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HFpEF)占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患者的50％左右,因其临床表型多样,合并多种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已成为研究的重点.循证学证据证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ARB)、β受体阻滞剂、盐皮质受体拮抗剂、地高辛等药物在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HFrEF)中可改善患者预后,控制症状,但与HFrEF不同的是,HFpEF患者应用这些药物并未获益.

目的:探讨慢性心力衰竭病人认知功能障碍对随访终点事件的影响.方法:纳入2016年1月-2020年6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慢性心力衰竭病人495例,根据是否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分为两组,分析两组基线临床特征资料和随访终点事件情况,采用多因素法评价认知功能障碍对病人随访终点事件发生的影响.结果:认知功能障碍组年龄、女性比例、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Ⅲ级或Ⅳ级比例、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比例及合并缺血性心脏病比例明显高于非认知功能障碍组(P＜0.05);认知功能障碍组体质指数、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比例、拥有医保比例、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史比例、心脏器械置入史比例、心脏外科手术史比例、服用β受体阻滞剂比例及服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比例均明显低于非认知功能障碍组(P＜0.05);认知功能障碍组随访1年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相关死亡率及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认知功能障碍组(P＜0.05).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功能障碍是慢性心力衰竭病人随访1年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相关死亡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认知功能障碍是慢性心力衰竭病人随访1年MACC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慢性心力衰竭病人预后较差,更易出现全因死亡、心血管相关死亡及MACCE.

目的: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院内并发1型心肾综合征（CRS1）的危险因素，同时联合相关危险因素构建联合预测因子并评价其的预测价值。方法:该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连续纳入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的AMI患者，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并发CRS1分为CRS1组和无CRS1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最邻近匹配法对CRS1组和无CRS1组患者进行1∶1匹配，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评分值。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MI患者并发CRS1的危险因素，通过logistic的模型方程进行转换构建联合预测因子，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联合预测因子的曲线下面积（ AUC）值及最佳截断值。采用Python 3.8软件对建模样本进行十折交叉验证。 结果:该研究共纳入942例AMI患者，其中并发CRS1者113例（CRS1组），未发生CRS1者829例（无CRS1组）。将CRS1组和无CRS1组患者进行1∶1匹配后，最终匹配成功的患者两组各99例。倾向性匹配后两组患者的基线年龄、性别、心率、平均动脉压、有糖尿病史者占比、有高血压病史者占比、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者占比、心肌缺血时间以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及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CRS1组患者对比剂用量与无CRS1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66），两组患者心肌肌钙蛋白I（cTnI）峰值、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白细胞计数、基础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白蛋白及血红蛋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线eGFR降低以及NT-proBNP、cTnI峰值和白细胞计数升高是AMI患者并发CRS1的独立危险因素（ P均<0.05）。通过对logistic的模型方程进行转换得到联合预测因子的计算公式，即L 联合= 0.031×cTnI+0.000 2×NT-proBNP-0.024×eGFR+0.254×白细胞计数，其中L 联合表示联合预测因子。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cTnI峰值、NT-proBNP、基础eGFR、白细胞计数、联合预测因子的 AUC分别为0.76、0.85、0.79、0.81、0.92（ P均<0.05），联合预测因子的截断值为2.6。模型十折交叉验证后ROC曲线 AUC为0.89。 结论:基线eGFR降低以及NT-proBNP、cTnI峰值、白细胞计数升高是AMI患者院内并发CRS1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这4种生物标志物构建的联合预测因子对AMI患者并发CRS1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了解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应用现状。方法:研究基于"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对我国西南地区35~75岁成年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心血管健康资料，检出高血压患者，并收集患者服用降压药物的名称、服药剂量和频率。分析不同特征亚组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使用情况和个体影响因素，常用药物类型和联合用药组合模式。结果:共394 957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高血压患者159 014名，年龄为（58.8±9.5）岁，男性占40.2 %，29.8 %的患者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30 445名患者上报了具体用药信息，其中22.5 %接受了联合用药治疗，在不同年龄、性别、血压水平及心脑血管病史组别中联合用药比例基本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事件、肥胖、糖尿病的患者更可能接受联合用药治疗，而家庭年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联合用药的可能性较低。单药治疗以钙拮抗剂为主（58.6 %），联合用药以使用传统复方制剂最常见（31.4 %），其次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钙拮抗剂（22.4 %）；冠心病患者的联合用药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为主。 结论: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率低，降压药物的使用仍然存在不规范之处，联合用药率亟待提高。

目的:探究我国真实世界中，于不同地域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对二级预防用药的依从性及其长期预后。方法: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优选方案（OPT-CAD）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本研究选取OPT-CAD研究中诊断为ACS且行PCI治疗的患者。以长江一线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根据患者就诊医院的地理位置分南方组和北方组。为减少选择偏倚和潜在的混杂因素，两组间患者根据倾向性评分按1∶1最临近匹配法匹配。主要终点为患者出院后60个月随访期间发生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卒中的复合终点；次要终点为60个月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以及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2、3、5型出血。记录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二级预防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他汀类、β受体阻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ACEI/ARB）等。匹配前后均比较两组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及临床事件发生率。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049例ACS患者，其中南方组共1 958例患者，北方组共5 091例。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南方组和北方组各1 324例。匹配前，北方组患者中吸烟、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有既往史（心肌梗死、PCI及卒中）和冠心病家族史的比例较南方组高（ P均<0.05）。北方组复杂病变、弥漫病变、小血管病变和血栓病变占比均高于南方组（ P均<0.05）。出院后60个月，南方与北方组的抗血小板治疗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其中南方组患者使用氯吡格雷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9.8%（130/1 324）比1.1%（14//1 324）］，而北方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南方组［（67.4%（893/1 324）比46.5%（616/1 324）］。其他二级预防用药的使用上，南方组患者接受β受体阻滞剂［24.5%（325/1 324）比16.8%（222/1 324）， P<0.001］及ACEI/ARB［19.4%（257/1 324）比10.0%（133/1 324）， P<0.001］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匹配后，北方组出院后60个月MACCE［8.4%（111/1 324）比6.2%（82/1 324）， P=0.030］和BARC2、3、5型出血［6.0%（80/1 324）比4.0%（53/1 324）， P=0.016］发生率高于南方组。 结论: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PCI术后的ACS患者伴合并症和危险因素的比例较高，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复杂，对药物依从性较差，预后也相对较差。

报道3例患者均为男性，其中1例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2例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年龄分别为28、32、21岁；2例行同胞全合造血干细胞移植，1例行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3例患者分别在移植后6、16、9个月开始出现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升高，白细胞、血小板基本正常，无脾大，均排除了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的原因，期间复查骨髓形态均未见红系增生，基因检测BCR-ABL（P210、P230、P190及变异型）阴性，JAK2第617氨基酸位点、JAK2第12外显子、CALR第9外显子、MPL第515氨基酸位点未突变。3例患者均患有高血压病，1例口服氨氯地平，2例口服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降压治疗。截至2022年12月，3例患者红细胞增多持续时间分别为6年3个月、4年7个月、5年3个月，均无自发缓解趋势。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红细胞增多是一种罕见的并发症，既往文献结果表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受体的移植后红细胞增多症机制可能不同于其他移植受体。

目的:评估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PHC)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方法:2016年9月至12月，通过对京津冀地区43个区县327个基层卫生机构提取客观文件、对机构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对心血管疾病诊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药物可及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⑴基础设施和服务：3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和100.0%的乡镇卫生院(THC)可提供住院服务，20.5%的村卫生室(VC)不能检测血糖，98.1%的VC不能检测血脂；⑵人力资源：19.6%的CHC、THC、社区卫生服务站(CHS)医生学历在大专以下，32.4%的VC村医学历在中专以下，56.3%的CHC、THC和CHS，以及99.5%的VC没有为非在编职工提供法定的"四险一金"，30.0%的乡村医生已经超过60岁；⑶信息化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率在CHC、THC、VC中分别为40.0%、41.7%、0；⑷药物可及性：71.9%的基层机构备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s/ARBs)、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CCBs)、利尿剂全部四类常用抗高血压药物，2.1%的基层机构没有其中任何一种。结论: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整体较好，但仍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医生薪酬待遇，提升基层医生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城乡卫生资源布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提高三省市基层医药供应系统的协同性等方面需继续努力。

Alport综合征是最常见的遗传性肾脏病之一，由Ⅳ型胶原基因突变所致，其遗传方式复杂，临床表现多样，病情重者将快速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对Alport综合征遗传谱系、临床治疗方法的有效性以及疾病预后预测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本文旨在介绍Alport综合征的诊治最新进展，以提升其早期诊断与规范化治疗水平。

目的:基于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构建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足发病风险预测模型。方法:利用宁波市鄞州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纳入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18岁新发2型糖尿病患者，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使用LASSO回归模型和双向逐步回归模型分别筛选危险因素，并进行模型对比。使用净重新分类指数、综合判别改善指数以及一致性指数作为模型比较的指标。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并绘制列线图，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作为模型验证的区分度评价指标，绘制校准曲线检验其校正能力。结果:LASSO回归模型与双向逐步回归模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选取较优的双向逐步回归模型作为最终模型。纳入的因素包括发病年龄、性别、糖化血红蛋白、估计肾小球滤过率、服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药物及吸烟史。训练集中预测5年和7年糖尿病足发病风险的AUC值（95% CI）分别为0.700（0.650~0.749）和0.715（0.668~0.762），测试集为0.738（0.667~0.801）和0.723（0.663~0.783）。校准曲线与理想曲线较为接近，模型区分度和校准度均较好。 结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便捷易用的糖尿病足发病风险预测模型并划分了风险分层，模型的可解释性强，区分度良好，校准度较优，可以用于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的发病预测，为医生在临床中对糖尿病足发病风险的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调查门诊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4种老年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现状。方法:对北京市医保中心数据库中2017年7月至9月就诊的老年（≥65岁）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门诊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纳入患者至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4种慢病中的一种，首次就诊时用药品种数≥5种为多重用药，<5种为非多重用药。以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对共病数目及严重程度进行量化，按照患者预后情况分为0、1、2和≥3分（4级），数值越大严重程度越重。以2015版Beers标准为判断依据，采用普华和诚处方点评系统识别潜在不适当用药（PIM）问题。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05 608例患者，中位年龄74（65~107）岁，204 219例（50.35%）为女性；按患者用药种数分为多重用药组（113 594例，28.01%）和非多重用药组（292 014例，71.99%）。多重用药组CCI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 P<0.001），多重用药组评分为1、2及≥3分者占比均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在共病方面，多重用药组4种慢病患者的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均 P<0.001）。在伴随疾病中，多重用药组高脂血症、认知功能障碍、心力衰竭及骨质疏松者占比均大于非多重用药组（均 P<0.001）。在就诊行为方面，多重用药组中位就诊次数高于非多重用药组[2（1，3）次比1（1，2）次， P<0.001]。在药品使用不适宜性评价方面，多重用药组存在PIM患者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包括重复用药[4.60%（5 227/113 594）比1.54%（4 486/292 014）]、存在禁忌证[2.97%（3 376/113 594）比1.13%（3 294/292 014）]、存在相互作用[6.51%（7 399/113 594）比1.94%（5 658/292 014）]和缺乏适应证[22.39%（25 432/113 594）比13.54%（39 543/292 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在药品使用类别方面，多重用药组被处方最多的药品类别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羟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68 318例，60.14%）、二氢吡啶类（60 951例，53.66%）、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45 050例，39.66%）、β受体阻滞剂（25 675例，22.60%）和磺酰脲类（16 023例，14.11%）。 结论: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4种老年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现象普遍，多重用药老年患者所患疾病更严重，存在的PIM问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