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granulomatous lobular mastitis,GLM)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典型的组织病理学特征是小叶非干酪样肉芽肿.GLM发病率较低,多见于育龄妇女,尤其是怀孕和哺乳期间的妇女.GLM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与多种因素有关,如α-1抗胰蛋白酶缺乏、吸烟、感染、妊娠、哺乳、高催乳素血症、口服避孕药和自身免疫异常等.近年来的研究表明,GLM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自身免疫在GLM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作者对近年来GLM的发病机制以及自身免疫在GLM研究中取得的进展作一综述.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全消化道均可受累,尤以末端回肠及邻近结肠多见,呈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作为慢性致残性疾病,克罗恩病可导致瘘管、腹腔脓肿、肠腔狭窄、肠梗阻和肛周病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克罗恩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023年研究报道,中国城镇地区克罗恩病发病率约为0.71/10万,男性好发于30～34岁,女性好发于25～29岁[1].克罗恩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代研究认为是在遗传易感的基础上,由环境因素参与,黏膜免疫系统对肠腔内抗原物质的异常免疫应答进而引起的肠道损伤[2-3].西医治疗克罗恩病主要为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但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的疗效存在"天花板效应",临床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4],而中医药治疗在预防机会感染、抗纤维化、减少并发症、改善营养不良等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5].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胃肠道疾病,其病因极其复杂,与过度免疫反应有关,通过组织损伤和慢性炎症导致活性氧的病理释放.靶向累积的活性氧是抑制炎症性肠病的一种可行策略,相应的,活性氧的过表达也可触发新型给药系统的药物释放,缓解炎症性肠病症状.然而,治疗炎症性肠病的抗氧化剂在恶劣的胃肠道环境中不稳定,为了克服这种缺陷,研究者尝试构建抗氧化剂递送系统,以此来提高抗氧化剂的治疗效果.本文作者对酶、金属、多酚、天然色素、含氮氧化物等具有良好活性氧清除能力的抗氧化剂进行介绍,希望为抗氧化剂递送系统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参考.

目的 观察非动脉炎性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NA-CRAO)患者外周血中部分与炎症相关的血细胞变化.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于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住院治疗的NA-CRAO患者218例(NA-CRAO组)及同期常规体检者218名(对照组)纳入研究.两组受检者年龄(t=0.60)、性别构成比(x2=0.83)、体重指数(t=0.77)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集受检者空腹外周静脉血0.2 ml,检测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NEUT)、淋巴细胞(LYMPH)、红细胞(RBC)、RBC分布宽度(RDW)、血小板(PLT)、平均PLT体积(MPV)、大PLT比率(PLCR),计算NEUT/LYMPH比率(NLR)、PLT/LYMPH比率(PLR).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对P＜0.05的血细胞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各炎症指标的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可信区间(95％CI),根据约登指数(灵敏度+特异性-1)确定最佳临界值.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NA-CRAO组患者WBC、NEUT、NLR、RDW、PLR升高,LYMPH、RBC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68、12.43、9.47、3.64、5.54、5.18、0.46,P＜0.001);两组PLT、MPV、PLC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2、1.56、0.84,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LR是NA-CRAO发生的可能危险因素(比值比=2.51,95％CI0.780～0.859,P=0.03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NLR预测NA-CRAO的AUC为0.819,最佳临界值为3.05,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59.2％、92.7％.结论 NA-CRAO患者外周血细胞中NEUT明显升高,LYMPH减少;NLR是NA-CRAO发生的可能危险因素.

溃疡性结肠炎是以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为主要特征的慢性非特异性炎性疾病,其缓解期多表现为便次增多、便中夹有黏液、偶见少量脓血、黏膜活检炎症指标明显改善等."痰泻"之名首见于《医宗必读》,黄雅慧教授基于书中对痰泻的论述认为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的病位虽在肠腑,实则与脾肺肾密切相关.黄教授指出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的核心病机为湿阻酿痰成瘀,临证以通、化二字为治疗大法,使津气通利、水湿得化而痰泻得止.针对气虚不运、湿流于下,施以参苓白术散加减培土生金以培本;针对阳虚不温、水气流滞,施以四神丸合真武汤加减益火补土以治标;针对湿滞痰阻、气滞血瘀,施以苓桂术甘汤合膈下逐瘀汤加减蠲饮祛瘀以求缓.临证常取佳效,附验案1则以佐证.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病,病程长、治愈难度大且易致癌.Janus酪氨酸蛋白激酶(janus tyrosine protein kinase,JAK)/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ranscription activating factor,STAT)信号通路在UC的发生以及进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靶向JAK/STAT信号通路可有效抑制UC慢性炎症,改善肠黏膜损伤.研究发现,中药单体在调控JAK/STAT信号通路改善UC方面具有良好的潜力,可通过减轻肠道炎症、增强肠黏膜屏障、调控辅助性T细胞17(T helper cell 17,Th17)/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cell,Treg)平衡等多途径发挥治疗作用.本文总结近年来中药单体通过JAK/STAT信号通路改善UC的相关机制研究进展,以期为UC的中医药治疗提供参考.

强直性脊柱炎是临床上一种高致残、高致畸率的慢性炎症性骨病,发病早期常因腰背部疼痛、僵硬感等非特异性症状被忽视."阳病治阴"乃阴阳失调状态的治法之一.卢敏教授认为,强直性脊柱炎常督弱肾亏,内生阴邪,阴缠督阳,阳不胜阴,故阴阳失调,发病常兼糅寒、瘀、痰、湿阴之实邪.治则治法上,标实为盛除阴邪,本虚为主培督肾,同时辨阴证施以散寒、通瘀、蠲痰、逐湿之法化散阴毒,临证每获良效,可谓驱散阴邪以复督回阳以达"阳病治阴"之意.附验案 1则以当参阅.

目的:探讨pSS发生肾损害的关键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其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2020年南京鼓楼医院419例pSS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用R软件Randomizr软件包按3∶1的比例随机分为模型组（315例）和验证组（104例），建模组根据有无肾损害分为2组，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非参数检验。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筛选影响pSS患者肾损害的显著差异因子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校准图和决策分析（DCA）曲线评估模型区分度、校准度及临床实用性。 结果:419例pSS患者中127例（30.3%）发生肾损害，其中肾功能不全89例（70.1%），血尿86例（67.7%），蛋白尿107例（84.2%），肾小管酸中毒49例（38.6%）。与无肾损害相比，肾损害组病程长[3.00（1.00，8.00）年与1.00（0.30，5.00）年； Z=2.33， P=0.005]，更易发生乏力[35.1%（33/94）与23.5%（52/221）， χ2=4.49， P=0.038]、血细胞（三系）减少[白细胞计数4.50（3.30，6.75）×10 9/L与5.40（3.70，8.05）×10 9/L， Z=2.02， P=0.043；血红蛋白99（79，111）g/L与120.00（109.00，128.00）g/L， Z=6.59， P<0.001；血小板计数152.00（89.25，204.25）×10 9/L与188.00（117.99，241.00）×10 9/L， Z=2.61， P=0.009]，炎症反应更重[ESR 48.50（29.75，86.25）mm/1 h与26.00（11.00，52.00）mm/1 h， Z=5.83， P<0.001；CRP 5.80（3.40，18.45）mg/L与4.40（2.60，11.40）mg/L， Z=2.33， P=0.020]，抗SSA/抗SSB抗体阳性率更高[79.9%（75/94）与62.0%（137/221）， χ2=9.49， P=0.002；37.2%（35/94）与18.1%（40/221）， χ2=13.31， P<0.001]，而肺部累及相对较少[20.2%（19/94）与33.9%（75/221）， χ2=5.93， P=0.01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LASSO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提示EULAR干燥综合征疾病活动指数（ESSDAI）评分>9分[ OR值（95% CI）=9.019（3.294，24.689）， P<0.001]、干眼症[ OR值（95% CI）=2.853（1.502，5.422）， P=0.001]、贫血[ OR值（95% CI）=3.819（1.913，7.626）， P<0.001]、补体C3[ OR值（95% CI）=2.453（1.233，4.879）， P=0.011]、低白蛋白[ OR值（95% CI）=6.898（3.007，15.821）， P<0.001]及CRP>8 mg/L[ OR值（95% CI）=2.168（1.136，4.139）， P=0.019]是pSS患者肾损害的显著预测因素。预测组和验证组的AUC（95% CI）分别为0.851（0.806，0.896）及0.832（0.742，0.922），模型图和DCA均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特异性和临床效能。 结论:该模型预测因素简单易得，区分度及校准度良好，可作为一种早期筛选pSS肾损害方法。

非IgE介导的食物过敏多在接触致敏食物后数小时到数天出现腹泻、黏液便、血便、反流、呕吐等消化道症状。其发病机制可能与食物过敏原激活肠道T细胞分泌TNF-α、IL-4等促炎细胞因子，导致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向肠腔迁移，引起肠道炎症反应、造成肠道通透性增加有关。目前尚无快速特异的诊断方法，主要根据临床表现结合食物回避及口服食物激发试验诊断。近年来粪便生物标志物作为判断肠道炎症的特异性指标广泛应用于肠道感染、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辅助诊断和病情评估，但在胃肠道过敏性疾病中的应用报道甚少。该文将重点阐述粪便钙卫蛋白、粪便嗜酸性粒细胞源性神经毒素在非IgE介导的食物过敏中的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然而，很多患者在出院时都有炎症后肺纤维化，部分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UIP）或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并有不同程度的活动后呼吸困难。此炎症后肺纤维化能否完全吸收，对肺功能的影响是否会持续存在，只有随访能够回答。现有治疗肺纤维化的药物是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尚未有应用于炎症后肺纤维化的报道。根据既往SARS和MERS的随访经验及目前COVID-19的控制现状，我们需对出院患者加强随访，以了解炎症后肺纤维化的转归，必要时开展药物临床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