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床旁超声在监测感染性休克患者心排血量（CO）和容量反应性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调查研究方法。选择2020年11月25至2021年4月30日在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因病情需要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iCCO）监测的24例感染性休克机械通气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记录患者的基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采用PiCCO监测入组时（0 h）和入组后2、6、12、24、48 h的CO、每搏量变异度（SVV）；同时行床旁经胸心脏超声测定左室流出道速度时间积分（VTI）、下腔静脉直径（dIVC），并计算CO、VTI变异率（△VTI）和dIVC变异率（△dIVC）。以PiCCO监测的数值为标准，对床旁超声测量的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及相关性分析。结果:24例患者中有22例获得了满意的超声多普勒图像，入组患者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及体温均符合感染性休克的病理生理特征。随治疗时间延长，患者HR、CO均逐渐下降，MAP逐渐升高，于入院后48 h达峰值或谷值，且与入组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次/min）：90.36±15.35比116.82±19.82，MAP（mmHg，1 mmHg＝0.133 kPa）：87.82±11.06比58.82±9.85，CO（L/min）：4.80±0.56比6.78±1.31，均 P<0.05〕。PiCCO和床旁超声测定的CO总体上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分别为5.36（4.78，6.33）L/min和5.21（4.88，6.35）L/min〕，各时间点平均差异值为（-0.02±0.69）L/min，95%一致限范围为-1.35~1.34，且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 rs＝0.800， P<0.001）；PiCCO测定的SVV和床旁超声测定的△dIVC具有良好一致性〔分别为18.00%（14.00%，24.00%）和21.00%（14.00%，25.75%）〕，各时间点平均差异值为（-3.16±6.89）%，95%一致限范围为-16.89~10.54，且二者具有中度相关性（ rs＝0.702， P<0.001）。PiCCO测定的SVV和床旁超声测定的△VTI具有良好一致性〔分别为18.00%（14.00%，24.00%）、16.00%（11.25%，20.75%）〕，各时间点平均差异值为（13.03±14.75），95%一致限范围为-1.72~27.78，且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 rs＝0.918， P<0.001）。 结论:床旁超声能准确评估感染性休克患者的CO及容量反应性，且△VTI在评估容量反应性时优于△dIVC。

目的:应用心脏声学造影评估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介入术后心肌微循环灌注情况以及左心功能，并探讨心肌灌注异常的临床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入选2018年6月至2021年7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因急性STEMI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并在术后48 h内完成心脏声学造影检查的患者。根据心肌灌注评分将患者分为心肌灌注正常组和心肌灌注异常组。分析比较两组术后48 h内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观测指标包括二尖瓣血流速度（E）峰值、左心室间隔和侧壁二尖瓣环舒张早期运动速度的平均值（Em）及左心室长轴应变（GLS）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心肌灌注异常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入选123例STEMI患者，年龄（59±13）岁，其中男性93例（75.6%）。心肌灌注正常组50例，心肌灌注异常组73例。心肌灌注异常发生率为59.3%（73/123）。心肌灌注异常组的左心室容积指数［（62.3±18.4）ml/m 2比（55.1±15.2）ml/m 2， P=0.018］和室壁运动积分［1.59（1.44，2.00）比1.24（1.00，1.47）， P<0.001］较心肌灌注正常组高，而GLS更低［（-10.8±3.4）%比（-13.8±3.5）%， P<0.001］，同时二尖瓣E/Em也更高［17.8（12.0，24.3）比12.2（9.2，15.7），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肌灌注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罪犯血管为前降支（ OR=3.733，95% CI 1.282~10.873， P=0.016）、术中慢血流/无复流（ OR=6.125，95% CI 1.299~28.872， P=0.022）和肌钙蛋白I（TnI）峰值（ OR=1.018，95% CI 1.008~1.029， P=0.001），而与心肌灌注异常独立相关的超声指标包括二尖瓣E峰减速时间（ OR=0.979，95% CI 0.965~0.993， P=0.003）、二尖瓣E/Em（ OR=1.100，95% CI 1.014~1.194， P=0.022）和室壁运动积分（ OR=7.470，95% CI 2.630~21.222， P<0.001）。 结论:急性STEMI患者PCI术后微循环障碍的发生率较高，心肌灌注异常患者的左心室收缩及舒张功能损伤更严重。前降支病变、术中无复流和TnI峰值是心肌灌注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采用超声技术评估禁饮禁食时间与患儿诱导期血容量状态的关系。方法:选择2018年1至10月期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实施择期手术患儿110例。七氟烷诱导镇静后，分别测量下腔静脉（IVC）直径最大值（呼气相，IVC max）、最小值（吸气相，IVC min）和心尖五腔心切面主动脉血流速度时间积分（VTI），并计算上述各个参数随呼吸变化的变异度；再行被动抬腿试验（PLR）重复测量和计算上述指标。对禁饮禁食时间长短与IVC变异度（IVC RVI）、主动脉VTI变异度（ΔVTI）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PLR前，IVC max、IVC min和IVC RVI分别为（0.78±0.19）、（0.43±0.15）cm和0.45±0.12；PLR后，IVC max和IVC min分别增加至（0.94±0.20）、（0.55±0.18）cm，而IVC RVI减小为0.42±0.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5.66、10.85、3.14，均 P<0.05）。IVC max、IVC min、IVC RVI均与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PLR前： r=0.052、0.163、0.171；PLR后： r=0.062、0.169、0.165，均 P>0.05）。PLR前，呼气相VTI（VTI max）、吸气相VTI（VTI min）和ΔVTI分别为21±5、17±4和17±8；PLR后，VTI max和VTI min分别增加至23±5、19±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3.60、10.43，均 P<0.05），而ΔVTI为17±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4， P>0.05）。回归分析发现主动脉VTI max、VTI min及ΔVTI均与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PLR前： r=0.111、0.100、0.047；PLR后： r=0.003、0.033、0.073，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回退法）分析发现，无论PLR前后，年龄和体重均是IVC RVI和ΔVTI的影响因素（IVC RVI：β=-0.441、0.515、-0.451、0.507；ΔVTI：β=-0.442、0.545、-2.422、2.850；均 P<0.05）。经年龄和体重校正后，禁饮禁食时长与IVC RVI以及ΔVTI仍无相关性（IVC RVI：β=0.177、0.160；ΔVTI：β=0.037、0.054；均 P>0.05）。 结论:患儿IVC直径和主动脉VTI随呼吸变异度与一定范围内的禁饮禁食时长无相关性，而与患儿的年龄和体重相关。

目的:评价肺复张诱导主动脉瓣速度时间积分（velocity time integral, VTI）变化评估肺保护性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的准确性。方法:择期全麻下行胃肠手术的患者45例，年龄50~70岁，ASA分级Ⅰ、Ⅱ级，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s, LVEF）>55%。所有患者全麻诱导气管插管后行肺保护性通气[潮气量7 ml/kg，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 PEEP）5 cmH 2O（1 cmH 2O=0.098 kPa）通气，FIO 2 60%]，待血流动力学平稳后，给予一次肺复张（lung recruitment maneuver, RM）。于心尖五腔心切面，将脉冲多普勒取样点置于距主动脉瓣1 cm之内，描记VTI。记录RM前后VTI、MAP和心率，并计算速度时间积分变异度（velocity time integral variation, △VTI）、平均动脉压变异度（mean arterial pressure variation, △MAP）和心率变异度（heart rate variation, △HR）。暂将潮气量改为9 ml/kg并连接Vigileo系统后行容量负荷试验（volume expansion, VE），记录容量负荷试验前后每搏量（stroke volume, SV），并计算每搏量变异率（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依据△SV将患者分为两组：有反应组（R组，△SV≥15%，26例）和无反应组（N组，△SV<15%，19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对△VTI、△MAP和△HR进行分析，并计算最佳Youden指数时各指标值，评价RM诱导△VTI评估肺保护性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的准确性。 结果:与RM前比较，两组患者RM后MAP、VTI均明显下降（ P<0.05）；两组患者RM前后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N组比较，R组△HR升高（ P<0.05），△MAP和△VTI降低（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示：△VTI预测肺保护性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阳性的诊断阈值为18.065%，灵敏度为92.3%，特异度为73.7%，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0.893 （95%CI 0.800~0.986， P<0.05）；△MAP预测肺保护性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阳性的诊断阈值为11.120%，灵敏度为73.1%，特异度为84.2%，AUC为0.864 (95%CI 0.762~0.967， P<0.05）；△HR预测肺保护性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阳性的诊断阈值为1.575%，灵敏度为69.2%，特异度为52.6%，AUC为0.596 （95%CI 0.427~0.765， P>0.05）。 结论:RM诱导的△VTI可准确评估肺保护性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当Youden指数最佳时，△VTI诊断阈值为18.065%，敏感度为92.3%，特异度为73.7%。

目的:观察电针治疗脑卒中后偏瘫的效果。方法:选取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杭州医院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收治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102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51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训练，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电针治疗。比较治疗前及治疗2周后，两组患者中医症状积分（口眼歪斜、感觉障碍、肢体麻木）、步态时间-空间参数［10 m最快步行速度（10 m MWS）、跨步长、步频］、肢体功能［改良Barthel指数（MBI）、Fugl-Meyer量表（FMA）］、生活质量［脑卒中病人生活质量量表（SS-QOL）］评估变化。结果:治疗2周后，两组患者口眼歪斜［（2.15±0.63）分比（1.12±0.71）分、（2.14±0.60）分比（1.65±0.74）分］、感觉障碍［（2.45±0.23）分比（1.32±0.73）分、（2.46±0.25）分比（1.88±0.63）分］、肢体麻木［（1.89±0.73）分比（1.04±0.53）分、（1.88±0.67）分比（1.42±0.48）分］各项中医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研究组明显低于同一时间对照组（ t=3.691、4.147、3.795，均 P<0.001）；两组患者10 m MWS［（0.34±0.15）m/s比（0.53±0.21）m/s、（0.33±0.15）m/s比（0.42±0.16）m/s］、跨步长［（61.54±16.04）cm比（78.93±20.48）cm、（59.80±17.35）cm比（69.68±18.32）cm］、步频［（65.52±10.98）步/min比（78.12±12.04）步/min、（63.10±10.89）步/min比（71.15±9.28）步/min］均较治疗前显著增加，且研究组明显优于同一时间对照组（ t=2.976、2.404、3.274，均 P=0.001）；两组患者MBI［（44.94±3.29）分比（75.27±3.56）分、（43.32±4.51）分比（64.51±3.95）分］、FMA［（52.36±6.89）分比（73.20±5.24）分、（52.35±6.79）分比（61.97±4.88）分］、SS-QOL［（9.42±1.95）分比（15.69±1.78）分、（9.24±2.32）分比（13.65±1.96）分；（8.97±2.58）分比（19.52±1.35）分、（9.48±1.77）分比（16.20±1.72）分；（12.32±2.56）分比（25.26±2.45）分、（12.41±2.50）分比（18.20±2.44）分；（13.03±3.16）分比（20.07±2.67）分、（12.49±2.77）分比（16.60±2.78）分；（5.98±1.23）分比（12.30±1.36）分、（5.99±1.21）分比（8.25±1.37）分］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且研究组明显高于同一时间对照组（ t=14.451、11.200、5.502、10.843、14.581、6.429、14.983，均 P<0.001）。 结论:电针治疗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可有效改善其症状及肢体功能，提高患者步态及生活质量水平。

目的:评价颈动脉速度时间积分变异度（△VTI）预测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的准确性。方法:择期全麻下行胃肠手术的患者50例，年龄50~70岁，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Ⅱ级。所有患者全麻诱导气管插管后行小潮气量通气（潮气量7 ml/kg），待血流动力学平稳后[容量负荷试验（VE）前]于颈动脉中段使用脉冲多普勒测量颈动脉速度时间积分（VTI）及颈动脉峰值流速（Vpeak）。随后暂将潮气量改为9 ml/kg，并连接Vigileo系统后行VE，记录VE前和VE后每搏量（SV），并计算每搏量变异率（△SV）。依据△SV将患者分为两组：有反应组（R组，△SV≥15%，27例）和无反应组（N组，△SV<15%，23例）。随后再次行小潮气量通气（潮气量7 ml/kg），待血流动力学平稳后（VE后）测量颈动脉VTI及颈动脉Vpeak，计算颈动脉速度时间积分变异度（△VTI）和峰值流速变异度（△Vpeak），并记录VE前和VE后的平均动脉压（MAP）和心率。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对△VTI、△Vpeak进行分析，并计算最佳Youden指数时的诊断阈值、敏感度、特异度、曲线下面积（AUC）及95%置信区间（CI），评价△VTI、△Vpeak预测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的准确性。结果:与VE前比较，两组患者VE后MAP升高（ P<0.05），心率、△VTI、△Vpeak均降低（均 P<0.05）。与N组比较，R组VE前MAP降低（ P<0.05），心率、△VTI、△Vpeak均升高（均 P<0.05）；VE后MAP降低（ P<0.05），△VTI升高（ P<0.05），心率、△Vpeak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VTI预测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阳性的诊断阈值为12.35%，敏感度为74.1%，特异度为91.3%，AUC为0.902（95%CI 0.820~0.984， P<0.05）。△Vpeak预测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阳性的诊断阈值为10.70%，敏感度为55.6%，特异度为95.7%，AUC为0.873（95%CI 0.730~0.943， P<0.05）。 结论:△VTI可准确预测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患者容量反应性。

目的:观察自拟通淋排石汤联合体外冲击波碎石术(ESWL)治疗输尿管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17年6月至2019年3月期间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164例输尿管结石患者，按就诊时间顺序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82例，对照组采用ESWL治疗，研究组自拟通淋排石汤联合ESWL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临床症状、治疗前与治疗后7、14 d尿常规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6.34% vs. 86.58%， P＝4.998，χ 2＝0.025)；治疗前两组症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腹部绞痛、血尿、便意或尿意、恶心呕吐等临床症状积分均明显降低，且研究组的腹部绞痛、血尿、便意或尿意、恶心呕吐等症状积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尿WBC、RB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7、14 d两组尿WBC、RBC明显低于治疗前，治疗后14 d两组尿WBC、RBC明显低于治疗后7 d，且研究组患者尿WBC、RBC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的并发症发生率(17.07%)明显高于研究组(6.09%)(χ 2＝4.822， P＝0.028)。 结论:自拟通淋排石汤联合ESWL治疗输尿管结石，可以增强两者协同作用，提高临床疗效，改善临床症状，加快尿WBC、RBC下降速度，促进结石排出，值得进一步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室性心动过速积分法（室速积分法）与增加阳性标准的室速积分法在宽QRS波心动过速（WCT）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8年7月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146例WCT患者的心电图特征，分析室速积分法、Brugada四步法、Vereckei四步法及增加阳性标准"V 1~V 6导联RS波谷时间≥ 100 ms"和"起始激动速度（Vi）/终末激动速度（Vt）≤ 1"的室速积分法诊断价值。 结果:室速积分法第1~5和7项阳性标准敏感度较低，特异度均较高，符合室速积分法的原则。室速积分法准确率、敏感度、阴性预测值明显低于Brugada四步法和Vereckei四步法（51.4%比83.6%和80.8%、34.6%比92.5%和93.5%、35.2%比74.2%和72.0%），特异度明显高于Brugada四步法和Vereckei四步法（97.4%比59.0%和4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室速积分法增加阳性标准V 1~V 6导联RS波谷时间≥ 100 ms和Vi/Vt ≤ 1后敏感度明显高于室速积分法（61.7%和65.4%比3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特异度未降低。 结论:室速积分法对WCT诊断特异度较高，敏感度较低，应用室速积分法仍不能确诊时，可以增加V 1~V 6导联RS波谷时间≥ 100 ms和Vi/Vt ≤ 1阳性标准，能提高室速诊断准确率。

目的:探讨重症超声指导间歇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IVVH）治疗心力衰竭（HF）合并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容量管理。方法:选择2019年4月至2022年6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收治的216例行IVVH治疗的HF合并AKI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成常规指导组（107例）和超声指导组（109例）。根据肾功能恢复情况拟每日12 h或隔日12 h行日间IVVH，常规指导组选择常规方法制定IVVH处方，超声指导组在常规指导组基础上加用重症超声技术调整IVVH治疗参数。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及治疗开始3、6、9 h应用超声记录下腔静脉（IVC）呼吸变异度（RVI）、右左心室舒张末期面积比值、舒张早期二尖瓣血流速度峰值/二尖瓣瓣环速度峰值比值（E/E'）、主动脉血流速度时间积分（VTI）、心排血量（CO）、双肺B线范围、双肾叶间动脉阻力指数（RI），根据综合结果实时调整净脱水速率。监测两组患者IVVH治疗前及首次治疗后3、7、10 d的尿量、血清肌酐（SCr）、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血B型脑钠肽（BNP）、β 2-微球蛋白（β 2-MG）、胱抑素C（Cys C）水平，记录两组患者肾功能恢复及临床预后指标。 结果:IVVH开始时超声指导组脱水速率较慢，6 h后开始逐渐增加，总体脱水速率明显慢于常规指导组。超声指导组应用重症超声扫查显示，RVI逐渐增大，右左心室舒张末期面积比值逐渐减小，E/E'比值逐渐下降，双肺B线范围逐渐缩小，双肾叶间动脉RI明显下降。两组患者首次IVVH开始后3、7、10 d的肾功能相关指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其中超声指导组β 2-MG和Cys C在早期（3 d）的下降速度即快于常规指导组〔β 2-MG（mg/L）：3.69±1.31比3.99±1.45，Cys C（mg/L）：2.91±0.95比3.14±0.96，均 P<0.05〕，7 d时尿量、SCr和eGFR也较常规指导组明显改善〔24 h尿量（mL）：1 128.23±153.92比1 015.01±114.18，SCr（μmol/L）：145.86±32.25比155.64±28.42，eGFR（mL/min）：50.26±11.24比46.51±10.61，均 P<0.05〕。超声指导组SCr恢复时间、达多尿期时间、IVVH总治疗时间、无创机械通气时间、CCU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常规指导组，低血压发生率、需长期RRT率、28 d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发生率、28 d病死率均明显低于常规指导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超声指导组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常规指导组（Log-Rank检验：χ 2＝3.903， P＝0.048）。 结论:重症超声指导IVVH治疗HF合并AKI策略具有独特优势。

目的:探索二维经胸超声心动图(2D-TTE)、三维斑点追踪成像(3D-STI)众多参数中可用于早期识别家族肥厚型心肌病(FHCM)突变基因携带者(G+P－)的超声心动图参数特征，并构建Nomogram(列线图)预测模型，以期为临床提供一种早期识别G+P－者的诊断方法。方法:共纳入2017年11月至2022年8月就诊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FHCM家系15个，应用全外显子测序与Sanger测序技术进行基因检测，筛选出G+P－(54例)与G－P－(75例)共129例，应用分层随机抽样将受检者按照7∶3比例区分为训练集(90例)与测试集(39例)。应用Philips iE33超声诊断仪及TomTec脱机软件获取相关超声参数。使用Lasso回归及Logistic回归筛选超声心动图参数并获得可早期预测G+P－的独立危险因素，依此建立Nomogram预测模型。结果:① Lasso-Logistic回归显示：整体纵向应变(GLS)( OR＝1.739，95% CI＝1.305~2.316)、左室流出道速度时间积分(LVOT-VTI)( OR＝1.358，95% CI＝1.072~1.722)可作为早期预测G+P－的独立危险因素。②将以上指标建立Nomogram预测模型，经过1 000次Bootstrap自采样内部验证后，在训练集和测试集的C-指数分别为0.885(95% CI＝0.816~0.954)、0.878(95% CI＝0.764~0.992)，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③校准曲线结果显示，Nomogram模型预测G+P－的风险与实际风险基本一致(训练集 P＝0.990、测试集 P＝0.961)；临床决策曲线表明在不同阈概率下，使用该预测模型为患者提供临床决策，可以为患者带来获益。 结论:超声心动图参数GLS、LVOT-VTI可作为预测FHCM突变基因携带者的独立危险因素。Nomogram预测模型在识别FHCM患者家属是否携带突变基因中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拟合度、患者临床获益，可为FHCM突变基因携带者的超声心动图早期识别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评价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