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房室间隔缺损矫治术后左侧房室瓣反流再次手术的两种外科技术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至2019年间28例房室间隔缺损术后左侧房室瓣反流再次手术的患儿病例。排除单心室、肺动脉环缩术后、心房异构和其他初期未处理左侧房室瓣的患儿。根据手术方式分为成形组与置换组，统计两组患儿术前基本资料和手术资料，分析术后早期结果和随访转归情况。两组数据的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和方差分析。将死亡与第3次等多次手术列为终点事件估计值，使用 Kaplan- Meier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全部检验采用双尾法，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28例患儿中男7例，女21例；年龄9.6岁(5.6~16.2岁)，体质量28.55 kg(15.5~55.9 kg)。左侧房室瓣成形21例，左侧房室瓣置换7例。院内死亡2例，随访无死亡病例。再次手术后2例行第3次等多次手术。主动脉阻断时间置换组94 min(79~107 min)多于成形组66 min(45~83 min)， P<0.05。瓣叶裂采用成形术18例，置换术2例(28.6%)， P<0.05。随访1年生存率成形组94.4%，置换组85.7%；随访5年生存率成形组88.5%，置换组85.7%。 结论:左侧房室瓣反流是房室间隔缺损再次手术的主要原因。左侧房室瓣再次手术首选成形术，瓣膜置换作为次要选择。大多数瓣叶裂可以通过瓣膜成形修复。远期随访左侧房室瓣再次成形术后仍存在3次等多次手术风险。

目的:评估运用改良Sutureless技术联合垂直静脉横断扩大吻合口的手术方法来治疗心下型肺静脉异位引流的效果。方法:将2005年1月至2019年2月所有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外科一期纠治手术的单纯性心下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58例患儿(已排除合并功能性单心室、大动脉转位和心房异构等复杂畸形的患儿)纳入本研究。其中，男34例，女24例；手术年龄范围为1～71 d，手术年龄中位数为9 d；体重范围为1.8～5.8 kg，体重中位数为3.2 kg。将所有患儿按照手术方法分为两组，其中接受改良Sutureless技术联合垂直静脉横断扩大吻合口手术治疗的27例患儿作为A组，接受传统全层缝合吻合技术治疗的31例患儿作为B组。术后门诊通过心脏超声随访肺静脉流速评估肺静脉是否存在狭窄。结果:所有患儿中，49例采用心脏上翻法，于心脏后方进行肺静脉与左心房吻合，9例从右侧房间沟处显露共同肺静脉进行吻合。采用深低温停循环25例，其余33例采用低温低流量。两组患儿在手术年龄、术前体重、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后出血、机械通气时间和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s，ICU)滞留时间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B组患儿因肺动脉高压危象早期死亡2例，A组患儿无早期死亡病例。B组经心脏超声随访检查发现5例吻合口流速>1.6 m/s，其中2例吻合口流速>2.0 m/s，这2例分别在术后3个月和6个月接受了经典的Sutureless手术纠治，术后恢复良好。A组经心脏超声随访检查发现仅1例吻合口流速>1.6 m/s，目前仍在随访中。A组和B组术后肺静脉吻合口流速分别为(1.16±0.24)m/s和(1.41±0.31)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A组患儿在术后3个月、12个月、48个月免于肺静脉再狭窄率均为93.3%；B组患儿在术后3个月、12个月、48个月免于肺静脉再狭窄率分别为88.0%、80.0%、80.0%。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肺静脉分支狭窄是术后肺静脉再狭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6.46，95% CI(3.01，232.36)]。 结论:改良Sutureless技术联合垂直静脉横断扩大吻合口的手术方法是安全可靠的，能明显降低心下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术后肺静脉吻合口流速。

目的 建立针对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化重组人源化抗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抗体(PEG-抗TNFα单抗)的关键质量属性质控方法.方法 采用肽图谱鉴别PEG-抗TNFα单抗,分子排阻高效液相色谱(size exclusion-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SEC-HPLC)法检测分子大小异质性,阳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cation exchange-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CEX-HPLC)法检测电荷异质性,反相超高效液相色谱(reversed-phase-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RP-UPLC)法检测 PEG残留量及错配异构体含量;利用稳定转染TNFα相关受体下游反应元件驱动的报告基因的HEK293细胞测定生物学活性.结果 PEG-抗TNFα单抗具有相应的特征图谱,可用于鉴别;SEC-HPLC单体峰相对百分含量为(99.66±0.01)％,高分子量物质峰相对百分含量为(0.31±0.01)％,低分子量物质均低于定量限;CEX-HPLC主峰区峰相对百分含量为(98.31±0.10)％,酸性峰区峰相对百分含量为(1.31±0.04)％,碱性峰区峰相对百分含量为(0.38±0.07)％;PEG含量低于定量限,错配异构体含量为(0.76±0.007)％;生物学活性的半数最大效应浓度(concentration for 50％of maximal effect,EC50)值为(2.22±0.11)ng/mL.结论 针对PEG-抗TNFα单抗的关键质量属性建立了相应的质量控制方法,可确保其安全、有效及质量可控,为该类单抗产品的质量控制方法和策略提供了参考.

在早期的药物研发过程中,由于当时条件和认识的局限,人们常将对应异构体当成单一光学纯化合物处理.随着手性拆分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手性药物认识的提高,手性对于药物的药理活性、毒性、代谢性质的影响逐渐被重视,一些与手性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发生,如欧洲“反应停”事件,使药物研发人员对药物中的手性因素更加关注.轴手性是手性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由于空间位阻或电子效应导致共价键不能自由旋转而产生.轴手性对于化合物的药理活性、代谢性质也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分子中不具手性中心,而容易被忽视.药物研发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因此在早期阶段就应该给予轴手性足够的重视,最大的降低药物后期研发和临床试验的风险.对于具手性中心的手性药物,FDA已于1992年出台相关文件指导其研究开发,但是对于轴手性药物的研发却没有明确规定.本文从轴手性化合物的产生、构型判断、轴手性-活性关系以及轴手性药物发展趋势4个方面对轴手性化合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探讨,阐述轴手性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的重要性,为轴手性药物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产前超声在诊断胎儿孤立性左位心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0-2016年湖南省3个产前诊断中心诊断为孤立性左位心的38例胎儿的超声特点及伴随的心内外畸形.结果 38例孤立性左位心胎儿中,19例左异构,14例右异构,5例未归类.心内外畸形总体发生率为97.4％,左异构与右异构分别为94.7％ 和100％.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总体发病率为92.1％,左异构与右异构分别为84.2％ 和100％,其中最常见的是右室流出道梗阻、功能性单心室及房室间隔缺损.肺静脉异位引流常见于右异构患者.心外畸形中最常见的是肠旋转不良,发生率为86.9％.下腔静脉离断及多脾常见于左异构患者,下腔静脉与腹主动脉同侧并行排列及无脾常见于右异构患者.结论胎儿孤立性左位心十分罕见,却具有极高的心内外畸形发生率.

目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间质性肺疾病和肺血栓栓塞症是重大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整合并开展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有助于观察疾病的暴露、发病与转归情况.本研究针对我国社区与临床队列资源的多源异构现状,制定呼吸系统疾病专病队列(呼吸专病队列)数据标准,为解决多源异构数据所致共享障碍,以及项目最大程度开展数据交换、整合、共享、储存与利用提供思路与方法.方法 呼吸专病队列数据标准制定思路:①学习、参考国际标准,包括临床数据交换标准协会(CDISC)的CDASH模型,观察性医疗结果合作组织(OMOP)的CDM通用数据模型;②整理、归纳所纳入的4个呼吸专病队列资源,评估各队列资源间的同质性与整合的可能性;③专家讨论,建立呼吸专病队列数据标准.结果 研究纳入的现有呼吸专病队列变量模块同质性较好,基本结构相似,具有数据整合的可行性.参考国际标准,经专家讨论,项目组构建呼吸专病队列的数据标准概念框架,由呼吸专病队列通用数据标准及疾病特异数据标准两部分构成,其中通用数据标准针对各专病队列中均有涉及、能够统一标准的问题或研究变量;特异数据标准则为各疾病特有的问题.经映射匹配,认为该标准与各现有专病队列的变量模块匹配良好,标准可行.结论 数据标准建立后,在回顾性整合现有队列资源的同时,使不同项目以相同的定义和标准开展长期随访,收集核心数据集,为未来开展多中心研究扫除因数据标准不一导致的数据共享障碍,更有利于多源的整合与共享.

目的 探讨高表达的miR-196a在肾脏损伤中作用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方法 通过抑制miR-196a表达,观察其表达水平对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C)转分化的影响,验证miR-196a与其预测靶基因蛋白二硫化物异构酶(PDI)A3的配对关系.建立小鼠单侧输尿管梗阻模型,经尾静脉注射LNA修饰的anti-miR-196a寡核苷酸,观察抑制miR-196a表达后对肾小管间质病变和硫氧还原蛋白(Trx)的影响.结果 体外细胞实验显示,转化生长因子(TGF)-β1能够上调miR-196a表达,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上皮间充质转分化,阻断miR-196a可部分逆转上皮间充质转分化,而PDIA3为miR-196a对应的直接靶基因.体内动物实验显示,模型组出现明显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病变,5、10 mg/kg anti-miR-196a干预组肾小管间质损伤评分明显低于模型组和阴性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以5 mg/kg干预组逆转肾小管间质纤维化作用更明显.模型组小鼠梗阻侧肾组织miR-196a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假手术组,5、10 mg/kg干预组小鼠miR-196a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5、10 mg/kg干预组α-血管平滑肌肌动蛋白(SMA)、波形蛋白(Vimentin)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模型组、阴性对照组;PDIA3蛋白表达明显高于模型组、阴性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以Trx为抗氧化应激标志物,模型组小鼠肾组Trx表达量明显低于假手术组和空白对照组;5、10 mg/kg干预组Trx表达量明显高于模型组和阴性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iR-196a在小鼠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PDIA3是其直接靶基因;PDIA3表达下调减弱相应的抗氧化应激能力是miR-196a参与肾脏损伤的机制之一.

亲环素A(CypA)是亲环素家族的重要成员,具有肽基脯氨酰基顺反式异构酶(PPIase)活性和分子伴侣功能,在蛋白质折叠和转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孢素A(CsA)是CypA的细胞内受体,两者结合形成CypA-CsA复合物,该复合物可以促进T细胞凋亡,抑制T细胞活化及阻断信号转导,从而参与免疫抑制.在炎性反应过程中,CypA与CD147结合,产生促炎信号,介导炎性反应.CypA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表达,使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转移和耐药等.CypA与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的活化有关,其中研究最多的是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MAPK和p38/MAPK.本文主要针对CypA在恶性肿瘤中促进肿瘤生长、侵袭、转移、多药耐药(MDR)和免疫逃逸的作用机制作一综述.

目的 1型糖尿病(type l diabetes,T1D)是由于胰岛β细胞受自身免疫系统的破坏,而导致胰岛素缺乏和血糖升高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胰岛β细胞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ERS)是其发病的重要因素.甘露糖是一种葡萄糖的差向异构体,新近发现其具有减缓甚至阻断T1D进展的作用,但具体机制仍待进一步阐明.方法 通过ERS诱导剂(TG/TM)处理NIT-1细胞,荧光定量PCR检测内质网应激标志物mRNA表达水平,CCK-8法检测细胞生存活力,台盼蓝法鉴定细胞生死状态.结果 给予适宜浓度的甘露糖预处理,可改善ERS诱导剂引起的胰岛β细胞系(NIT-1)细胞活力下降并逆转ERS诱导剂引发的BiP、ATF4及CHOP mRNA水平升高.结论 甘露糖可抑制NIT-1细胞的过度ERS,进而减少凋亡,促进存活,为甘露糖用于治疗T1D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EZH1/2抑制剂UNC1999对肝癌细胞SMMC-7721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实验设2个组:DMSO(对照组)、UNC1999组,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DMSO、UNC1999并作用不同时间,用CCK-8法检测细胞OD值,筛选药物较佳的作用浓度及时间;EdU细胞增殖实验及克隆形成实验分别检测细胞增殖和克隆形成能力;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Transwell侵袭、迁移实验检测细胞侵袭及迁移的能力;Annexin V-FITC/PI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流式细胞术检测的细胞周期.RNA-seq检测UNC1999对细胞转录组的影响;qRT-PCR法检测药物作用相关基因(EZH1、EZH2)以及转录水平显著差异基因(NECTIN4)的相对表达量;Western Blot法检测EZH1、EZH2、H3K27me3表达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UNC1999组的肝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均降低(P<0.05);细胞周期发生G0/1阻滞(P<0.05);细胞凋亡数量无明显改变(P>0.05).UNC1999可促进包括多个基因转录水平的改变,首位显著上调的基因为NECTIN4(ENSG00000143217).在基因的转录表达水平上,UNC1999组的EZH1、EZH2无明显降低(P>0.05);而在蛋白表达水平上,两者表达降低(P<0.05),同时H3K27me3也表达下降(P<0.05).[结论]UNC1999能通过在蛋白水平上抑制表观遗传子EZH1、EZH2的表达及其催化组蛋白甲基化的功能,发挥抑制肝癌的作用;表观遗传子EZH1、EZH2与肝癌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是肝癌治疗具有潜力的靶标;UNC1999处理后NECTIN4表达显著升高,该基因异构体与抗癌药物治疗反应性相关,提示表观遗传抑制剂联合抗癌药物可能发挥更佳的治疗作用,这为临床肝癌药物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