血治疗，出院后继续予EPO(200 IU/kg，1周3次)治疗。出院后定期随诊，2个月后EPO减量为200 IU/kg，1周2次，治疗持续1个月，血红蛋白维持稳定后停药，生后4个月生长发育适龄。 结论:宫内输血能明显改善Mur血型不合重度溶血病预后，但应警惕Mur重度溶血病并发新生儿迟发性贫血，及时输注红细胞并予EPO治疗纠正贫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