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巨细胞瘤是一种具有局部侵袭性的交界性原发骨肿瘤,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特征性表现为溶骨性病变.骨巨细胞瘤具有一定的遗传特征,表现为H3F3A基因突变,该突变成为骨巨细胞瘤的特异性标记物.手术治疗是骨巨细胞瘤的主要治疗方法,包括病灶内刮除术和整块切除术及术后重建.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等治疗药物的应用打开了骨巨细胞瘤治疗的新局面.靶向治疗也成为骨巨细胞瘤研究领域的新热点.该文就骨巨细胞瘤在手术、放疗、药物及靶向治疗等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晚期乳腺癌预后较差，疾病特征复杂，后线解救治疗较为困难，但是通过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案，部分患者可以实现长期带瘤生存，获得较好的生存质量。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晚期乳腺癌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基因靶向治疗使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基因检测是分子分型诊断、遗传风险预测、疗效监测、耐药提示以及治疗方案选择的重要手段，对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分子病理诊断、靶向药物选择以及治疗模式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共识专家委员会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归纳晚期乳腺癌基因检测的热点问题，深入探讨晚期乳腺癌基因检测的适用人群和临床意义、不同分子分型患者的检测基因和分子标志物、循环肿瘤DNA、全外显子基因检测的应用，总结规范二代测序技术在临床中使用的注意事项，指导临床医师合理应用基因检测，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因检测信息，从而制定更精准的治疗策略。

胰腺癌作为预后最差的消化道肿瘤，50%病人确诊时已合并远处转移，其中以肝脏转移最常见。胰腺癌合并远处转移一直被认为是手术禁忌证，但在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模式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化疗、靶向药物的研发及治疗方案的新型组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部分经化疗筛选的肝脏寡转移病人，外科治疗可显著改善预后。笔者回顾近年胰腺癌合并肝脏寡转移的治疗现状与进展，深入探讨其外科治疗的指征，评价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转移性肾癌原发灶联合转移灶切除术后的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1年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2例肾癌伴远处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0例，女2例。平均年龄53.7(36~67)岁。平均体质指数(BMI)25.8(20.9~30.8)kg/m 2。右肾肿瘤6例，左肾肿瘤6例。原发肿瘤平均直径7.1(2.7~16.0)cm。肺转移2例，肝转移1例，骨转移9例。12例均先后完成肾原发灶和转移灶切除手术。原发灶切除术后出现转移灶的中位时间为2.5(1~84)个月。 结果:本研究12例原发灶切除术后病理结果：肾透明细胞癌10例，肾乳头状细胞癌2型1例，肾集合管癌1例；转移灶病理结果均与原发灶相同。原发灶切除术后行化疗3例，放疗6例，靶向药物治疗2例。12例中位随访时间34(2~96)个月，3例(25%)死亡。其中年龄( P=0.265)、性别( P=0.183)、BMI( P=0.152)、原发灶肿瘤大小( P=0.082)、是否行放化疗和靶向治疗( P=0.915)与总生存率之间无明显相关性，原发灶切除术后转移灶出现时间( P=0.046)与总生存率显著相关。 结论:原发灶切除术后至转移灶出现的时间是影响转移性肾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1例53岁双眼视物模糊10余天女性患者，既往因腹股沟淋巴结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口服靶向药物维莫菲尼。检查发现左眼房水闪光，视盘水肿，双眼黄斑区神经上皮脱离，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检查示早中期点状强荧光，晚期渗漏荧光呈多湖状，诊断为双眼福格特-小柳-原田综合征（VKH综合征）。眼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并在肿瘤科指导下间断服用维莫菲尼至停药。治疗后双眼视力改善，眼前节炎性反应消退，视网膜神经上皮复位，色素上皮脱色素呈晚霞样眼底。

胆囊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胆道系统肿瘤，预后差。酪氨酸激酶受体（ErbB）信号通路是胆囊癌研究中最为深入的信号通路之一，与胆囊癌的发生发展、转移与耐药等恶性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部分针对ErbB信号通路的靶向治疗药物在胆囊癌的临床试验中展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本文就近年来ErbB信号通路在胆囊癌中的研究新进展与靶向治疗新理念作一综述。

难治性过敏性哮喘是指使用高剂量吸入皮质类固醇(含或不含其他控制性药物)治疗，病情仍得不到控制的、较为顽固的过敏性哮喘。作为重组人源化IgE单克隆抗体的奥马珠单抗，是目前唯一被授权应用于6～18岁中、重度难治性过敏性哮喘患儿的生物制剂。其对血清游离IgE具有高度特异性，能有效阻断IgE与肥大细胞、嗜碱粒细胞等炎症细胞膜表面的高亲和力受体FcεRⅠ相结合，下调该受体在炎症细胞表面的表达，阻止炎症细胞脱颗粒而引发的过敏反应。与单纯使用常规控制性药物相比，联合奥马珠单抗作为附加治疗，能显著降低哮喘急性发作风险和恶化率，减少频繁就医状况及皮质类固醇的使用剂量，改善肺功能，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为满足肿瘤精准治疗时代的临床需求，肺癌的病理诊断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肺癌组织学分类的不断更新、用于指导靶向药物治疗的分子检测、免疫治疗相关标志物的检测及新辅助治疗后病理评估方面的进展。新时代肺癌病理诊断体现了临床-影像-病理等多学科诊断模式，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精准化，以期更好地为临床提供治疗及预后指导。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CDK4/6）抑制剂已成为激素受体阳性（H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晚期乳腺癌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CDK4/6抑制剂耐药的患者，尤其是原发耐药或快速进展患者的后续治疗，目前仍缺乏标准推荐。CDK4/6抑制剂的再挑战，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的联合使用、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及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等，均是CDK4/6抑制剂进展后患者可选的治疗策略。此外，众多新型靶向药物和新的联合治疗策略也在不断探索。未来还应建立基于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策略，以及不同治疗的最佳使用顺序。

乳腺癌是一种起源于遗传基础的高度异质性肿瘤，在形态学、免疫表型和治疗反应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对乳腺癌的治疗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此，了解肿瘤细胞内不同分子生物状态和表达的多样性对乳腺癌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至关重要。超声造影(CEUS)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实时诊断技术，在乳腺肿瘤的检查中得到了普遍应用。目前，国内外许多文献报道了乳腺癌相关分子生物学指标与CEUS的特性有一定的相关性，有望通过无创、便捷的超声检查为术前治疗提供参考依据。超声造影剂联合超声可介导乳腺癌的药物治疗，使药物的定点递送和靶向调节成为可能，从而提升了化疗药物的效率。本文就乳腺癌相关分子标志物与CEUS的相关性及超声造影剂在乳腺癌靶向治疗方面应用的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