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局部应用氨甲环酸(TXA)镇痛合剂(TXAA)对接受腰椎后路椎间融合内固定(PLIF)术患者围手术期出血、术后疼痛及血栓形成风险的影响。方法:选择2017年3月至2020年1月，于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行PLIF的105例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为(54.8±14.3)岁；男性患者为69例，女性为36例；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为60例，腰椎管狭窄者为45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TXAA组( n＝35，术前静脉滴注TXA 1.0 g，深筋膜关闭前切口局部注射TXAA 50 mL)，TXA组( n＝35，术前静脉滴注TXA 1.0 g)和对照组( n＝35，围手术期不应用TXA)，分别记录3组患者出血相关指标：围手术期总出血量、显性出血量、隐性出血量、术后引流量、输血率，术后疼痛相关指标：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疼痛评分、前列腺素(PGE)2水平、缓激肽水平，以及血栓发生风险相关指标：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血栓弹力图(TEG)-血栓最大幅度(MA)值、D-二聚体水平等。并且于手术后3个月内对患者进行不良事件随访。对于呈正态分布、方差齐的计量资料，如围手术期总出血量、显性出血量、VAS疼痛评分等，3组及各组中不同时间点的总体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及组内不同时间点的两两比较采用LSD法。性别构成比、输血率等计数资料的3组整体比较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χ2检验，检验水准校正采用Bonferroni校正法。3组患者的性别构成比、年龄、人体质量指数、术前血红蛋白(Hb)值、术前纤维蛋白原水平、术前D-二聚体水平等一般临床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lfsyll-2016-6)，并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研究TXAA组、TXA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总出血量、显性出血量、术后24 h引流量、术后总引流量、围手术期异体悬浮红细胞输注量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TXAA组患者的上述5项指标分别为(599.6±67.3)、(379.9±38.8)、(169.9±56.9)、(272.8±83.1)、(217.0±64.1)mL，均低于TXA组和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XAA组比TXA组：LSD- t＝5.397、3.987、3.561、4.156、3.451， P＝0.008、0.023、0.029、0.021、0.031；TXAA组比对照组：LSD- t＝6.901、4.563、5.967、9.321、6.045， P<0.001、＝0.019、＝0.006、<0.001、＝0.003)。② 3组患者术后12、24及48 h时的VAS疼痛评分，以及术后1、3 d时的PGE2和缓激肽水平，分别较术前升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TXAA组患者术后12、24、48 h时的VAS疼痛评分分别为(2.1±0.9)、(2.4±1.0)和(1.9±0.9)分，均低于TXA组及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XAA组比TXA组：LSD- t＝6.063、10.736、29.654， P＝0.011、<0.001、<0.001；TXAA组比对照组： t＝6.239、11.079、31.078， P＝0.007、<0.001、<0.001)。TXAA组术后1、3 d时的PGE2水平分别为(154.4±23.1)和(195.4±30.8)pg/mL，缓激肽水平分别为(167.8±15.4)和(217.1±14.9)ng/mL，均低于TXA组及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 TXAA组患者术后1 d时的TEG-MA值为(67.4±6.0)mm，分别高于术前、TXA组及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SD- t＝5.693、0.383、8.963， P＝0.021、＝0.046、<0.001)。3组患者术后1、3 d时的D-二聚体水平分别较术前升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TXAA组术后1、3 d的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398.3±73.2)和(283.7±49.6)mmol/L，分别低于TXAA组和对照组，并且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组患者INR的组间及组内各时间点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④所有患者术后切口均获良好愈合，未出现切口感染、愈合延迟及血肿压迫神经等情况。术后超声随访未发现深静脉血栓形成(DVT)。 结论:对接受PLIF术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患者，在术前静脉滴注TXA的基础上，切口内局部注射TXAA，有助于提高止血效果，减轻术后疼痛，并且不增加血栓等不良事件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采用白膜汇集法制备混合浓缩血小板的质量。方法:选择2021年3至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血液中心制备的30份混合浓缩血小板为研究对象。根据混合浓缩血小板制备方法不同，将其分为研究组( n＝15，采用白膜汇集法制备浓缩血小板)和对照组( n＝15，采用浓缩血小板汇集法制备浓缩血小板)。用于制备混合浓缩血小板的全血来源于147例健康无偿献血者。2组献血者的年龄、性别构成比，以及2组全血的容量、血小板计数、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WBC)等一般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比较2组用于制备混合浓缩血小板的白膜、混合浓缩血小板、去白细胞混合浓缩血小板的质量，以及去白细胞混合浓缩血小板用于血液系统疾病患者临床输血后的疗效。2组定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血小板输注有效率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KY2021140)。 结果:①本研究2组白膜的体积、血小板计数、红细胞计数、WBC及血小板回收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本研究2组混合浓缩血小板质量均符合《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GB18469－2012。研究组混合浓缩血小板的血小板计数、中位红细胞混入量、白细胞混入量、血小板回收率、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PDW)、平均血小板体积(MPV)、大血小板比例(P-LCR)分别为(3.3±0.6)×10 11、0.04×10 9个、(1.0±0.5)×10 8个、(69.0±5.7)%、(11.1±1.0)fL、(9.8±0.5)fL、(23.4±4.3)%，分别高于对照组的(2.6±0.6)×10 11、0.02×10 9个、(0.5±0.3)×10 8个、(55.8±4.3)%、(9.2±1.0)fL、(9.0±0.5)fL、(16.7±3.6)%，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8、 P＝0.007， U＝26.5、 P<0.001， t＝3.55、 P＝0.001， t＝7.16、 P<0.001， t＝5.16、 P<0.001， t＝4.72、 P<0.001， t＝4.68、 P<0.001)。③本研究2组去白细胞混合血小板的质量均符合《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GB18469－2012。研究组去白细胞混合浓缩血小板的血小板计数、中位红细胞混入量分别为(3.1±0.6)×10 11和0.03×10 9个，高于对照组的(2.2±0.6)×10 11和0.01×10 9个，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72、 P＝0.001， U＝21.0、 P＝0.005)；2组去白细胞混合浓缩血小板的白细胞残留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58， P＝0.570)。研究组和对照组去白细胞混合浓缩血小板分别用于11和12例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的输血治疗，2组血小板输注有效患者分别为9和10例，无效者均为2例。2组血小板输注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1.000)。 结论:白膜汇聚法和浓缩血小板汇聚法制备的混合浓缩血小板及其去白细胞混合浓缩血小板质量均符合我国现行《全血与成分血质量要求》GB18469－2012，并且血小板输注疗效接近。但是白膜汇集法制备的混合浓缩血小板的血小板回收率优于浓缩血小板汇聚法。

目的:对比分析60~75岁的股骨颈骨折患者采用内固定术和全髋置换术进行治疗的临床效果和费用，为该年龄段患者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取60~75岁股骨颈骨折空心钉内固定治疗患者69例，全髋置换术治疗患者88例，收集相关资料，分析两组之间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差异。结果:全髋置换组中位年龄为68(64，72)岁，大于内固定组[63(61，68)岁， Z＝－4.536， P<0.001]，内固定组男20例(29.0%)，女49例(71.0%)，全髋置换组男13例(14.8%)，女75例(85.2%)，两组女性均多于男性( χ2＝4.706， P＝0.030)。全髋置换组移位型/无移位型比例高于内固定组(90.9%和46.4%， χ2＝37.510， P<0.001)。两组术后的血清白蛋白均低于术前，且全髋置换组平均下降多于内固定组[(9.06±3.45)g/L和(7.07±3.37)g/L， t＝－3.393， P＝0.001]。全髋置换组术中出血量及输血量多于内固定组(均 P<0.05)，住院天数[12(9，14)d]及住院费用[89222.1(84826.8，93040.0)元]高于内固定组[9(8，10)d；51158.9(47816.5，54098.4)元， Z＝－5.138，－10.737，均 P<0.001]。全髋置换组术后下地负重时间[32.0(28.0，36.5)d]，早于内固定组[92.0(89.3，95.5)d， Z＝－10.228， P<0.001]。两种手术方式治疗非移位型股骨颈骨折患者术后1年时髋关节Harris评分优良率及生活质量评分EQ-5D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于移位型患者，全髋置换组术后1年时髋关节Harris评分优良率高于内固定组(97.5%和81.3%， χ2＝6.697， P＝0.010)；术后生活质量评分EQ-5D也优于内固定组[0.9(0.7，1.0)和1.0(1.0，1.0)， Z＝－4.785， P<0.001]，术后疼痛和焦虑的发生率低于内固定组(6.3%，1.3%，28.1%，50.0%， χ2＝7.928，38.032， P均<0.01)。 结论:内固定术与全髋置换术在死亡率、短期术后并发症等方面无明显差异。两种手术方式治疗非移位型股骨颈骨折患者术后功能无明显差异。对于移位型患者，全髋置换术术后功能优于内固定术。内固定术初次住院费用低于全髋置换术。

目的:评估艾曲泊帕联合免疫抑制治疗（IST）在中国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调查分析2015年4月至2019年5月来自中国14个血液病治疗中心、连续应用艾曲泊帕治疗至少3个月的输血依赖非重型和重型AA患者临床资料。结果:纳入19例IST初治及37例IST难治性AA患者，中位艾曲泊帕治疗时间为7（3~31）个月，中位艾曲泊帕最大稳定使用剂量为75（50~150）mg/d。10例应用艾曲泊帕联合标准IST一线治疗的SAA患者3个月血液学反应（HR）率为60%，完全HR（CR）率为30%；9例艾曲泊帕联合环孢素A（CsA）一线治疗SAA患者后3个月HR率为89%，CR率为44%。19例患者应用艾曲泊帕联合IST一线治疗，至调查随访时HR率为79%，CR率为52.6%。19例CsA±雄激素治疗无效的AA患者，艾曲泊帕开始治疗后3个月HR率为57.9%（11/19），最佳HR率为68.4%；标准IST治疗无效的难治性AA，艾曲泊帕治疗最佳HR率为44%。51%患者应用艾曲泊帕发生不同严重程度的不良反应，以胃肠道不适最为常见。结论:艾曲泊帕治疗可加快HR的获得，改善HR质量；残存造血细胞较多的AA患者或可采用非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免疫抑制联合艾曲泊帕治疗；艾曲泊帕可作为CsA±雄激素治疗无效AA的补救治疗；艾曲泊帕不良反应轻微，多可耐受。

经输血传播感染性疾病(transfusion transmitted infectious diseases，TTIDs)是采供血行业面临的血液安全的关键问题。国家通过立法和颁布行业标准指导采供血行业预防TTIDs的发生，主要的预防策略包括通过献血前健康征询和流行病学调查，排除高危人群，从低风险人群中招募献血者；对献血者和血液进行病原体相关标记物检测；利用成分血制备加工技术，减少病原体的数量和活性；监测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s)对血液安全的影响，研判其输血传播的风险及有效的对策。通过严格的献血者选择、血液检测和病原体的灭活等预防策略的实施，在过去三十年里，TTIDs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但检测窗口期、隐匿性感染和质量差错等因素的存在，使TTIDs的残余风险仍然存在。维持健康的固定的献血人群、不断提高检测灵敏度、特异性和血液处理技术的综合使用，仍是不断提高血液安全性的主要策略。

目前用于临床输注的血小板来源不足，且输注后有发生同种异体免疫反应和经输血传播感染等风险。近年来人诱导多能干细胞（hiPSCs）来源的血小板成为输血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研究显示其有望解决血小板输注的局限性，缓解血小板临床供需矛盾。但目前hiPSCs体外产生功能性血小板的效率尚低，产量和质量距离临床输注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主要对hiPSCs来源血小板的相关基础和应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基因沉默的hiPSCs来源血小板的相关研究和hiPSCs血小板制品面临的挑战进行综述，以期为hiPSCs来源血小板的深入研究及未来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不同体质量指数(BMI)患者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RARC)+腔内尿流改道术的疗效和并发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浙江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46例膀胱癌患者的病例资料。按BMI将患者分为3组：正常组(<25.0 kg/m 2)61例，超重组(25.0~29.9 kg/m 2)52例，肥胖组(≥30.0 kg/m 2)33例。正常组男45例(73.8%)，女16例(26.2%)；中位年龄73.6(59，79)岁；吸烟34例(55.7%)；既往有高血压病19例(31.1%)，糖尿病10例(16.4%)，心脏病12例(19.7%)，腹部手术史6例(9.8%)；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1~2分51例(83.6%)，3~4分10例(16.4%)；10例(16.4%)接受新辅助化疗。超重组男38例(73.1%)，女14例(26.9%)；中位年龄69.7(60，78)岁；吸烟30例(57.7%)；既往有高血压病20例(38.5%)，糖尿病10例(19.2%)，心脏病9例(17.3%)，腹部手术史5例(9.6%)；ASA评分1~2分25例(48.1%)，3~4分27例(51.9%)；9例(17.3%)接受新辅助化疗。肥胖组男21例(63.7%)，女12例(36.3%)；中位年龄69.9(61，78)岁；吸烟18例(54.5%)；既往有高血压病17例(51.5%)，糖尿病19例(57.6%)，心脏病7例(21.2%)，腹部手术史4例(12.1%)；ASA评分1~2分20例(60.6%)，3~4分13例(39.4%)；9例(27.3%)接受新辅助化疗。肥胖组和超重组的高血压病、糖尿病比例高于正常组(均 P<0.05)，3组间其他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组均接受RARC和双侧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然后行腔内尿流改道。淋巴结清扫范围分为标准范围和扩大范围。尿流改道方式包括原位新膀胱和回肠膀胱。原位新膀胱制作方法：用腔内切割闭合器在距回盲部15 cm处取回肠末段40~50 cm肠管，用切割闭合器在腔内完成U形新膀胱的制作，并将新膀胱与尿道和双侧输尿管吻合。回肠膀胱制作方法：距回盲部15 cm处用切割闭合器截取约15 cm回肠制备回肠膀胱通道并恢复回肠连续性；将双侧输尿管间距3 cm分别吻合于回肠膀胱通道上。正常组淋巴结清扫范围分别为标准20例(32.8%)，扩大41例(67.2%)；尿流改道方式分别为原位新膀胱22例(36.1%)，回肠膀胱39例(63.9%)。超重组淋巴结清扫范围分别为标准12例(23.1%)，扩大40例(76.9%)；尿流改道方式分别为原位新膀胱26例(49.1%)，回肠膀胱26例(50.9%)。肥胖组淋巴结清扫范围分别为标准7例(21.2%)，扩大26例(78.7%)；尿流改道方式分别为原位新膀胱7例(21.2%)，回肠膀胱26例(78.8%)。3组的淋巴结清扫范围和尿流改道方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比较3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率、术后排气时间、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 Ⅰ~Ⅱ级定义为轻微并发症，≥Ⅲ级定义为严重并发症)、术后肿瘤病理等指标。 结果:3组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开放或普通腹腔镜，术中无严重并发症。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行RARC+原位新膀胱的手术时间分别为250(230，310)min、310(250，350) min、370(310，420)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8)；行RARC+回肠膀胱的手术时间分别为240(220，290) min、270(220，300) min、280(230，300) mi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56)；出血量分别为190(100，350)ml、230(150，450)ml、310(250，600)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1)；输血例数分别为5例(8.2%)、4例(7.7%)、2例(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63)。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的术后排气时间[2(1，3)d与2(1，4)d与2(1，4)d， P＝0.624]、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4(3，5)d与4(3，6)d与4(3，6)d， P＝0.618]、术后住院时间[10(5，16)d与10(6，17)d与12(6，20)d， P＝0.3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术后90 d内轻微并发症例数[20例(32.8%)与28例(53.8%)与16例(48.5%)， P＝0.0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组间总并发症和严重并发症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的泌尿系统并发症[18例(29.5%)与21例(40.4%)与26例(78.8%)， P＝0.019]和切口并发症[2例(3.3%)与3例(5.8%)与6例(18.2%)， P＝0.0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胃肠道并发症和输尿管吻合口并发症(狭窄或尿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清扫淋巴结数量[19(10，25)枚与21(14，28)枚与21(14，26)， P＝0.384]，阳性淋巴结例数[9例(14.8%)与7例(13.5%)与6例(18.2%) P＝0.541]，切缘阳性例数[3例(4.9%)与2例(3.8%)与1例(3.0%)， P＝0.437]，病理分期[T is~T 1/T 2~T 3期：13例(21.3%)/48例(78.7%)与10例(19.2%)/42例(80.8%)与5例(15.1%)/28例(84.9%)， P＝0.67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BMI不影响RARC+腔内尿流改道术后肠道功能恢复和肿瘤治疗效果，但对超重和肥胖患者行RARC+原位新膀胱存在手术时间长、术中出血量多、增加术后轻微并发症的风险。

造血重建不良（poor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PHR）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严重并发症，表现为植入功能不良（poor graft function, PGF）或持续性血小板减少（prolonged isolated thrombocytopenia, PT） [1]。文献报道PGF的发生率为5%~27% [2]，原发PT发生率为10.1% [3]。PGF及PT均可导致非复发死亡增加，严重影响移植预后 [4-6]。PHR目前尚无标准治疗办法，常用治疗手段包括输血支持、二次移植、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和促造血生长因子等，但输血支持伴随输注相关铁过载等不良反应，二次移植或DLI可致非复发死亡率升高和GVHD发生。目前allo-HSCT后PHR的发生机制尚未阐明，可能与CD34 +细胞数量或质量受损有关 [1, 7-10]。再次输注纯化供者CD34 +细胞可促进患者造血干/祖细胞重建，国外文献报道治疗PHR的有效率为58.3%~100% [11-19]。本研究对近年来在本中心接受纯化供者CD34 +输注的8例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难治性PHR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目的:探讨基于国家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关分组(CHS-DRG)付费方式改革下,围手术期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rhEPO)路径化管理在骨科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德尔菲法,经过 2 轮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DCA)循环优化,制定了rhEPO药物治疗路径.以2022 年3-7月该院骨科住院患者为管理前组,2023 年3-7月的患者为管理后组.选取rhEPO使用率最高的8 个DRG病种,比较管理前后的效益指标(次均住院费用、次均药品费用、平均住院时间、rhEPO使用合理率、输血率)改善程度.结果:与路径化管理前比较,路径化管理后骨科住院患者的次均住院费用由 58 829.79 元降至 48 259.29 元(P<0.05),次均药品费用由 3 311.23 元降至 2 987.52 元(P<0.05),平均住院时间由 10.1 d缩短至 8.05 d(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hEPO使用合理率由26.27%(62/236)提高至91.54%(238/260),输血率由34.66%(165/476)降至25.57%(169/661).结论:通过路径化管理模式制定药物标准化方案,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医疗质量,有效改善DRG病种效益指标.

目的:探讨肝移植治疗Ⅳ级肝昏迷疗效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第九〇〇医院行肝移植治疗的16例肝昏迷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4例，女2例；年龄29～67岁，中位年龄48岁。患者术前均出现肝性脑病，且符合West-Haven分级Ⅳ级标准（肝昏迷）；肝昏迷时间1～14 d，中位时间7 d。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所有患者均接受下腔静脉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根据肝移植术后1年存活情况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围手术期情况、术后并发症及生存情况等；分析影响肝移植治疗肝昏迷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本组1年生存率为63%（10/16），死于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3例，严重感染2例，脑死亡1例。存活组DBD供肝9例，死亡组DBD供肝2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8）。存活组平均术中输血量为（1 840±273）ml，明显低于死亡组的（3 550±1 750）ml（t=-2.640，P<0.05）；存活组术后Scr中位数为53（47，109）μmol/L，明显低于死亡组的205（84，278）μmol/L（Z=-2.218，P<0.05）；术后WBC（10±4）×109/L，明显低于死亡组的（15±4）×109/L（t=-2.787，P<0.05）；而存活组术后Plt（62±15）×109/L，明显高于死亡组的（39±25）×109/L（t=2.270，P<0.05）。结论:肝移植是挽救Ⅳ级肝昏迷患者生命的有效方法。良好的供肝质量、保护肝肾功能、改善凝血功能、控制严重感染、术中合理输血等围手术期管理是提高肝昏迷肝移植患者术后生存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