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一种多功能护理椅的制作与应用。本实用新型多功能护理椅，完全满足了行动不便、不能自理的患者，特别是长期卧床患者的诸如洗头、沐浴等的护理，可从病房至浴室的沐浴一次完成，大大减小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和难度，同时也保证了患者的安全。该种功能椅通过试制和试用得到了实际而又有效的证明，获得了患者、家属、院方的一致好评。

目的:探讨长期卧床脑卒中患者盆底表面肌电变化特征。方法:选取脑卒中患者60例，根据其下肢Brunnstrom分期结果将其分为卧床组(≤3期)及对照组(>3期)，每组30例。2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康复干预，包括经颅磁刺激、功能性电刺激、针灸及分阶段运动训练等，2组患者均持续治疗4周。于治疗前、治疗后3个月时分别采用AM1000B型生物反馈系统对2组患者进行盆底肌表面肌电检测。结果:治疗前、治疗后3个月时2组患者在放松阶段、后基线阶段其盆底肌电波幅及变异性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及治疗后3个月时发现对照组患者在快速收缩阶段、连续收缩阶段及耐力收缩阶段其Ⅱ类(快型)肌纤维、Ⅱ类(快型)&Ⅰ类(慢型)肌纤维、Ⅰ类(慢型)肌纤维波幅均显著高于卧床组水平( P<0.05)，变异性均明显低于卧床组水平( P<0.05)。治疗前、后2组患者在快速收缩阶段、连续收缩阶段及耐力收缩阶段其Ⅰ类、Ⅱ类肌纤维波幅均低于正常值范围，其中卧床组盆底肌纤维波幅与正常值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后2组患者盆底肌纤维收缩时变异性均与正常值范围较接近，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脑卒中患者在发病早期均存在不同程度盆底肌功能障碍，且长期卧床能加重患者盆底肌功能障碍程度。

目的:通过分析恶性肿瘤患者并发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的危险因素，建立高危患者预警管理及评估机制，提高DVT患者的早期干预及治疗效果。方法:分别对吉林省肿瘤医院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诊治的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发生DVT的恶性肿瘤患者年龄大多为60岁以上(66.2%)，多为晚期患者，肿瘤类型以肺癌较多，病理类型主要为腺癌( P<0.05)；24.9%的患者接受过手术治疗，76.7%的患者接受化疗，65.9%的患者行PICC置管；并发部位以下肢股静脉血栓比例最高(39.3%)，其次为腘静脉血栓(24.9%)和上肢静脉血栓(19.9%)。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60岁恶性肿瘤患者发生DVT的风险是≤60岁者的1.310倍，具有血栓病史者发生DVT的风险是无血栓史患者的1.599倍，长期卧床者发生风险是非长期卧床者的1.489倍，晚期患者发生风险是中早期患者的2.788倍，腺癌患者发生风险较其他病理类型患者高，接受过手术治疗、化疗以及PICC置管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发生DVT的风险分别是未接受过上述治疗方法的1.489、2.557和1.591倍。 结论:根据恶性肿瘤患者的发病部位、分期、化疗用药及诊疗措施等对高危患者给予适当的预防性用药，可降低肿瘤患者DVT发生风险。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目的:探讨中医护理干预联合微信管理对ICU长期卧床患者压疮发生率、生活质量及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0月至2020年1月该院收治的ICU长期卧床患者11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5例。对照组给予中医护理干预，观察组给予中医护理干预联合微信管理。比较两组患者的压疮发生率、生活质量、负性情绪、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压疮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精力、生理功能、生理职能、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态度、护理技术、关心患者和沟通能力显著高于，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中医护理干预联合微信管理可降低ICU长期卧床患者压疮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焦虑和抑郁负性情绪，且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和护理满意度。

近年来，我国终末期肾病（end-stage kidney disease，ESKD）发病率逐年增长并且增幅加快，每年约有2%的患者进入ESKD。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以其简便、安全、有效和居家治疗，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ESKD患者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自1978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率先将持续性不卧床PD（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CAPD）的概念和技术引入中国后，我国肾科专业医护人员经过数十年的共同努力，PD管理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为了客观了解现阶段我国PD中心关键质量指标现状、中心建设情况、PD处方及调整、并发症诊疗、充分性评估、患者长期随访现状以及疾病负担和慢性肾脏病风险认知情况，《中国PD管理现状白皮书》项目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轮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并组织专家编写形成了这部《中国PD管理现状白皮书》。该白皮书清晰地回顾了目前中国PD的建设及管理现状，并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规范PD中心的人员配备，加强对PD专业人员的培养，扩大专职医护人员队伍，注重质量管理，降低PD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以提高PD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心胸外科手术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2月在济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行心胸外科手术的患者137例，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表对患者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收集，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法对心胸外科手术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心胸外科手术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总例数为16例(11.68%)，其中左下肢深静脉血栓10例(7.30%)，右下肢深静脉血栓4例(2.92%)，左右下肢深静脉血栓2例(1.4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吸烟习惯、手术时间、长期卧床(瘫痪)、术后制动时间、静脉置管、饮酒习惯、合并基础疾病是影响心胸外科手术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长期卧床(瘫痪)、合并基础疾病均为心胸外科手术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年龄、合并基础疾病、长期卧床(瘫痪)均为心胸外科手术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应对独立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降低心胸外科手术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长期意识障碍患者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后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提出相关护理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高压氧科220例行PICC置管术意识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导管相关性感染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对其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220例患者中42例发生PICC术后导管相关性感染(CRI)，发生率为19.1%。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患者在年龄、昏迷程度、基础病、卧床时间、单次置管穿刺次数、导管留置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年龄≥60岁、意识障碍程度深、患糖尿病(基础病)、卧床时间>3个月、单次置管反复穿刺及导管留置时间>3个月为发生PICC术后相关性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工作中对上述危险因素进行必要的护理干预，有助于降低感染发生率。

由于假体周围感染（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诊断困难，治疗方案多样，预后评估不统一，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居高不下，使得PJI成为目前初次人工关节置换术后最难处理的灾难性并发症。髋关节和膝关节PJI术后5年的死亡率可分别高达21.12%、21.64% [1,2]。对于PJI的治疗往往迁延漫长，患者长时间无法独立生活，伴随的是反复手术、长期卧床、大量抗生素以及巨额的医疗费用，对患者生理和心理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医疗负荷 [3]。最新的美国国家住院患者数据提示，到2030年，每年全美医院在髋、膝关节PJI相关的花费预测可高达18.5亿美元 [4]。

老年脆性骨盆骨折(FFP)发病率逐渐增加，致残率和病死率较高，成为威胁老年患者生命的又一类损伤。由于老年人普遍存在骨质疏松、慢性内科疾病和失能状况，因此，FFP的诊治有着特殊性，特别是围术期的处理较其他人群更为困难。FFP与青壮年骨盆骨折高暴力致伤机制不同，其骨折形态和分类不同，手术治疗目的是稳定骨盆环的力学传递结构，改善临床症状，减少长期卧床相关并发症，恢复无痛状态的日常自理生活。近年来骨盆骨折的手术治疗获得明显进步，但针对FFP的治疗尚存在争议。笔者就FFP围术期的热点内容进行探讨，以期实现FFP的规范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