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无需缝合的外科嵌入式方法在复制小鼠原位肝癌(HCC)肿瘤模型中的应用,并评估该模型在肿瘤生物学研究中的价值.方法 通过体外培养Hepa1-6细胞至适宜浓度,并采用小动物一体式麻醉系统对C57 BL/6J小鼠实施麻醉.该研究采用细胞法、挂线法和嵌入法复制原位肝癌移植瘤模型,并对手术时长、小鼠复苏时间及存活率进行比较.此外,通过MRI技术动态监测肿瘤的形成过程,并对比3种方法的肿瘤成瘤率、单瘤率及腹壁肿瘤种植率.通过病理学检测评估肿瘤组织的结构和病理特征.结果 细胞法组手术时间较挂线法组短(P＜0.05),嵌入法组手术时间较挂线法组短(P＜0.05),细胞法组与嵌入法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细胞法组复苏时间较挂线法组短(P＜0.05),嵌入法组复苏时间较挂线法组短(P＜0.05),细胞法与嵌入法复苏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RI结果显示,挂线法组肿瘤呈块状生长,可见分隔及类圆形伪影,局部观察受限.细胞法组肿瘤呈片状不规则生长,可见多发肿瘤.嵌入法组肿瘤呈团块状均匀生长,边缘较清.细胞法组模型复制后第7天平均肿瘤体积较挂线法组大(P＜0.05),嵌入法组模型复制后第7天平均肿瘤体积较挂线法组小(P＜0.05),细胞法组与嵌入法组模型复制后第7天平均肿瘤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模型复制后第21天平均肿瘤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平均肿瘤重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单瘤率、腹壁肿瘤种植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嵌入法组单瘤率较细胞法组高(P＜0.05).各组成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E染色结果示,各组肿瘤细胞呈巢状分布,排列紧密,核深染呈分裂象,肿瘤浸润肝组织,符合肝癌病理学特点.结论 采用嵌入法复制的原位移植瘤小鼠模型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可重复性高,为肝癌的相关基础实验研究及在体动态监测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实验工具.

目的:探究针灸足三里穴(Stomach-36，ST36)通过调控外周免疫细胞及细胞因子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EAE)疾病的影响。方法:对实验鼠随机分为两组，EAE组和针灸组，并且进行体重监测以及临床症状评估，苏木精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检测脊髓炎性细胞浸润以及免疫荧光检测脱髓鞘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亚群的比例，超敏多因子电化学发光技术(Meso scale discovery，MSD)检测外周血清中相关细胞因子的浓度。结果:成功构建EAE小鼠模型并给予针灸治疗。临床评分显示，EAE组在第22天达到高峰期，发病分数为2.5分，针灸组在第24天达到高峰期，发病分数为2分。疾病起病时间统计结果显示，EAE组在第12天开始起病，针灸组在第17天开始起病，针灸组比EAE组的起病时间明显较晚。HE及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针灸组的脊髓炎性细胞浸润较少，髓鞘结构完整，边缘较光滑。流式细胞术实验结果显示，针灸组CD4 +IFN-γ +T、CD4 +IL-17 +T细胞比例较EAE组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49±0.10)%比(0.92±0.25)%，(0.21±0.05)%比(0.34±0.04)%， t值分别为2.91和3.70， P值均<0.05]；针灸组CD4 +IL-4 +T、CD4 +Foxp3 +、CD8 +Foxp3 +细胞比例较EAE组明显上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78±0.22)%比(0.5±0.07)%，(1.38±0.23)%比(0.9±0.08)%，(0.38±0.12)%比(0.14±0.09)%， t值分别为2.55、3.35和4.16， P值均<0.05)]。MSD检测外周血清细胞因子结果显示，针灸组抑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5和IL-16的浓度较EAE组明显上升，促炎性细胞因子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的浓度较EAE组明显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4.53±0.95)pg/mL比(2.78±1.25)pg/mL，(2298.77±298.67)pg/mL比(1402.28±216.30)pg/mL，(6.6±0.548)pg/mL比(8.84±0.98)pg/mL， t值分别为9.00、4.84和3.57， P值均<0.05)]。本研究实验结果显示，针灸治疗后抑制辅助性T细胞( helper T cell，Th)1/Th17并促进Th2的比例，同时上调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的比例。针灸治疗后，促进抑炎因子IL-5，IL-16的表达，抑制促炎因子IFN-γ的表达。 结论:针灸ST36通过纠正T细胞亚群的失衡，调节细胞因子的表达，治疗缓解EAE疾病。

目的:检测胃癌组织中三结构域蛋白59（TRIM59）、核因子抑制蛋白（IκBα）表达情况，并分析两者与患者化疗效果和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于嘉兴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103例，选取手术切除的距离癌组织边缘>2 cm的癌旁组织作为对照。比较胃癌组织、癌旁组织TRIM59、IκBα表达。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胃癌组织中TRIM59、IκBα表达的相关性。所有患者化疗3个周期后根据化疗效果分为耐药组、敏感组。比较耐药组、敏感组一般资料及胃癌组织TRIM59、IκBα表达。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胃癌化疗效果的影响因素；绘制Kaplan-Meier曲线分析胃癌组织TRIM59、IκBα表达与胃癌进展及生存的关系。计数资料表示为[例（%）]，用 χ2检验；K-S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免疫荧光实验显示，TRIM59和IκBα可在相同的细胞区域内观察到两种不同的荧光信号，表现为细胞核内的共定位；胃癌组织的TRIM59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17.39±4.04比8.35±2.05， t＝20.251， P<0.01）；胃癌组织的IκBα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15.40±3.82比7.16±1.97， t＝19.457， P<0.01）。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胃癌组织中TRIM59、IκBα表达呈正相关（ r＝0.341， 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TNM分期Ⅲ/Ⅳ期、未/低分化、TRIM59表达、IκBα表达是胃癌患者化疗效果的影响因素（ P<0.05）；耐药组胃癌组织的TRIM59表达水平高于敏感组组织（19.35±3.47比14.42±2.96， t＝7.473， P<0.01）；耐药组胃癌组织的IκBα表达水平高于敏感组组织（17.21±3.19比12.65±3.04， t＝7.234， P<0.01）。103例胃癌患者失访15例，其余88例随访8～39个月，将胃癌组织中TRIM59、IκBα表达高于中位值的分为高TRIM59表达、高IκBα表达，低于中位值的分为低TRIM59表达、低IκBα表达。高TRIM59表达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短于低TRIM59表达[24（22，25.5）个月比39（28，50）个月， χ2＝6.885， P<0.05]；高IκBα表达的PFS短于低IκBα表达[24（17.5，30.5）个月比33（20，39）个月， χ2＝7.145， P<0.05]；高TRIM59表达的中位总生存期（OS）短于低TRIM59表达[33（20，46）个月比38（36，40）个月， χ2＝4.340， P<0.05]；高IκBα表达的OS短于低IκBα表达[30（19.5，40.5）个月比38（36，40）个月， χ2＝7.283， P<0.05]。 结论:胃癌组织中TRIM59、IκBα表达升高，表达水平为正相关，且两者均与胃癌化疗效果及预后密切相关。

目的:采用静息态功能MRI（rs-fMRI）联合扩散张量成像（DTI）探讨慢性乙肝肝硬化患者（HBV-RC）全脑功能连接（FC）、白质结构连接（SC）随疾病进展的演变规律，及其与肝性脑病心理测量（PHES）评分之间的关系。方法:前瞻性分析2011年4至10月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30例HBV-RC患者的资料，其中肝硬化合并轻微肝性脑病13例（MHE组）、肝硬化无肝性脑病17例（NMHE组），另同期纳入与HBV-RC患者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人38名（HC组）。采集所有受试者的rs-fMRI、DTI数据和PHES评分。使用Gretna工具包和PANDA工具包分别对rs-fMRI和DTI数据进行预处理并构建功能和结构网络。采用基于网络的统计方法（NBS）比较3组被试功能网络和结构网络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估功能网络和结构网络的异常与PHES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FC、SC、PHES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与HC组相比，肝硬化患者从NMHE到MHE阶段，其功能网络和结构网络均表现为渐进性破坏，主要分布于认知控制网络、默认网络以及边缘网络（ P<0.01，NBS矫正）。HBV-RC患者功能网络和结构网络的破坏与其PHES评分具有显著负相关性（ P<0.05，错误发现率矫正）。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证实HBV-RC患者功能网络的破坏介导了其结构网络破坏与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关系（ P<0.05）。 结论:HBV-RC患者功能网络和结构网络均表现为随疾病进展的渐进性破坏，并与PHES评分显著相关。此外，HBV-RC患者功能网络的破坏介导了其结构网络的破坏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目的:探究美国放射学会（ACR）提出的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TIRADS）与欧洲甲状腺协会提出的TIRADS（简称EU-TIRADS）在甲状腺结节（TN）诊断中的一致性及差异原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2年1月于来安家宁医院（272例）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10例）经细针穿刺活检或手术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确诊的282例TN患者的年龄、性别、TN情况（大小、个数、结构、回声、形状、边缘、钙化）、ACR-TIRADS和EU-TIRADS检查结果等资料，其中男性72例、女性210例，年龄（45.9±10.9）岁。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McNemar配对 χ2检验比较二者的诊断准确率；采用多分类资料的Kappa检验进行一致性分析；以2种系统检查结果相符为A组，不相符为B组，比较2组的超声诊断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预测模型分析2种系统检查结果不相符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临床决策曲线评价模型的精准度。 结果:TN的恶性风险均随着ACR-TIRADS和EU-TIRADS分类类别升高而增加。二者相比，EU-TIRADS较ACR-TIRADS的灵敏度更高（91.54%对79.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135， P<0.001）；ACR-TIRADS较EU-TIRADS的特异度更高（75.67%对62.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900， P<0.001）。ACR-TIRADS 2~4类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TN均与EU-TIRADS 2~4类一致性良好。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结节长径<20 mm（ OR=1.196，95% CI：1.005~1.422， P<0.001）、海绵样结节（ OR=1.119，95% CI：1.022~1.226， P=0.016）、低和（或）中低回声（ OR=1.627，95% CI：1.031~1.732， P=0.011）、圆形（ OR=1.072，95% CI：1.012~1.134， P=0.022）、边缘模糊（ OR=1.567，95% CI：1.063~1.683， P<0.001）、微分叶边缘（ OR=1.169，95% CI：1.051~1.301， P=0.004）均是二者检查结果不相符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EU-TIRADS较ACR-TIRADS对TN诊断的灵敏度高、特异度低；二者对2~4类TN的检查结果一致性良好。

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与儿童2型糖尿病发展的因果关联尚存在争议。本研究基于QUALITY 队列，研究对象为2005—2008年父母任一方肥胖的8~10岁西欧儿童（基线样本量=630），并在其10~12 岁进行第一次随访（样本量=564），15~17岁进行第二次随访（样本量=377）。使用加速度计测量研究对象一周内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其视屏时间。结局指标包括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胰岛素敏感性指标和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胰岛素分泌需求。使用纵向边缘结构模型、逆概率处理和删失加权法调整时依性混杂因子，评价MVPA、久坐行为和视屏时间对2 型糖尿病的平均因果效应。结果显示，从8~10岁至15~17岁，每天增加10 min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可使胰岛素敏感性增加5.6%（95%CI：2.8%~8.5%），第二阶段胰岛素分泌需求降低3.8%（95%CI：0.5%~7.1%）。每天增加1 h久坐行为或视屏时间分别可使胰岛素敏感性降低8.2%（95%CI：3.9%~12.3%）、6.4%（95%CI：2.5%~10.1%），第二阶段胰岛素分泌需求增加5.9%（95%CI：1.9%~10.1%）、7.0%（95%CI：-0.1%~14.7%），并使空腹血糖值增加0.030 mmol/L（95%CI：0.003~0.050 mmol/L）、0.020 mmol/L（95%CI：0.010~0.030 mmol/L）。本研究使用现代因果推断方法支持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是高危儿童青少年2型糖尿病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未来应将其作为预防的主要目标。

目的:探索基于显微注射方法构建胶质母细胞瘤(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的可行性，观察该模型肿瘤组织对替莫唑胺(TMZ)的敏感性。方法:GBM组织和脑肿瘤旁组织标本(定义为正常脑组织)来源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患者。采用绿色荧光蛋白(GFP)标记过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株(hiPSCs)培养24 d构建大脑类器官模型，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方法检测蛋白标志物的表达，评估模型是否成功建立。采用显微注射方法将用红色荧光染料标记过的患者来源的GBM单细胞或U-251 MG细胞株注射到培养约30 d的大脑类器官中，构建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HE染色等方法观察GBM细胞在大脑类器官中的增殖及浸润情况。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GBM融合大脑类器官中肿瘤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类(MMPs)及BrdU的表达情况，采用HE染色观察形态及结构变化。将10 μmol/L TMZ加入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及GBM肿瘤类组织中培养48 h，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两种模型中Caspase-3的表达。结果:(1)hiPSCs培养至第24天，形成具有明确芽和分层边缘的块状组织样结构；免疫荧光染色显示，该结构阳性表达前脑、脑室样结构、前额叶皮质及海马的标志蛋白FOXG1、N-cadherin、Auts2及Frizzled 9，以及星形胶质细胞标志蛋白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神经元标志蛋白TUJ1。(2)荧光显微镜下及HE染色均显示肿瘤细胞在大脑类器官内快速增殖，呈浸润性生长。免疫荧光检测显示，与大脑类器官比较，GBM融合大脑类器官的肿瘤细胞中，MMP2和MMP13的表达明显增加，Fibronectin、MMP3及MMP9的表达明显减弱，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MMP10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GFAP和BrdU的表达水平均增高(均 P<0.05)。(3)TMZ处理48 h后，免疫荧光染色显示，GBM类肿瘤组织中Caspase-3的表达明显高于GBM融合大脑类器官。 结论:采用显微注射方法能够成功构建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该模型中的肿瘤组织对TMZ的敏感性低于GBM肿瘤类组织。

主观性耳鸣是指在没有外部声音刺激下患者主观的声音感知。耳鸣患者常伴有情绪障碍，如抑郁、焦虑等，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了解耳鸣情绪障碍的发生机制有助于缓解患者耳鸣痛苦。耳鸣在早期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耳科疾病，但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进步和动物模型的发展，耳鸣患者神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越来越受到重视。多模态磁共振作为活体探究脑内神经活动的有力技术，在主观性耳鸣神经机制的研究中应用广泛，通过观察主观性耳鸣患者大脑中枢结构的改变，探究耳鸣发生发展的神经中枢机制。文章回顾近年来有关耳鸣情绪障碍神经机制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研究，对比主观性耳鸣患者和健康人群的神经活动差异，发现边缘系统、默认网络等神经网络异常与耳鸣患者情绪障碍密切相关，并探讨了各种多模态磁共振技术在主观性耳鸣中的应用与发展，以期在多模态磁共振技术的帮助下阐明主观性耳鸣伴发情绪障碍的神经机制。

目的:通过仿生优化设计及有限元分析提高全冠修复体的力学性能并阐明其最佳弹性模量分布。方法:构建7种具有不同类型全冠修复体的下颌第一前磨牙有限元模型，分别为氧化锆全冠（A模型）、二硅酸锂玻璃陶瓷全冠（B模型）、氧化锆-饰瓷全冠（C模型）、二硅酸锂玻璃陶瓷-饰瓷全冠（D模型）、仿人牙釉质8层结构全冠（E模型）、经遗传算法（GA）优化使全冠拉应力峰值最小的8层结构全冠（F模型）及经GA优化使水门汀黏接层剪切力峰值最小的8层结构全冠（G模型）。在全冠咬合面平行牙长轴模拟施加600 N载荷，计算并分析各模型的最大主应力，以提高全冠修复体的力学性能并阐明其最佳弹性模量分布。结果:冠部拉应力主要集中在颈缘及组织面。其中E模型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拉伸应力峰值17.72 MPa，其在F模型降至16.25 MPa，在G模型为25.79 MPa；水门汀黏接层的剪切应力主要集中在靠近肩台的轴壁侧及肩台外侧边缘。其中E模型剪切应力峰值为11.81 MPa，F模型为11.79 MPa，在G模型降至6.14 MPa。结论:经GA优化以降低水门汀剪切力峰值的弹性模量分布可更好地改善全冠修复体的力学性能。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情感障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自杀率的特点。自杀是抑郁症最危险的临床症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造成巨大危害。目前临床上对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预防主要依赖于临床医师的经验，而缺乏准确的预知模型，了解抑郁症自杀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有助于对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有效预防，减轻社会负担。近年来，利用结构磁共振和功能磁共振技术发现抑郁症有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患者存在明显的脑结构或功能的改变，主要涉及眶额叶、颞顶叶、扣带回、海马、纹状体等脑区以及脑核心认知网络，尤其是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异常变化。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伴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的脑结构和功能改变，以期发现可以用于临床早期识别抑郁症是否伴发自杀意念/行为的神经影像学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