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述情障碍、生活事件在童年创伤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之间所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使用童年创伤问卷、述情障碍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对2 592名南方医科大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19.0的PROCESS 2.13宏程序检验述情障碍的中介效应和生活事件的调节效应。结果:(1)大学生抑郁症状和童年创伤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11.34%和14.80%。(2)童年创伤总分[(34.25±8.01)分]与述情障碍总分[(48.82±10.72)分]呈正相关( r＝0.38， P<0.01)，生活事件总分[(36.91±9.74)分]与抑郁症状评分[3.00(6.00)分]呈正相关( r＝0.53， P<0.01)、述情障碍总分与抑郁症状评分呈正相关( r＝0.49， P<0.01)。(3)述情障碍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直接效应(效应值＝0.25)和中介效应(效应值＝0.12)分别占总效应(效应值＝0.37)的67.57%、32.43%。(4)健康适应、受惩罚和学习压力事件在述情障碍与抑郁症状的影响路径中存在调节作用。 结论:大学新生童年创伤通过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和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来影响抑郁症状。

目的:从忆溯角度分析研究强迫症的人格发生发展情况。方法: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选取103例强迫症患者(患者组)以及88例在汪卫东忆溯性人格发展量表(Wang Weidong memory-trac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al inventory，WMPI)全国城市人口常模数据库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条件相匹配的正常被试(对照组)。采用WMPI对所有被试进行评估与比较。统计软件使用SPSS 22.0，数据统计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结果:1．人格发展外部影响因素方面：生活事件方面，患者组童年期家庭内部事件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5)；教养方式方面，患者组童年期严厉[(5.637±3.463)分]与惩罚[(6.275±4.565)分]得分高于对照组[(4.341±3.092)分，(5.000±3.698)分， t＝-2.703，-2.093，均 P<0.05]。2.人格要素发展方面：(1)胆气分量表中，在童年时期，自然恐惧[(7.686±3.441)分]、适应能力[(15.000±5.321)分]两维度患者组比对照组[(6.023±3.991)分，(12.841±6.070)分]得分高( t＝-3.085，-2.613，均 P<0.05)。人际恐惧维度的3个年龄段，患者组[(20.284±8.255)分，(22.804±7.458)分，(22.725±7.145)分]均较对照组[(16.205±7.937)分，(19.841±6.319)分，(18.364±6.277)分]得分高( t＝-3.458，-2.929，-4.437，均 P<0.01)。(2)人际关系分量表的依恋性维度中，童年期患者组[(10.804±3.621)分]得分高于对照组[(8.830±4.850)分， t＝-3.205， P<0.01]。(3)性发展分量表中，在少年期，异性交往[(11.941±4.878)分]、爱情观[(15.098±4.180)分]与性观念[(8.892±2.988)分]患者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9.125±5.040)分，(11.761±5.202)分，(6.943±3.288)分，均 P<0.01]。(4)自我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自理性维度得分[(6.465±2.890)分]比对照组[(4.239±2.861)分]得分高( P<0.01)，在童年与少年时期患者组自主性维度得分[(10.772±2.694)分，(11.347±2.621)分]较对照组[(8.011±4.039)分，(9.818±2.693)分]得分高(均 P<0.01)。(5)思维方式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绝对化思维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1)。谨慎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少年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1)。(6)意志力分量表的果断性维度中，患者组在少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在青年期患者组自觉性维度得分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坚持性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7)世界观分量表，动机、事业观与友谊观3个维度中，在少年期患者组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价值观维度中，在青年期患者组较对照组得分低( P<0.01)。 结论:强迫症患者童年时的教养方式中存在较多严厉与惩罚，导致童年呈现出胆气不足、人际关系不良、低自理自主性、高依恋性、思维绝对化及较多自我压抑等表现；在青少年时期，胆气的缺乏、自理自主性差、谨慎固执的思维会进一步加重并显现出较保守的性发展与传统的世界观。

儿童期负性事件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挑战，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而且持续影响个体健康。因此，本文分别介绍了十种国际上较为常用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的测量工具，它们分别是国际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家庭健康史与健康评估量表、儿童期创伤量表、儿童期护理和虐待经历调查问卷、校订版事件影响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儿童虐待和创伤量表、童年创伤经历评定量表。目前，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使用的工具主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人群开发的，但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社会、文化、经济差异，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负性事件量表仍需开发，为今后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提供适用的工具。

目的:探讨细胞因子、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s，GR）在青少年抑郁症与童年创伤间的作用。方法: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纳入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80例（患者组），同期通过社会招募健康青少年受试者70名（对照组）。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 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对受试者进行生活学习压力、童年创伤、焦虑及抑郁症状评估，并检测血清GR及血浆12项细胞因子水平，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采用Spearman法分析童年创伤、GR、细胞因子、抑郁症间的相关性，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中介作用，Bootstrap方法检验间接路径后得出平均路径系数，其95%的可信区间（ CI）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患者组与对照组GR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0.50， P<0.001），并且IL-1β、IL-2、IL-5、IL-10、IL-12、IL-17、IFN-α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Z=-10.31~-3.14， P<0.001或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HAMD 17及HAMA评分均与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CTQ总分以及细胞因子水平IL-5、IFN-α呈正相关，躯体忽视、IL-1β仅与HAMD 17评分呈正相关；GR与情感虐待（ r=-0.523， P<0.001）、情感忽视（ r=-0.245， P=0.002）、性虐待（ r=-0.172， P=0.035）、躯体虐待评分（ r=-0.180， P=0.027）、CTQ总分（ r=-0.562， P<0.001）、HAMD 17评分（ r=-0.783~-0.271， P<0.001）、HAMA评分（ r=-0.741~-0.602， P<0.001）、细胞因子IL-1β（ r=-0.217， P=0.008）、IL-5（ r=-0.334， P<0.001）、IFN-α（ r=-0.276， P=0.001）水平呈负相关；IL-5水平和IFN-α水平与情感虐待评分（ r=0.211、0.207）、CTQ总分（ r=0.201、0.166）均呈正相关均 P<0.05。中介效应分析显示，GR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效应值0.294，标准误0.043，95 %CI=0.236~0.398）；GR与IL-5水平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效应值0.067，标准误0.040，95 %CI=0.023~0.147）。 结论:GR、细胞因子IL-5在童年创伤与青少年抑郁症间发挥中介作用。

目的:研究大学生人格五因素、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自杀预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在陕西省西安市分别选取综合类院校和理工类院校以及文科类院校各一所，共调查885名大学生，使用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生活事件问卷(life event questionnaire)、青少年自杀倾向问卷(scale of adolescents' suicide tendency)进行调查，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检验人格五因素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倾向的影响。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性别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倾向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β＝-0.03， t＝-0.96， P>0.05)，人格五因素中的责任心( β＝-0.12， t＝-4.06， P<0.01)、神经质( β＝0.24， t＝7.54， P<0.01)、宜人性( β＝-0.15， t＝-3.65， P<0.01)、外向性( β＝-0.27， t＝-8.56， P<0.01)、开放性( β＝-0.12， t＝-3.38， P<0.01)对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倾向关系调节作用显著。高责任心、高宜人性、高外向性和高开放性对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倾向的关系具有保护作用，高神经质是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关系的危险调节因素。 结论:大学生人格五因素与负性生活事件、自杀倾向关系密切，人格五因素对生活事件和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一病一优"护理干预在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BPD)抑郁发作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接收的123例青少年BPD抑郁发作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60例)和观察组("一病一优"护理，63例)。对比两组患者的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不良事件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结果:两组患者护理后的HAMD、SD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其中观察组降低幅度更为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一病一优"护理干预在青少年BPD抑郁发作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推广。

目的:探究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收治的442例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4例，女358例，年龄10~17岁。以入院当天的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自杀模块评估结果为指标，根据既往1个月内是否有自杀行为分为自杀未遂组（ n=140）和非自杀未遂组（ n=302）。比较2组患者的社会人口特征、临床特征、内分泌指标及艾森克个性测验（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家庭环境量表简式中文版（The Chinese Vers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Symptoms Questionnaire，FES-F）、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童年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青少年多维焦虑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MASC）、儿童抑郁量表（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CDI）的评分。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 结果: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入院前1个月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为31.67%（140/442），既往总体自杀行为发生率为53.8%（238/442）。相比非自杀未遂组患者，自杀未遂组患者在精神病性症状、共病躯体疾病、既往有过自杀行为更常见，分别为46%（64/140）比26%（77/302）、34%（47/140）比21%（65/302）、81%（114/140）比32%（98/302）（χ 2=18.00、7.34、91.94，均 P<0.05）。量表评分方面，自杀未遂组患者比非自杀未遂组患者，ASLEC中的健康适应因子得分更高［ M（ Q1， Q3）］［6（4，9）比5（3，8）］（χ 2=2.13， P<0.05）；MASC中的躯体症状因子得分更高［26（19.25，31）比24（16，29）］（χ 2=2.50， P<0.05）；CDI中的负性情绪、低自尊、人际问题因子得分以及CDI总分评分也更高（χ 2=2.35、2.96、2.09、2.17；均 P<0.05）。回归分析显示，精神病性症状（ OR=1.85，95% CI：1.13~3.02）、共病躯体疾病（ OR=1.85，95% CI：1.09~3.14）、既往有过自杀行为（ OR=8.34，95% CI：5.01~13.88）是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均 P<0.05）。 结论: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入院前1个月的自杀行为发生率和既往总体自杀行为发生率较高。既往有过自杀行为、存在精神病性症状、共病躯体疾病是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

目的: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职业学校学生自我伤害行为间的关系，以及抑郁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量表对贵州某职业学校的1 000名学生进行问卷筛选性调查，共筛查出具有自我伤害行为的333名学生。再采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反刍思维量表对具有自我伤害行为的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PSS 25.0、Mplus 8.1进行数据分析，并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1)负性生活事件、抑郁、反刍思维和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得分分别为67.00(54.00，79.00)分、47.00(39.00，53.50)分、64.00(54.00，76.00)分和7.00(2.00，10.00)分；(2)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 r＝0.29， P<0.01)、反刍思维( r＝0.40， P<0.01)和自我伤害行为( r＝0.18， P<0.01)均呈正相关；(3)抑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我伤害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7，占总间接效应38.89%；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我伤害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6，占总间接效应33.33%；抑郁和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我伤害行为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5，占总间接效应27.78%。 结论:负性生活事件既可以通过抑郁、反刍思维间接作用于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也可以通过抑郁—反刍思维链式中介间接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人格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风险心理状态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前驱期问卷16项版本(prodromal questionnaire，PQ-16)、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对8 379名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PSS 23.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风险心理状态组大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量表总分[(31.16±0.58)分]、EPQ神经质[(58.20±0.36)分]和精神质[(53.07±0.29)分]因子分均显著高于无风险心理状态组[(15.19±0.15)分，(41.59±0.13)分，(47.71±0.08)分， t＝26.611，42.270，17.286；均 P<0.01]，而EPQ内外向因子分显著低于无风险心理状态组[(49.83±0.42)分，(55.88±0.13)分， t＝-13.634； P<0.01]。风险心理状态组和无风险心理状态组大学生风险心理状态得分与负性生活事件得分均呈正相关( r＝0.290，0.334；均 P<0.01)，风险心理状态得分、负性生活事件得分与人格神经质、精神质得分均呈正相关( r＝0.139～0.469；均 P<0.01)。风险心理状态组大学生风险心理状态得分与人格内外向得分负相关( r＝-0.070； P<0.01)，负性生活事件得分与人格内外向得分不相关，而无风险心理状态组大学生风险心理状态得分、负性生活事件得分与人格内外向得分均呈负相关( r＝-0.177，-0.080；均 P<0.01)。风险心理状态组大学生人格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风险心理状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无风险心理状态组大学生人格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风险心理状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1.43%。 结论:负性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引发大学生风险心理状态，还可以通过内向倾向、不稳定情绪的中介作用间接引发大学生风险心理状态。

目的:比较扫描式葡萄糖监测(FGM)和自我血糖监测(SMBG)对近1年内临床诊断为1型糖尿病(T1DM)的儿童、青少年患者的血糖控制、残存胰岛功能和患者报告结局的影响。方法:将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T1DM门诊就诊的133例新发T1DM的儿童、青少年患者分为2组：FGM组( n＝82)，SMBG组( n＝51)。观察指标包括随访1年期间糖化血红蛋白(HbA 1c)，空腹和餐后2 h血糖(FBG和2 h BG)、C肽(FCP和2 h CP)，ΔCP(2 h CP－FCP)，患者报告的低血糖和糖尿病自我管理及生活质量问卷等结果的变化。 结果:两组患者6个月时HbA 1c均显著下降(均 P<0.05)，6~12个月期间FGM组HbA 1c趋于平稳( P>0.05)，12个月时SMBG组HbA 1c较6个月时显著升高( P＝0.001)，且12个月时SMBG组HbA 1c高于FGM组( P＝0.001)。12个月时，FGM组的FBG与基线水平相当( P>0.05)，而SMBG组的FBG较基线水平明显升高( P＝0.006)。2 h BG仅在FGM组中第6个月和12个月时下降(均 P<0.05)。SMBG组的FCP在12个月时显著降低( P<0.05)，两组2 h CP、ΔCP均逐渐下降(均 P<0.05)。FGM组在6、12个月时出现更多的低血糖事件(均 P<0.05)。6个月时，FGM组T1DM自我管理量表(SMOD-A)评分有显著改善( P＝0.001)。随访期间FGM组的生活质量评分稳定( P>0.05)，而SMBG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有下降趋势( P＝0.052)。 结论:在新发儿童和青少年T1DM患者中，尽早应用FGM进行血糖管理有助于提升HbA 1c和降低餐后血糖。此外，FGM佩戴6个月后患儿的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