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腹腔镜技术治疗老年急性肠梗阻患者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方法 采用前瞻性双中心单臂临床研究方法.选择 2017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龙游县人民医院和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接受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 441 例急性肠梗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10 例患者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术后给予机械通气、无创呼吸、持续性低流量吸氧,雾化吸入、扩张支气管治疗.12 例患者伴慢性肾脏疾病(CKD),术后给予血液透析治疗.441 例患者接受腹腔镜探查、小肠减压术、确定性手术,术后采用静脉营养、使用抗菌药物、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10 U/kg).观察术前、术后、出院时患者血气分析(伴COPD)、肾功能(伴CKD)、体质量和体质量指数(BMI)、并发症及预后情况.结果 441 例老年性肠梗阻患者中男性 240 例,女性 201 例;病程(74.2±6.4)h,BMI为(25.4±6.7)kg/m2.束带黏连280例行肠黏连松解术;小肠坏死87例,小肠脂肪血管瘤19例,行小肠切除吻合术;闭孔疝 21 例,行疝修补术;小肠柿石 34 例,行小肠切开取柿石术.10 例COPD患者,术后血气明显改善,动脉血氧分压(PaO2)较术前明显升高[mmHg(1 mmHg≈0.133 kPa):80.3±3.3 比 72.6±2.7,P＜0.01],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较术前明显降低(mmHg:35.7±3.6 比 47.6±1.3,P＜0.01),4 例死于Ⅱ型呼吸衰竭,6 例患者出院时PaO2[(77.4±6.7)mmHg]较术后明显降低(P＜0.01),PaCO2[(42.1±5.2)mmHg]较术后明显升高(P＜0.01).12 例伴CKD患者,术后尿素氮(BUN)和血肌酐(SCr)均较术前明显升高[BUN(μmol/L):79.5±8.5 比 18.8±4.7,SCr(μmol/L):312.7±12.1 比 138.4±9.7,均P＜0.01],2 例死于肾衰竭,8 例出院时BUN[(9.2±0.7)μmol/L]和SCr[(112.5±3.8)μmol/L]均较术后明显降低(均P＜0.01).术前、术后与出院时BMI和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BMI(kg/m2):25.4±6.7、24.9±3.9 比 23.9±3.5,体质量(kg):74.2±6.8、73.7±3.3比72.8±4.6,均P＞0.05].435例患者痊愈出院,均无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肠漏、切口裂开、切口感染.结论 采用腔镜探查、肠道减压、确定性手术、治疗基础疾病以及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等策略,治疗老年急性肠梗阻患者,是安全且可行的.

通过系统查阅文献资料、德尔菲专家函询及专家论证，制订了《儿科门诊雾化吸入护理实践专家共识》，最终形成包含环境布局、感染管理、人员管理、常用药物、装置设备、护理操作6个主题的共识规范，以期为我国儿科门诊雾化吸入治疗的护理及管理提供指导和参考，规范儿童雾化吸入护理相关操作。

家庭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安全用药的重要环节，然而往往容易被忽视。解热镇痛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雾化吸入药物等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常用药物，仍普遍存在用药不当现象。掌握合理用药原则、明确药物使用注意事项、正确阅读或理解药品说明书和药品处方信息、注意药品储存要点等在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用药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提升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用药管理水平，提高家庭成员用药健康素养，特组织呼吸相关领域专家、临床医师以及药师以家长为目标人群制定本共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目前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尚无确切有效的特异性治疗药物。临床上应用较多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磷酸氯喹、阿比多尔、雾化α-干扰素、利巴韦林等，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确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潜在治疗药物，包括IL-6单克隆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1/2抑制剂、细胞治疗药物等，可能对COVID-19有效，值得大家关注。本文将就这些药物进行综述。

目的:观察复方肿节风雾化剂对慢性咽炎模型大鼠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将60只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组、模型组、阳性药物组及复方肿节风雾化剂低、中、高剂量组，每组10只。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采用咽部注射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group A beta-hemolytic streptococcus, GAS)法建立细菌性慢性咽炎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复方肿节风雾化剂低、中、高剂量组分别用2.33、4.66、9.32 g/kg复方肿节风雾化剂进行超声雾化，正常组与模型组予同体积生理盐水雾化，阳性药物组腹腔注射氨苄西林钠0.93 g/kg，1次/d，连续干预14 d。采用HE染色法检测咽部黏膜病理形态学改变，ELISA法检测血清TNF-α、IL-1β、IL-6水平，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法检测咽部黏膜组织TLR-4、髓样细胞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88, MyD88)、NF-κB p65蛋白表达，RT-qPCR法检测咽部黏膜组织TLR-4、MyD88、NF-κB p65 mRNA表达。结果:HE染色显示，复方肿节风雾化剂各剂量组随药物剂量升高，炎性细胞浸润情况逐步缓解；与模型组比较，阳性药物组及复方肿节风雾化剂低、中、高剂量组大鼠血清TNF-α、IL-1β、IL-6水平降低( P<0.05)，咽黏膜组织TLR-4、MyD88、NF-κB p65蛋白积分光密度值降低( P<0.05)；阳性药物组及中、高剂量组大鼠咽黏膜组织TLR-4[(1.17±0.41)、(2.44±1.06)、(1.25±0.34)比(3.87±1.43)]、MyD88[(1.15±0.53)、(1.75±0.36)、(1.09±0.14)比(2.44±0.19)]、NF-κB p65[(1.97±0.51)、(2.64±0.26)、(2.31±0.44)比(5.08±0.34)]mRNA表达降低( P<0.05)。 结论:复方肿节风雾化剂可通过抑制慢性咽炎模型大鼠TLR-4、MyD88、NF-κB p65表达来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从而发挥抗炎作用。

目的:探讨基于多索茶碱血药浓度监测的剂量调整对该药与特布他林联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安全性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选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住院并需要使用多索茶碱注射液和/或特布他林雾化液治疗的患者。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分为3组：多索茶碱组、特布他林组和多索茶碱联合特布他林组（联合用药组）。3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及对症处理，多索茶碱用法用量为300 mg静脉滴注、1次/d，特布他林为2 ml（5 mg）雾化吸入、3次/d，疗程为7~14 d。比较3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1级不良反应者多索茶碱剂量调整为250 mg静脉滴注、1次/d，2级者剂量调整为200 mg静脉滴注、1次/d，≥3级者停用多索茶碱。比较多索茶碱组和联合用药组患者剂量调整前后多索茶碱血药浓度、不良反应减轻或消失者占比、住院时间和治疗有效率。结果:纳入研究的患者共6 582例，多索茶碱组1 438例，男性793例，女性645例，年龄（61±11）岁；特布他林组2 217例，男性1 281例，女性936，年龄（60±15）岁；联合用药组2 927例，男性1 644例，女性1 283例，年龄（63±12）岁。3组患者性别、年龄分布和基础疾病、合并疾病及合并用药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13.1%（189/1 438）、8.9%（197/2 217）和21.2%（620/2 927），联合用药组高于多索茶碱组（ χ 2=41.271， P<0.001）和特布他林组（ χ 2=142.766， P<0.001），多索茶碱组高于特布他林组（ χ 2=16.738， P<0.001）。联合用药组震颤、头痛发生率均高于单独用药的2组（ P<0.001）；高血糖发生率高于多索茶碱组（ P=0.003）；失眠发生率高于特布他林组（ P<0.001）；心动过速发生率高于特布他林组（ P<0.001）；恶心发生率低于多索茶碱组（ P<0.001），高于特布他林组（ P<0.001）；情绪异常发生率高于特布他林组（ P=0.017）。3组均未发生≥3级不良反应，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中1级和2级不良反应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1.097， P=0.578）。联合用药组和多索茶碱组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剂量调整前多索茶碱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调整后血药浓度均降低（均 P<0.001），且联合用药组低于多索茶碱组[（8.38±2.19）μg/ml）比（10.64±2.55）μg/ml， P<0.001]；联合用药组不良反应消失或减轻者占比高于多索茶碱组[40.81%（253/620）比30.16%（57/189， P=0.008）]，住院时间短于多索茶碱组[（10±2）d比（15±3）d， P<0.001]，治疗有效率高于多索茶碱组[531（85.65%）比136（71.96%， P<0.001）。 结论:多索茶碱注射液与特布他林雾化液联用时，通过多索茶碱血药浓度监测控制该药血药浓度在（8.38±2.19）μg/ml，既可提高疗效，又可提高联合用药的安全性。

肺移植与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中，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IFD)发病率分别为16.4%~60.0%和8.8%~14.0%。霉菌感染常常在病灶局部形成包裹性厚壁脓肿脓腔，或部分抗霉菌药物血药浓度偏低，亦或患者不能耐受某些抗霉菌药物的不良反应，从而影响肺部霉菌病的药物治疗效果。经支气管镜喷注药物(内镜注药)是肺移植与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肺部霉菌病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染病灶在影像学上存在明确的局属引流支气管是内镜注药的主要适应证。在全身使用有效抗霉菌药物条件下，以雾化吸入抗霉菌药物作为诱导，再将抗霉菌药物溶液准确喷注至病灶，后续再以全身使用抗霉菌药物维持，可以帮助部分患者达到临床缓解、影像学缓解、微生物学缓解或霉菌病灶的非手术"自截"，实现最适度的转归。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推荐了3种抗病毒药物，包括干扰素α（雾化吸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口服）和利巴韦林（静脉输注）。另外，一种尚未上市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也在我国展开了临床试验。本文主要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利巴韦林在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等治疗中的安全性数据以及瑞德西韦在动物实验、Ⅰ期临床试验、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临床试验中的安全性数据及用于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初步数据进行简要综述，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需及时给予有效的抗真菌治疗，但常规抗真菌药物效果欠佳，且价格贵、疗程长、不良反应大、耐受性差。抗真菌药物的下呼吸道局部应用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经口鼻雾化吸入和经支气管镜局部灌注。下呼吸道局部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肺真菌感染已显现出良好的临床疗效。本文将对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下呼吸道局部药物治疗的现状及进展进行阐述。

患儿，男，12个月，因"鼻塞流涕伴夜间呛咳4 d"在外院诊断为"急性鼻炎"，予以雾化吸入及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患儿流脓涕逐渐增多，易哭闹，反复揉鼻，进食差，夜间反复呛咳。为求进一步诊治于2022-06-25就诊于亳州市人民医院，门诊行鼻内镜检查见患儿鼻黏膜水肿、右侧鼻腔深处大量脓性分泌物附着（图1A）。鼻咽部CT检查示：右侧鼻咽部骨质密度影，考虑鼻咽部骨性异物可能性大（图1B）。反复询问患儿发病前的饮食生活情况，家属诉发病前4 d有喂食鸡肉史，当时有短暂呛咳，但无其他不适，故未予重视，之后患儿开始逐渐出现上述症状。结合患儿病史及CT检查，高度怀疑鼻咽部异物，遂安排急诊入院并于当日在全麻下行鼻内镜下右侧鼻腔探查+异物取出术，术中见右侧鼻腔大量脓涕，予以清理并用含适量肾上腺素的生理盐水棉片充分收敛鼻腔黏膜后见鼻咽部有一骨性异物，大小约1.8 cm×0.6 cm，推入口腔后经口腔顺利取出。生理盐水反复冲洗鼻腔及鼻咽部，观察鼻腔及鼻咽部黏膜无明显损伤及新生物。患儿术后禁食水4 h，第2天顺利出院。随访患儿未再出现鼻塞流涕及夜间呛咳，鼻内镜检查鼻腔通畅、鼻咽部黏膜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