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中学生被欺凌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在其间的可能作用,为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提供思路.方法 2023年3月,以江西省三所中学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自制问卷收集中学生基本信息,使用Olweus欺凌问卷中文版、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渥太华自伤量表等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被欺凌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在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 本次调查的中学生被欺凌报告率为18.56％,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为34.4％.被欺凌、非自杀性自伤与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分别呈负相关(r=-0.34～-0.16,P＜0.001),被欺凌和非自杀性自伤之间正相关(r=0.18,P＜0.001),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之间正相关(r=0.66,P＜0.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被欺凌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简单中介效应为0.036(95％CI:0.014～0.064),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在二者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29(95％CI:0.011～0.056).结论 中学生被欺凌经历可能增加非自杀性自伤风险,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在其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提高中学生的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或许可以减少中学生与校园欺凌相关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目的 分析抑郁症状在不健康生活方式与体质量指数(BMI)之间的中介效应,为预防青少年的常见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23年在内蒙古地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范围内通过随机分层、以班为单位整群抽样法抽取8859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描述学生基本人口学特征,探究不健康生活方式、抑郁症状与BMI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SPSS 26.0中的PROCESS宏程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检出人数为85 866,检出率为96.92％;BMI异常的检出人数为32 078,检出率为36.21％;抑郁症状检出人数为19 356,检出率为21.85％.结果 显示抑郁症状在不健康生活方式与体质量指数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77 0,95％CI:0.051 3～0.102 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35％,说明不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通过抑郁症状介导BMI的增加.结论 青少年可以通过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体质量指数的异常,也可以通过改善抑郁症状的发生从而保持正常的体质指数.

目的：:对比分析广东省珠海市和新疆省喀什市小学生的视力及屈光状态，为我国不同地区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横断面观察性研究。随机抽取2018至2019年珠海市10所小学及喀什市6所小学的学生。通过视力筛查获得裸眼视力、非睫状肌麻痹屈光数据和等效球镜度（SE）。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矫正两地性别和年龄差异。正态分布定量数据的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数据使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珠海市获得12 001例学生的完整资料，其中男生6 528例（占54.4%），女生5 473例（占45.6%），年龄（8.7±1.6）岁。喀什市获得5 584例完整资料，其中男生2 796例（占50.1%），女生2 788例（占49.3%），年龄（8.3±0.9）岁。两地区性别（ χ2=28.60， P<0.001）、年龄（ t=-19.27， P<0.001）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1:1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矫正性别年龄混杂因素后，两地均有5 478例纳入统计分析。珠海市小学生右眼SE为-0.25（-0.88，+0.13）D，喀什市为-0.11（-0.30，+0.11）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9.32， P<0.001）。两地不同年龄段小学生SE绝对值逐年增加，自8岁起珠海市增加速度较喀什市快。珠海市和喀什市的裸眼视力不良占比分别为17.7%和15.2%。在裸眼视力不良人群中，珠海市和喀什市的近视临床前期占比分别为18.3%和42.9%，筛查性近视占比为76.3%和51.1%；高度近视仅存在于珠海市，共15例。 结论：:珠海市筛查性近视率和近视程度高于喀什市，两地的气候、经济、人口、教育差异可能是造成近视发病率不同的主要原因。

目的:调查12～16岁在校青少年抑郁状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2018年3—6月，采用整群、分层、随机相结合的方法，抽取镇江市12所学校12～16岁的学生4 268名，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Achenh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进行抑郁因子测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调查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4 268份，回收有效问卷3 544份。12～16岁在校生3 544名，抑郁因子检出214名，总检出率为6.04%（214/3 544），其中男生检出率为5.14％（87/1 691），女生检出率为6.85%（127/1 853），男女生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550， P=0.032）。不同性别、学习情况、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关系、与家人关系、与周围人关系以及父母期望的青少年抑郁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学习情况、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周围人的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学习情况、与周围人关系不和以及与家人关系不和是造成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原因。

目的:探究北京地区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抑郁障碍患病率的年龄和性别效应及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特点。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市6~16岁在校中小学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第一阶段采用儿童行为调查表对高危儿童青少年进行初筛，第二阶段采用简明儿童少年国家神经精神访谈工具对初筛阳性的患儿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筛查，由2名精神科医师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4版中关于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确定最终诊断抑郁障碍的人数。该研究属于流行病学类的调查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思路。同时采用 χ2检验对比其年龄及性别效应。 结果: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29%(234/10 215例)。其中男童的患病率为1.80%(106/5 866例)，女童的患病率为2.94%(128/4 349例)。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存在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增高。12岁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5岁前后达到峰值。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交问题、退缩抑郁、焦虑抑郁、体诉及冲动行为等方面。结论:北京市6~16岁在校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为2.29%。抑郁障碍发生在中小学生的各个年龄阶段，在小升初和中考前后两个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学生的抑郁情绪，尤其需要关注女童的情绪问题。在进行抑郁障碍的筛查和诊治过程中，抑郁情绪的非典型症状需要重点关注。

目的:分析1985-2014年中国汉族18岁青少年身高长期趋势的性别变化。方法:选取1985、1995、2000、2005、2010和2014年6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124 099名18岁汉族青少年的身高数据。以性别分层，采用ANOVA比较各年度青少年的平均身高，以及城乡、地区和营养状况亚组中的身高差异。计算各年度性别身高差和身高比。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以身高为因变量，在不同地区分层下分析不同身高水平与性别关系随时间的变化。结果:1985-2014年，中国18岁男性青少年平均身高以1.3 cm/10年的速度增长，女性青少年增长速度为0.8 cm/10年，无论男女，身高增幅最快的阶段均为1995-2005年。男性青少年各亚组平均身高均高于女性（ P<0.05）。性别身高差一直在扩大，从1985年的11.1 cm上升到2014年的12.6 cm，性别身高比稳定在1.07~1.08之间。无论男女，18岁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均表现为城市高于乡村，东北地区高于其他地区（ P<0.05），2000年后的男性肥胖青少年和2010年后的女性肥胖青少年平均身高高于其他群体（ P<0.05）。在控制了城乡、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后，18岁男女青少年身高在 P 5、 P 25、 P 50、 P 75和 P 95都有随时间增长的趋势，不同百分位点身高的性别差值在0.45 cm/10年~0.57 cm/10年之间。地区分层分析结果显示，除东北地区身高 P 5和 P 95外，东北地区其他百分位点和其他地区各百分位点身高增长幅度的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1985-2014年，身高的性别差异在扩大，男性青少年身高增长更为明显，东北和东部地区青少年身高增幅更大，未来要增加对中西部青少年的关注，发挥其身高发育的潜力。

目的:研究8岁、11岁和14岁受试者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使用与客观测量的体育锻炼(PA)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我们从瑞典东南部三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六所学校招募了549名儿童和青少年(264名男孩)。使用密封式计步器客观测量每天的步数，每日填写一份关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使用情况的简短问卷。研究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每日使用的平均分钟数与每日平均步数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低使用者与高使用者之间的差异。结果:总体来看，每天的步数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使用量呈一定的负相关( r＝－0.329， P<0.001)，但男孩( r＝－0.340， P<0.001)低于女孩( r＝－0.401， P<0.001)。当进一步按性别和年龄分层时，这种相关性仅存在于14岁的女孩( r＝－0.385， P<0.001)，且仅在这一组中，低使用者和高使用者之间存在差异( P＝0.005)。 结论:每天步数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使用量呈一定的负相关。当按性别和年龄组分层时，这种相关性只在14岁的女孩中观察到。研究结果可能针对未来青春期女孩的体育锻炼。

目的:探讨认知行为取向团体心理治疗对网络成瘾中学生应对方式、时间管理及家庭功能的影响，为网络成瘾心理治疗体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依据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评分筛选70名网络成瘾中学生，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试验组。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心理及药物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参加认知行为取向团体心理治疗，对照组32人，试验组33人完成治疗。治疗前后分别以IAT、简易应对方式问卷(coping simplified style questionnaire，SCSQ)、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dolescent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ATMD)、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scale，FAD)对两组中学生评估。结果:治疗前两组网络成瘾中学生各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干预后在积极应对[(1.89±0.51)分]、消极应对[(1.55±0.51)分]、时间监控感[(58.39±12.10)分]、时间价值[(26.64±4.48)分]、时间效能[(30.42±5.18)分]及家庭功能中沟通[(18.85±2.40)分]、角色[(24.18±3.77)分]、行为控制[(18.82±2.57)分]、总的功能[(24.79±3.90)分]方面与对照组[分别为(1.62±0.44)分、(1.84±0.55)分、(52.09±11.72)分、(19.34±3.96)分、(21.91±6.13)分、(21.16±2.63)分、(26.09±3.75)分、(20.59±2.54)分、(28.69±3.68)分]及干预前[分别为(1.46±0.48)分、(1.97±0.56)分、(48.73±13.46)分、(18.27±4.84)分、(20.00±5.79)分、(21.76±2.72)分、(26.58±3.86)分、(19.76±2.96)分、(29.27±4.76)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干预后FAD中解决问题[(12.67±2.50)分]、情感反应[(14.03±3.73)分]评分与干预前[(14.15±2.83)分、(14.61±3.66)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SCSQ各分项、ATMD各分项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认知行为取向团体心理治疗能优化网络成瘾中学生的应对方式并提高其时间管理能力，对家庭功能的角色、沟通、行为控制及总的功能有显著改善。

目的:分析济南市6~18岁学生屈光参差情况及分布特征。方法:横断面研究。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2021年10月~12月对济南市12个区县1 056所学校1 016 053名年龄6~18岁学生进行非睫状肌麻痹下屈光检测，分析屈光参差的发生率及不同类型分布情况。结果:屈光参差检出率21.05%(213 879/1 016 053)。屈光参差程度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 B＝0.944，95%置信区间1.353~2.166， P<0.001)。其中复合近视性屈光参差检出率最高(10.76%，109 327/1 016 053)。总体屈光参差双眼等效球镜度不同，右眼具有更高度的近视或更低度的远视( t＝17.35，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济南市6~18岁学生屈光参差发生率较高。年龄及近视为屈光参差显著相关因素。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利用近视防控相关政策策略建立、监测措施完善、防控标准应用、适宜技术推广及示范区建设，保障学生体育活动、普及防控健康知识，促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的近视防控措施有效落地，保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