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对日光性角化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与皮肤鳞状细胞癌的认知度的关系。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烟台市烟台山医院皮肤科门诊行光动力治疗的日光性角化病患者46例，依据健康教育方式分为两组，对照组23例，只行光动力治疗和治疗注意事项告知，观察组23例，除光动力治疗和治疗注意事项告知外，给予预防皮肤鳞状细胞癌相关知识宣教。比较两组患者对皮肤鳞状细胞癌的知晓情况。结果:初诊时两组患者各知识点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9， P > 0.05），第1、2次复诊时，两组患者各知识点知晓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4.51、3.06，均 P < 0.05），第1、第2次复诊时知晓率逐渐提高，且均显著高于初诊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6.55、4.06，均 P < 0.05）。观察组患者在遵医治疗、及时就诊、及时复查方面的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4.51、5.00、6.10，均 P < 0.05）。 结论:对日光性角化病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提高了皮肤鳞状细胞癌的知晓率和治疗依从性。

目的:探讨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智能化心身干预方案对中晚期癌症患者疼痛、疲乏、睡眠障碍症状群及不良情绪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9—12月在山西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住院的77例中晚期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病区分为对照组（ n=39）和试验组（ n=38），对照组进行肿瘤疾病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智能化的心身干预。采用中文版简明疼痛评估量表（BPI-C）、中文版简明疲乏评估量表（BFI-C）、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SQI）、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以及患者健康抑郁问卷（PHQ-9）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干预后，两组患者疼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试验组患者干预后疼痛得分与干预前相比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疲乏得分均下降，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干预后试验组疲乏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睡眠、焦虑、抑郁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中晚期癌症患者症状群管理的智能化方案初步证明对患者的疼痛、疲乏、睡眠障碍症状群及心理情绪问题具有一定疗效，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目的:探讨人文关怀式健康教育对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生活质量和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在浙江省荣军医院大桥分部（嘉兴老年病医院）住院治疗的AD患者8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实施人文关怀式健康教育。采用阿尔茨海默病评定量表-认知量表（ADAS-Cog）和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MMSE）评价认知功能；采用巴氏指数（BI）评价自理能力；采用阿尔茨海默病行为病理学评定量表（BEHAVE-AD）评价精神行为症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7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4评价心理状况；采用痴呆患者生活质量量表（QOL-AD）评价生活质量。比较两组干预前后AD患者认知功能、自理能力、精神行为症状、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变化。结果:观察组干预后ADAS-Cog评分（52.46±4.36）分和MMSE评分（25.01±2.46）分，均高于对照组的（43.21±5.45）分和（21.72±2.97）分（ t=8.38、5.40，均 P < 0.05）；观察组干预后BI评分（79.45±4.25）分，高于对照组的（70.94±3.41）分（ t=9.88， P < 0.05）；观察组干预后BEHAVE-AD评分（7.87±1.56）分，低于对照组的（13.24±2.47）分（ t=11.63， P < 0.05）；观察组干预后HAMA评分（13.15±3.08）分和HAMD评分（12.08±4.01）分，均低于对照组的（18.23±2.79）分和（17.32±3.27）分（ t=7.73、6.40，均 P < 0.05）；观察组干预后QOL-AD评分（32.56±2.48）分，高于对照组的（29.07±3.14）分（ t=5.52， P < 0.05）。 结论:人文关怀式健康教育对AD患者效果显著，可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认知功能。

目的:探讨整合心理行为干预对多动症患儿认知功能及P300的影响。方法:采取随机对照研究，选取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2022年3月至2023年9月收治的多动症患儿112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 n=56）、B组（ n=56），A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B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联合整合心理行为干预，两组治疗3个月。观察两组治疗前后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视听整合连续执行测试评分、脑电θ/β比值、P300（潜伏期、波幅）的变化及临床疗效。 结果:治疗后，B组NE、DA分别为（340.83±43.22）ng/L、（1.12±0.25）ng/L，均低于A组的（416.15±48.37）ng/L、（1.30±0.31）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69、3.38，均 P < 0.05）；B组综合注意力商数、综合反应控制商数评分分别为（82.52±14.15）分、（96.34±13.95）分，均高于A组的（75.20±13.83）分、（90.62±15.1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77、-2.08，均 P < 0.05）；B组脑电θ/β比值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2， P < 0.05）；B组P300 Cz区、Fz区潜伏期分别为（346.21±40.52）ms、（344.65±39.52）ms，均短于A组的（376.16±43.04）ms、（369.35±42.16）ms，波幅分别为（7.73±1.80）μV、（7.22±1.73）μV，均大于A组的（5.90±1.15）μV、（5.76±1.12）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79、3.20、-6.41、-5.30，均 P < 0.05）。B组总有效率为94.6%（53/56），高于A组的82.1%（46/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26， P < 0.05）。 结论:整合心理行为干预在多动症患儿中的实施效果良好，可降低患儿的NE、DA水平，提高认知功能，改善脑电θ/β比值、P300。

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强迫思维和(或)强迫行为，通常伴随严重的焦虑、抑郁和社会功能损害。认知行为疗法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强迫症的一线治疗方法。在所有接受循证治疗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缺乏应答，甚至终身患病，属于难治性强迫症。目前，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成为难治性强迫症新的治疗选择，但尚未确定最佳的治疗靶点及可靠的预测因素。本文对强迫症的病理生理机制及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加深对DBS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的认识。

目的:分析正念认知疗法（MBCT）对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研究依据。方法:选取2018年11月—2019年8月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南湖院区神经内科就诊、符合本研究纳入和排除标准的186例A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93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和出院随访，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MBCT干预，连续干预2个月。比较两组患者入组时及干预2个月末的简单精神状况检查量表（MMSE）评分、老年痴呆生活质量量表（QOL-AD）评分。结果:两组患者均完成本研究的干预和评价过程，无退出病例。研究组患者干预2个月后的QOL-AD总分及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患者干预2个月后的MMSE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针对AD患者开展单次8周的MBCT干预，能够有效提升生活质量，但对于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仍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随着人口迅速的老龄化，老年癫痫很可能成为最常见的癫痫形式之一。近年来，第三代抗癫痫药物拉考沙胺、吡仑帕奈、布瓦西坦、醋酸艾司利卡西平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癫痫发作的单一治疗和（或）辅助治疗。文中总结了老年癫痫患者使用第三代抗癫痫药物的疗效及耐受性，阐述了药物对认知及情绪的影响、药物间相互作用等，旨在为临床医生选择第三代抗癫痫药物提供可靠的依据。

目的:观察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PSCI)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80例PSCI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40例。2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干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辅以传统认知训练，观察组则采用暨南大学自主研发的V1.0版语言认知系统进行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2组患者均持续治疗4周。于治疗前、治疗4周后分别采用蒙特利尔认识评估量表(MoCA)对2组患者各项认知功能进行评定。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定向能力、延迟回忆、注意及计算能力评分及总分[分别为(5.59±0.97)分、(3.20±1.03)分、(4.02±0.78)分和(20.46±4.14)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水平[分别为(4.79±1.23)分、(1.47±1.06)分、(2.32±1.04)分和(17.18±4.28)分]，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2组患者在视空间及执行功能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P<0.05)；治疗后2组患者在复述能力、抽象能力方面均无明显改善( P>0.05)。 结论:采用V1.0版语言认知系统进行计算机辅助认知训练能进一步改善PSCI患者认知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该疗法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推广。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相关性胃肠炎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加深对该疾病的认知，避免误诊、漏诊。方法:收集2020—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诊治的抗PD-1相关性胃肠炎3例。分析其临床特点、病理形态学特征，电话随访患者。结果: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63、39和73岁，此前均因恶性肿瘤免疫治疗而出现胃肠道症状。内镜检查2例表现为全结肠炎，1例表现为胃窦巨大溃疡并累及幽门管。显微镜下观察3例均主要表现为上皮明显萎缩、变薄，黏膜固有层大量中性粒细胞弥漫浸润，隐窝/腺腔内微脓肿形成，腺体减少及结构改变（分支、扭曲），部分腺体可有明显扩张。此外，2例局部区域还可见慢性炎症特征（如淋巴细胞、浆细胞增多）。3例行巨细胞病毒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均为阴性。结合病史及形态学，3例均诊断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针对上述诊断，对3例患者的治疗方案均为停止抗PD-1治疗和使用皮质类固醇，并进行了临床随访。3例患者的胃肠道症状均明显改善，腹泻症状得到了缓解。结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临床上并不罕见，然而，病理医师对它缺乏足够关注及认识，结合临床病史及病理形态学特征，应当想到该疾病，避免误诊、漏诊。

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作为一种独特的、可识别的异常哀伤，具有高致残率、高共病率和高自杀风险，对其开展积极的诊治尤有必要。截至目前，国内外PGD相关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在发病机制、早期干预和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国内相关的综述报告较少，本文通过复习国内外既往有关PGD的文献，定性综述了PGD发病机制、早期干预与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旨在为我国PGD的临床识别与处理，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研方向提供初步循证依据。研究发现，PGD的发生发展涉及神经奖赏通路和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改变。现有的循证依据暂不支持结构化心理干预策略在一般丧亲者中进行早期干预的应用，但在严重急性哀伤者中，积极的心理干预仍然必要。PGD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认知行为治疗目前被认为是PGD首选治疗方案。截至目前，有关PGD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领域应当聚焦于基于PGD发展图谱，全面认识PGD的发生发展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