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腹腔镜手术通过向腹腔注入气体以创造手术视野、建立手术平台,CO2因其无色无味、无毒性、不可燃、刺激性小、导热性差、热稳定性高、方便获取、可溶于水、弥散性好等特性成为气腹首选气体,但CO2气腹可引起腹腔内压力增高、血流动力学波动、高碳酸血症、心律失常、静脉血栓、气体栓塞、肺内分流甚至肺不张等问题[1].

目的 基于课题达成型品管圈的方法构建静脉血栓栓塞(VTE)信息化预警管理系统,并分析其实施效果.方法 以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栓护理学组为主导成立品管圈小组,确定"VTE信息化预警管理系统构建"活动主题,根据品管圈理论进行主题选定、方策拟定、目标设定、方策实施和效果确认等活动.结果 VTE信息化预警管理系统构建和实施后,VTE风险评估率、出血风险评估率、机械预防实施率、药物预防实施率、医护人员相关知识掌握率、VTE风险评估正确率、患者/家属VTE预防知识知晓率、患者/家属对VTE预防措施实施满意率、患者/家属健康教育满意率均达标;品管圈小组成员的综合能力各维度平均分也均高于实施前.结论 基于课题达成型品管圈的VTE信息化预警管理系统能够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管理VTE,加强医、护、患三方VTE防治的相关知识水平及技能,提高了VTE防治水平.

目的 探讨孕产期D-二聚体变化与产后肺栓塞的发生关系.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2023年1月建卡分娩的孕产妇临床资料,分别在建卡、分娩前和产后收集检测血浆D-二聚体浓度值等资料,根据产妇产后是否发生产后肺栓塞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探讨孕产期D-二聚体变化与产后肺栓塞的发生关系和临床预测价值.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受孕方式、身高、体重、BMI、胎停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胎数、孕次、产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具有年龄更大、多胎次和多胎的特点,随着孕周的增加,病例组D-二聚体水平呈逐渐升高的趋势;病例组和对照组产后D-二聚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520,P＜0.05),在建卡和分娩前D-二聚体水平差异均不存在统计学有意义(建卡Z=-0.669,P=0.504;分娩前Z=-0.804,P=0.421);产后D-二聚体水平变化可以反映和提示血栓性疾病的出现,即产后D-二聚体越高(6.325～18.25 mg/L),越偏向于有肺栓塞.结论 孕产期血浆D-二聚体水平呈增高趋势,产后血浆D-二聚体的变化对于产后肺栓塞的发生具有影响作用,考虑到疾病动态发展的特性,对于孕产妇发生静脉血栓栓塞应结合更多指标进行多方面考虑和管理.

目的:探讨化瘀丸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21年12月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门诊和病房的中晚期恶性肿瘤血液高凝状态患者72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根据是否应用化瘀丸分为观察组(n=35)和对照组(n=37).对照组接受必要的物理对症支持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化瘀丸8周,2组共随访24周.观察2组患者的血液高凝状态改善率、凝血指标变化、中医证候积分、静脉血栓栓塞(VTE)大出血发生,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4周后,观察组血液高凝状态改善率为43.75％,对照组为29.41％(P＞0.05);8周后,观察组血液高凝状态改善率为65.63％,对照组为41.18％(P＜0.05).进一步分析凝血相关指标变化,发现4周和8周后观察组血浆纤维蛋白原(FIB)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改善的总有效率为50.00％,对照组为14.81％(P＜0.05),2组患者均未出现大出血情况,观察组未发生药物相关不良事件.结论:化瘀丸可以在必要的物理支持治疗外,进一步改善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缓解血瘀证相关症状.

背景 和目的肺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手术仍然是可手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然而,具有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外科治疗可能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因此,对于这类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对手术时机选择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入组患者术前均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肺动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用于PE的评估,进行双下肢静脉超声评估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术后常规行双下肢超声,并视具体情况行CTPA.根据PE发生日期与手术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将患者分为两组:短期PE组(short-term PE,SPE;PE发生在2个月内)和长期PE组(long-term PE,LPE;PE发生超过2个月).术前根据入院时抗凝情况和Caprini评分决定抗凝方案,术后常规进行抗凝治疗.结果 共有34例符合入排标准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手术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15(44.1％)例为SPE组,19(55.9％)例为LPE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吸烟史方面无显着差异.与LPE组相比,SPE组患者腺癌比例(80.0％vs 42.1％)、Ⅱ-Ⅲ期比例(46.7％vs 31.6％)更高,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SPE组患者术后胸管引流量较多(P=0.039),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或转入重症监护室两组无显著差异.术后5(14.7％)例患者发生DVT的复发,其中SPE组有2(13.3％)例,LPE组有3(15.8％)例.PE复发率为8.8％,其中SPE组有1(6.7％)例,LPE组有2(10.5％)例.两组均有1例(6.7％vs 5.3％)患者出现围手术期30天内死亡.结论 PE发生在2个月内,如果PE病情稳定,合并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外科手术治疗是安全可行的.术前需全面认真评估既往有PE病史的肺癌患者的获益和风险,术后应加强抗凝治疗和管理策略.

目的 探究原发性肝癌(PLC)患者术后预防性抗凝治疗能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并探讨术后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9年2月至2021年5月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接受PLC肝切除手术治疗的49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进行预防性抗凝将患者分为抗凝组(287例,术后接受预防性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和常规治疗组(208例).对比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并发症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 495例患者肝切除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30.7％(152/495),按照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感染(9.1％,45/495)、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6.5％,32/495)、出血(6.3％,31/495)、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PHLF;6.1％,30/495)、静脉血栓栓塞症(VTE;2.8％,14/495).抗凝组术后VTE、ARDS、PHLF 发生率均低于常规治疗组[1.4％(4/287)vs 4.8％(10/208)、3.8％(11/287)vs 10.1％(21/208)、3.8％(11/287)vs 9.1％(19/208),均P＜0.05],但两组间术后出血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门静脉高压、肿瘤数量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门静脉高压、术中出血、术中输血、术前降钙素原是PHLF的独立危险因素,腹水、术前胆红素是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后预防性抗凝是VTE、ARDS的独立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 PLC患者肝切除术后预防性抗凝可以降低VTE、PHLF、ARDS的发生风险,且不会增加术后出血风险.年龄、门静脉高压、肿瘤数量、术中出血、术中输血、腹水、术前降钙素原、术前胆红素是PLC患者肝切除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的 构建住院患儿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模型的预测效果.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2年1月—2023年7月在武汉市某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住院且发生VTE的62例患儿作为VTE组,按照1∶4的比例选择同时间段在同科室住院且未发生VTE的248例患儿作为非VTE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风险预测模型,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和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别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及预测效果,采用Bootstrap自助法重抽样1 000次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结果 研究期间,VTE发生率为0.43‰.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ICC留置时长≥3 d、留置完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化疗、ICU住院时长≥4 d、制动时长＞72 h是住院患儿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显示,x2=5.291,P=0.152.Bootstrap自助法重抽样结果显示,模型的灵敏度为0.857,特异度为0.218,ROC曲线下面积为0.823.结论 该研究构建的住院患儿VTE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可为护理人员早期识别VTE高风险患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肺癌患者合并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2年3月至2023年10月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VTE分为VTE组(n=33)和非VTE组(n=37).收集并分析患者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有无差异,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相关变量对肺癌患者发生VTE风险的分层能力.结果 两组WBC、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白蛋白(ALB)、D-二聚体(D-D)、血浆黏度、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及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SII、肿瘤分期(Ⅲ～Ⅳ期)、血浆黏度是肺癌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Khorana评分、SII、改良Khorana评分、NLR、PLR的AUC分别为0.747、0.776、0.866、0.754、0.672.SII对肺癌患者发生VTE的预测效能优于Khorana评分、NLR及PLR.结论 高SII是肺癌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其预测效能优于NLR、PLR、Khorana评分,且可用于优化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用其对肺癌患者发生VTE风险的分层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人群.

目的 探讨高风险脑外伤患者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抗凝时机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收治的高风险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外伤后4～5 d启动抗凝的患者分为A组(n=100),外伤后6～7 d启动抗凝的患者分为B组(n=124),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以及抗凝后脑出血增加、神经功能恶化、再次手术、VTE、其他部位出血、住院时间、病死率等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高风险脑外伤患者脑出血增加及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 A组患者脑出血增加(10.0％vs.3.2％)、再次手术(8.0％vs.1.6％)、神经功能恶化(9.0％vs.2.4％)及病死率(14.0％vs.5.6％)均显著高于B组(P均＜0.05),A组住院时间显著长于B组[d:16.0(13.0,19.8)vs.12.0(11.0,15.8),P＜0.05],两组VTE及其他部位出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B组比较,A组脑出血风险增加(OR=4.715,95％CI 1.316～16.899,P＜0.05),死亡风险增加(OR=3.101,95％CI 1.124～8.551,P＜0.05).结论 高风险脑外伤患者伤后6～7 d启动抗凝VTE发生率低,预后更优,可作为临床抗凝启动时机.

目前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最常用的预防措施是药物预防，但高出血风险限制了部分患者药物预防的应用。单独或联合使用机械预防是高出血风险患者预防VTE的重要方式，但现有主流机械预防中的分级加压弹力袜、间歇充气加压泵、足底静脉加压泵均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接触面积较大导致患者佩戴产生不适，甚至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是一种新型的穿戴式电子设备，被证实可能通过改善局部血流、减少血液淤滞有效预防VTE。临床研究发现NMES联合药物预防可能较单独药物预防在VTE预防中具有更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且单独使用NMES的预防作用不劣于单独使用其他机械预防措施，同时NMES具有佩戴方便、舒适的优点，但国内尚未将其纳入常规机械预防措施。本文将对其在VTE预防中的原理、临床研究进展及前景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