颅骨和脊柱结构间的生物力学关系使两者可能发生伴随损伤,头部损伤合并颈椎损伤的发生率为6.5％.在强直性脊柱炎中,由于脊柱僵硬,骨折风险可能增加3～4倍,并随着疾病持续时间延长而增加.脊柱骨折患者中有52.1％的患者患有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脊柱骨折延迟诊断率为31.4％,其中三分之一的患者出现延迟性SCI.漏诊会造成严重后果,有报道称手术治疗可降低死亡风险,特别是早期手术.创伤后要考虑因SCI导致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CA)的可能[1-4].本研究报道1例有强直性脊柱炎40余年的老年患者,颅脑创伤伴高位颈部SCI致院前CA延迟诊断最终死亡的病例.

创伤性颅脑损伤(TBI)后的病理过程在急性期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在继续演变，常出现神经变性和神经退行性后遗症。神经血管单元(NVU)功能障碍导致的微循环血管功能障碍和血脑屏障功能障碍，与众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过程密切相关。针对NVU功能障碍病理机制的研究是TBI相关性神经变性的热点研究领域。本文围绕上述内容进行综述，以期为治疗TBI后神经变性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观察真菌性蝶窦炎所致视觉功能损伤患者的临床特征，初步分析其与视力预后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06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经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确诊的真菌性蝶窦炎致视觉功能损伤患者44例55只眼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均因单眼或双眼视力下降，或双眼复视、眼球运动受限、上睑下垂首诊于眼科。患者均行视力、眼底彩色照相检查。同时行鼻窦或眼眶CT检查37例，副鼻窦、颅脑或眼眶磁共振成像（MRI）检查34例。患者均行鼻内镜下鼻窦开放联合窦内病灶清除手术；手术后行抗真菌药物治疗14例。手术后平均随访时间（59.61±37.70）个月。侵袭性、非侵袭性真菌性蝶窦炎患者临床特征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选取单因素分析中 P<0.2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44例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25例；男女性别比为1∶1.3；出现视觉症状时平均年龄（61.48±12.17）岁。患有免疫功能异常性疾病23例（52.3%，23/44），其中糖尿病21例。主述视力下降33例44只眼（75.0%，33/44）；双眼复视伴眼球运动障碍15例（34.0%，15/44），其中同时伴视力下降6例。就诊时患眼视力无光感~0.8。伴头痛35例（79.5%，35/44），伴鼻部症状14例（31.8%，14/44 ）。蝶窦曲霉菌、毛霉菌感染分别为40、4例。行鼻窦或眼眶CT检查的37例患者，均可见窦腔内软组织填充；其中窦腔内高密度钙化影19例（51.4%，19/37 ），窦壁骨质缺损24例（64.9%，24/37 ），窦壁骨质增生硬化26例（70.3%，26/37 ）。行副鼻窦、颅脑或眼眶MRI检查的34例患者中，蝶窦内病变T1WI呈弱信号、强信号、等信号分别为14、10、9例；T2WI呈强信号、弱信号、等信号分别为13、16、2例；增强后病变强化11例，无明显强化23例，病变周围黏膜增厚强化。病变累及眶尖、海绵窦分别为18、16例；同时累及眶尖及海绵窦12例。手术后6个月，视力显著提高27只眼（65.9%，27/41），视力无改善14只眼（34.1%，14/41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窦壁骨质增生硬化改变与较高视力改善率相关（比值比=0.089，95%可信区间0.015~ 0.529， P=0.008 ）。 结论:真菌性蝶窦炎相关视觉功能损伤相对多见于免疫功能低下的老年女性患者；单眼视力下降伴持续头痛为最常见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发现蝶窦内病变是诊断的重要依据。蝶窦开放联合窦内病灶清除是其有效治疗方法，手术后多数患者视力可得到改善；蝶窦壁骨质有增生硬化改变者，视力预后相对较好。

继发性损伤是决定颅脑创伤患者预后的重要病理基础，也是干预措施发生疗效的关键，因此探明继发性损伤中的关键分子机制，寻找药物作用靶点，具有重要的价值。长链非编码RNA是一类长度大于200 nt的核苷酸，在生物体的多种生理与病理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相关研究表明，长链非编码RNA能调控神经细胞凋亡、氧化应激、炎性反应、血管再生、神经修复和脑水肿等继发性脑损伤过程，从而影响到颅脑创伤疾病的发展、治疗和预后。因此，本文旨在归纳总结长链非编码RNA对颅脑创伤后的损伤调控作用和机制，及其在生物标志物和药物靶点中的应用前景。

颅脑创伤目前仍是严重影响人群健康的疾病类型。近年来，颅脑创伤的救治水平不断提高，但仍存在区域间医疗能力不均、长期预后指标不佳等问题。颅脑创伤临床管理质量的提升成为进一步提高其治疗效果的关键。本文着重对我国颅脑创伤救治的质量控制和提升进行论述。

临床上常见的神经系统危重症包括重型急性创伤性颅脑损伤(TBI)、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和急性缺血性卒中(AIS)等。贫血是神经系统危重症患者的常见并发症，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与不良预后密切相关。TBI危重症患者贫血发生率高达50%，是该类患者较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约51.8%的SAH患者合并患有贫血 [1]；AIS患者贫血发生率约为44.4% [2]。在健康成人中，Hb水平低于70 g/L时可能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神经系统危重症患者在原有严重的脑部疾病基础上更可能发生贫血及低氧血症，继而加重病情。红细胞输注(RBCT)可提高Hb水平，增加脑供氧量。然而近年来有研究表明，神经系统危重症患者接受RBCT后，迟发性脑缺血、感染、血栓形成和输注相关肺损伤等不良事件增加。目前对于神经系统危重症患者RBCT的指征及方案仍存在争议。本文就神经系统危重症患者的贫血与RBCT策略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分析表现为双侧丘脑病变的硬脑膜动静脉瘘（DAVF）患者的临床表现、发病机制、诊断、治疗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3例表现为双侧丘脑病变的DAVF患者临床资料，并行相关文献的复习。结果:例1为56岁女性，病程1个月，亚急性起病，逐渐加重，表现为乏力、嗜睡、恶心、呕吐、小便失禁，无法坐稳；例2为53岁男性，病程1个月，急性起病，逐渐进展，表现为意识障碍、行走困难、高级皮质功能减退；例3为68岁男性，病程8 d，急性起病，表现为记忆力减退、意识障碍及精神症状。3例患者颅脑CT均可见双侧丘脑低密度影，磁共振成像（MRI）示双侧丘脑肿胀，头颅磁共振血管造影（MRA）或CT血管造影（CTA）均可见与动脉关系密切的静脉或静脉窦显影。例1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示双侧枕动脉-直窦动静脉瘘，行手术切除治疗，术后4个月意识清楚，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5分。例2行DSA示右侧颈外动脉参与供血的硬脑膜动静脉瘘，行血管内栓塞治疗，症状缓解。术后1年未复发，mRS评分2分。例3行DSA示枕部窦汇区硬脑膜动静脉瘘，行手术切除治疗。术后1年多，患者意识清楚，mRS评分5分。结论:DAVF引起的双侧丘脑病变是比较少见的疾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当颅脑CT/MRI示双侧丘脑病变，MRA/CTA出现静脉血管影或临床表现为意识障碍或认知功能减退时要考虑DAVF。DSA是确诊DAVF的“金标准”，该病的治疗主要以血管内栓塞和手术切除治疗为主。

目的:总结脑室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手术治疗甲基丙二酸血症（methylmalonic acidemia，MMA）继发脑积水的临床经验，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山东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采用脑室镜第三脑室底造瘘手术治疗的7例合并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MMA继发脑积水患儿，其中男4例，女3例；手术时中位年龄为9个月，范围在6个月至1岁。患儿行外周血基因分析明确诊断，术后长期药物治疗基础代谢性疾病，患儿于术后1、3、6、12个月门诊复查，行外周血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行颅脑CT或磁共振成像检查，使用Gesell发育量表随诊智力发育。结果:7例患儿手术均顺利完成，无围手术期死亡患儿，其中1例患儿术后6 d开始出现明显颅内压增高表现，再次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其余6例经过药物及手术治疗后既往症状消失。患儿术后均长期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2.7年，范围在1~5年，随访期间患儿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无颅内血肿、无神经源性肺水肿发生。7例患儿室旁水肿消失，4例患儿脑室较术前减小。患儿经手术、药物及康复训练综合治疗手段，发育商较术前平均改善12分，范围在8~16分。结论:对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合并MMA继发脑积水的患儿，临床应积极进行术前筛查，当发现第三脑室底凹陷明显符合手术指征时，及时行脑室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手术治疗患儿有效，且能避免终身分流产生并发症的风险。

经颅光生物调节或经颅激光治疗是指利用单光源或多光源，经颅脑定位后从颅单侧或双侧直接或间接照射中枢神经系统，从而起到光生物调节作用的一种技术。近年来，随着脑功能检测与神经调控技术的发展，重复经颅磁刺激、经颅直流电刺激、经颅超声等广泛应用于临床，非侵入式激光神经调控技术在临床上应用较少。本文就光生物调节在脑疾病应用中的研究进展及其可能的机制做一综述。

目的:分析颅脑损伤术后医院获得性肺炎（HAP）的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枣庄市峄城区人民医院诊治的329例颅脑损伤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术后是否发生HAP分为HAP组（42例）和非HAP组（287例），比较两组患者年龄、发病至手术时间、手术用时、住院时间的差异；比较两组术前因素、术中因素、术后因素的差异，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颅脑损伤术后HAP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HAP组年龄、发病至手术时间、手术用时、住院时间长于非HAP组[（55.09 ± 8.14）岁比（45.98 ± 8.06）岁、（9.65 ± 0.54） h比（7.43 ± 0.72） h、（332.54 ± 72.65） min比（281.09 ± 78.54） min、（17.13 ± 2.56） d比（15.02 ± 3.09）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在颅脑疾病类型分布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HAP组和非HAP组在是否有肺部病变史、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8分与≥ 8分、是否急诊手术、术前是否使用抗生素、是否行气管切开、气管插管、留置胃管以及术后是否抬高床头30° ~ 45°、是否给予质子泵抑制剂、颅脑外伤与非外伤疾病、有无机械通气、肠内营养开始时间、有无给予糖皮质激素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0岁、手术时间>4 h、术前GCS<8分、急诊手术、气管切开、留置胃管是颅脑损伤手术患者术后发生HAP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对于颅脑损伤行手术治疗的患者，需要结合年龄、术前GCS评分、急诊后择期手术、手术时间等预估术后HAP风险，把控风险因素。