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分析岩部胆脂瘤的病变特点、手术方式和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9月至2017年12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科收治的39例随访时间超过3年、资料完整的颞骨岩部胆脂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3例，女性16例，年龄12~71岁，中位年龄37岁，总结分析其病变分型、手术方式、面听神经功能以及术中、术后并发症等。结果:本组患者中先天性岩部胆脂瘤5例，获得性岩部胆脂瘤34例。常见临床症状分别为听力下降（100%，39/39）、耳溢液/流脓（89.7%，35/39）以及面神经麻痹（46.2%，18/39）。按Sanna分型，迷路上型岩部胆脂瘤14例，其中3例采用耳蜗径路、6例采用耳囊径路、5例采用迷路径路；迷路下型岩部胆脂瘤10例，其中8例采用岩骨次全切、1例采用耳囊径路、1例采用迷路径路；广泛型岩部胆脂瘤10例，其中7例采用耳蜗径路、3例采用耳囊径路；迷路下-岩尖型岩部胆脂瘤5例，其中2例采用耳蜗径路、2例采用耳囊径路、1例行耳内镜辅助颞下窝B型径路。面神经受累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广泛型（6/10）、迷路上型（8/14）、迷路下-岩尖型（2/5）、迷路下型（2/10）。19例术中涉及面神经手术操作，3例行面神经全程减压，4例行面神经改道吻合，4例行面神经耳大神经移植，1例行面神经-舌下神经吻合，面神经移位者7例。18例患者术前面神经受累，术后14例面神经功能得以改善，术后面神经功能改善率为77.8%（14/18）。手术多采用颞侧入路，骨导听力保存率为50.0%（14/28）。术中5例发生脑脊液漏，给予肌肉填塞并封腔处理；2例因病变粘在乙状窦和颈静脉球表面较难剥离，术中予以填塞并结扎乙状窦。术后2例患者出现面肌联动。术后随访40~115个月，无复发病例。结论:颞骨岩部胆脂瘤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早期诊断具有一定难度。应根据病变类型及面听神经功能，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以达到在彻底清除病变的同时，保护重要神经和血管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和复发率。

目的:观察不同程度根管填充治疗牙体牙髓病对患者疼痛程度、应激反应和咀嚼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于舟山医院口腔科治疗的牙体牙髓病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给予超量根管填充，研究组给予适量根管填充。治疗前、后检测两组患者皮质醇（Cor）、促肾上腺皮质激（ACTH）、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10（IL-10）水平以及两组患者咬合力、牙龈指数、咀嚼效率，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价两组患者疼痛情况，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研究组患者IL-1β［（23.66±6.94）μg/L］、Cor［（129.61±27.18）μg/L］、ACTH［（14.58±4.11）ng/L］均低于对照组的（31.31±10.13）μg/L、（147.93±30.26）μg/L、（17.16±5.04）ng/L（ t=4.82、3.45、3.07，均 P < 0.05）；研究组IL-10［（65.19±16.06）ng/L］高于对照组的（56.61±15.52）ng/L（ t=2.97， P < 0.05）；研究组咬合力［（127.53±33.20）1bs］、咀嚼效率［（84.73±20.65）%］均高于对照组的（115.25±30.12）1bs、（75.49±18.14）%（ t=2.12、2.60，均 P < 0.05）；研究组患者牙龈指数［（0.44±0.12）］、VAS［（2.73±0.81）分］均低于对照组的（0.44±0.12）、（2.73±0.81）分（ t=7.92、2.66，均 P < 0.05）；研究组总有效率（96.67%）高于对照组（81.67%）（χ 2=5.52， P < 0.05）。 结论:适量根管填充治疗牙体牙髓病患者，临床效果明显，可降低应激反应，抑制炎症，缓解患者疼痛并提升患者咀嚼功能。

骨窗技术是指在病变表面完整的骨板上进行切割以形成骨窗和游离骨块，从而获得手术入路，并在手术最后阶段将脱位的骨块重新放置到原位的手术方法。在显微根尖手术中应用此技术有改善手术视野和可操作性、减少术后骨缺损、促进病变区域骨愈合、维持颌骨轮廓完整性等优势。在手术过程中，准确定位和制备骨窗是进行后续操作的重要前提，但在术区位置靠后或病变表面骨皮质厚而完整等情况下完成此步骤较困难，同时游离骨块复位后能否稳定在原位也与手术预后密切相关，数字化导航技术和骨腔填塞材料的辅助应用可能有助于改进骨窗技术，为疑难病例患牙的保留提供更多可能。

目的:调研泌尿外科医生对前列腺癌去势治疗中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的现有认知、治疗模式，以及临床实践中的未满足需求。方法:2020年7—8月对中国七大地区(北部、东北、东部、南部、中部、西南、西北)163家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进行问卷调研，纳入标准为主治或以上职称、有GnRH-a处方经验并有意愿参与研究的泌尿外科医生。问卷涉及前列腺癌患者基本资料、药物去势(含GnRH-a)使用情况及GnRH-a治疗的未满足需求(应用5分Likert量表评价)。本研究拟收集调研问卷300份，采用自填式结构化电子问卷收集数据。结果: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3 886份，收回符合纳入标准的问卷共410份，剔除110份未完成的无效问卷，共300份有效问卷被纳入分析。每名受访者月均诊治的前列腺癌患者中，接受药物去势治疗的患者数量为(12±8)例。使用1个月剂型GnRH-a的比例高于3个月剂型[(62.0±24.7)%与(38.0±24.7)%]。49.3%(148/300)的受访者表示接受GnRH-a治疗的患者主要随访频率为每月1次。决定随访频率的主要因素为GnRH-a注射频率(31.3%，94/300)、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频率(27.7%，83/300)和药物有效性(26.0%，78/300)。治疗依从性方面，46.0%(138/300)的受访者认为超过70.0%的前列腺癌患者能够完全按照医嘱用药。在决定处方何种GnRH-a药品时，受访者主要考虑的因素为不同治疗方案疗效(92.0%，276/300)、药物不良反应(85.7%，257/300)、经济负担(76.7%，230/300)和注射频率(61.3%，184/300)。受访者认为GnRH-a治疗仍有改善需求的方面前4位依次为有效性[(4.04±0.93)分]、经济负担[(3.93±0.84)分]、药物不良反应[(3.90±0.90)分]和注射频率[(3.60±0.93)分]。受访者认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前4位因素依次为疼痛[(4.09±0.94)分]、心理压力[(3.61±0.90)分]、药物不良反应[(3.46±0.89)]分和频繁注射GnRH-a引起的不适[(3.34±0.91)分]。结论:我国泌尿外科医生希望在应用GnRH-a治疗前列腺癌过程中降低注射频率，在现有治疗的基础上提高治疗有效性，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和药物不良反应，以改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依从性和有效性。

目的:观察前房灌注经瞳孔硅油取出联合晶状体超声乳化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临床效果。方法:对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溧阳市中医医院25例(25眼)硅油填充眼并发性白内障行前房灌注经瞳孔硅油取出联合晶状体超声乳化人工晶状体植入术，观察术中术后并发症、手术耗时及术后视力。术后随访3～6个月。结果:25例硅油全部顺利取出，无硅油残留。随访末期视力≥0.1者18眼(72.00%)，优于术前的5眼(2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607， P＝0.000)。无复发性视网膜脱离、角膜内皮失代偿或人工晶状体脱位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前房灌注经瞳孔硅油取出联合晶状体超声乳化术治疗硅油填充眼并发性白内障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应用决策树模型评估超声造影对不典型子宫腺肌病与子宫肌瘤的鉴别诊断效能。方法:选取分析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行常规超声检查回报难以鉴别不典型子宫腺肌病及子宫肌瘤患者540例，最终纳入超声造影检查患者95例，其中经病理证实子宫腺肌病64例，子宫肌瘤31例。分别统计子宫腺肌病组和子宫肌瘤组定性分析以及时间－强度曲线(TIC)定量分析数据，包括造影剂进入病灶的时相差异性，即造影剂开始进入病灶时间与最终造影剂全部填充病灶的时间差值。首先通过单因素、多因素分析筛选出纳入决策树模型指标，分别建立基于定性分析指标、基于定性与TIC分析决策树模型，进一步评估两者诊断效能。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定性分析指标中病灶起始增强模式、增强强度、病灶内造影剂分布、造影后病灶边界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TIC分析指标中造影剂进入时间(AT)、造影剂达峰时间(TTP)、ΔAT、ΔTTP的绝对值(|ΔAT|、|ΔTTP| )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病灶时相差异性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进一步筛选后纳入模型，最终得到基于定性分析决策树模型准确率和误判率分别为87.40%、(17.90±3.90)%，基于定性与TIC分析决策树模型准确率和误判率分别为90.50%、(21.10±4.20)%；根据两种模型绘制ROC曲线，得到基于定性分析模型与基于定性与TIC分析模型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15、0.931。 结论:根据超声造影图像分析建立的决策树模型对于鉴别诊断不典型子宫腺肌病与子宫肌瘤有较高价值。

目的:了解中国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DCD）的患病率及其在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中的分布，为其早期预防、诊断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于2016年6—10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中国7个地理区域的8个城市的20所幼儿园及10所小学3~10岁的儿童共1 887名，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由儿童的父母填写基本情况调查表，采用儿童运动能力成套评估量表第2版对儿童的运动能力进行评估。按年龄、性别、体质指数、是否为独生子女及家庭结构分组，采用χ2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比较不同组间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结果:共纳入1 887名儿童，学龄前儿童（3~6岁）1 110名（58.8%），学龄儿童（7~10岁）777名（41.2%）；男982名（52.0%），女905名（48.0%）。确诊DCD者占5.5%（104例），疑似DCD患儿占10.4%（197例），运动发育正常儿童占84.1%（1 586名）。不同地区儿童的DCD确诊率、疑似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17.342、4.877， P=0.137、0.560），总运动协调能力得分（ F=2.759， P<0.05）和各维度能力（手部灵活性、定位与抓取、平衡性， F=9.276、5.277、3.706，均 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学龄前期儿童DCD确诊率明显高于学龄儿童（χ2=11.891， P<0.01）。女童的运动协调能力总分、手部灵活性和平衡性均显著优于男童（均 P<0.01），男童的定位与抓取能力显著优于女童（ P<0.01）。男童的DCD确诊率高于女童［7.1%（70/982）比3.8%（34/905），χ2=28.508， P<0.01］。超重（体质指数>18 kg/m2）儿童总运动协调能力、手灵巧度、平衡能力均显著低于体重正常（体质指数≤18 kg/m2）儿童（均 P<0.01），DCD疑似率显著低于体重正常儿童（χ2=4.369， P<0.05）。不同家庭结构的总运动协调能力和DCD确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非独生子女的总运动协调能力、平衡能力均优于独生子女（均 P<0.05）。 结论:中国儿童运动协调能力发展较好，存在地域、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和家庭结构间的差异。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目的:探讨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SWE)在急性睾丸扭转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30只白兔随机分成对照组(S组)、完全扭转组(C组)和不完全扭转组(U组)并建立相应模型。各组术前、术后均行灰阶及彩色多普勒超声、SWE及超声造影(CEUS)检查，记录睾丸被膜区域、睾丸实质、精索扭转段及扭转下段的弹性模量平均(Emean)值及超声造影参数，实验结束取术侧睾丸行病理检查。结果:术前各组相应部位Emean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组术后各时段相应部位Emean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U组术后睾丸被膜区域Emean值升高比C组明显、迅速，术后4～6 h可出现黄色或红色"硬环征"，U组术后各时段Emean值差异、C组术后各时段Emean值差异以及U组与C组之间术后1 h、1.5 h、2 h、2.5 h、3 h、3.5 h的Emean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U组和C组术后睾丸实质Emean值升高约5 kPa，SWE图像始终呈蓝色。C组术后精索扭转段Emean值升高比U组明显，术后5～6 h可出现大片红色信号，C组术后各时段Emean值差异、U组术后各时段Emean值差异以及C组与U组之间除术后即刻、2 h、3 h外各时段的Emean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U组和C组术后精索扭转下段Emean值缓慢升高( P<0.05)，SWE图像由蓝色变成蓝绿色、绿色。U组CEUS睾丸血流灌注为"慢进慢退"，病理示睾丸生精细胞肿胀紊乱，间质水肿，被膜区微血管明显扩张、充血淤血并见大量红细胞漏出。C组CEUS睾丸内未见造影剂充填，病理示睾丸生精细胞肿胀紊乱，间质及被膜区微血管轻度扩张、充血淤血，可见部分红细胞漏出。 结论:急性睾丸扭转后SWE图像变化与精索扭转时间、程度相关，以患侧睾丸被膜区域、精索扭转段改变最显著；SWE可获得病灶精准的硬度值，对睾丸扭转的判断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分析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患者玻璃体切割手术(PPV)后玻璃体再出血(PVH)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2年6月至2019年5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收治的首次行PPV治疗的PDR伴玻璃体积血(VH)患者1 848例1 848眼，其中男979眼，女869眼；平均年龄(55.72±10.39)岁。所有患眼均行经睫状体平坦部标准三通道PPV。术后随访6~24个月，平均(379.34±231.28)d。按PPV术后是否发生PVH分为PVH组和无PVH组，再根据PVH发生时间分为早期PVH组和晚期PVH组。1 848例1 848眼中PPV后发生PVH 170眼，占9.19%，其中早期PVH 30眼，晚期PVH 140眼，发生时间为术后6~450 d。纳入统计分析的基线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手术前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眼部因素包括术前是否完成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前3 d是否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晶状体状态、是否合并虹膜新生血管(NVI)等；手术因素包括术中是否发现视盘新生血管(NVD)伴出血、是否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结束时是否行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等。采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DR伴VH患者PPV术后PVH的危险因素。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OR＝0.940， P<0.01)、术前高HbA1c水平( OR＝1.878， P<0.01)、合并视网膜静脉阻塞(RVO)( OR＝8.310， P<0.01)、糖尿病饮食控制血糖( OR＝3.030， P＝0.019)、糖尿病病程( OR＝1.044， P<0.01)、高血压病史( OR＝1.802， P<0.01)、合并肾脏或心脑血管疾病( OR＝18.377， P<0.01)、术前合并NVI( OR＝7.488， P<0.01)、未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OR＝1.628， P＝0.023)、NVD伴出血( OR＝2.691， P<0.01)、术毕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 OR＝0.181， P<0.01)、术毕玻璃体腔无菌空气填充( OR＝1.901， P＝0.024)与PVH相关。早期PVH组和晚期PVH组术前基线、眼部和手术因素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低龄、术前高HbA1c、合并RVO、糖尿病饮食控制治疗、糖尿病病程、高血压病史、合并肾脏或心脑血管疾病、术前合并NVI、未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NVD伴出血、术毕未行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术毕玻璃体腔无菌空气填充是PDR伴VH患者PPV术后发生PVH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